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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浅见，这里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世界的语言有多少种没有精确统计；二是对“文字”下的定义各有不同，“见仁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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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肯尼思·卡兹纳在《世界的语言》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目前世界的语言有数千种。要确定一个准确的或约略的种数，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许多语言，还几乎不为人所知；并且不可能在语言和方言之间划一道明显的界线。在很多情况下，当一个地区的语言渐渐地和邻区的语言混合起来时，就很难确定当地说的是什么语言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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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它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文字与语言有密切的关系；世界上有的语言历史上存在过（而后“消亡”的或被当作“死的语言”），有的语言有文字，而更多的（特别是那些“不为人知”的小语种）语言则是或可能是“无文字的语言”。如果说“目前世界的语言有数千种”，那么，目前世界的文字（且不说历史上出现过而后消亡或被别的文字取代的各种文字符号）有多少种，确实也是一个“未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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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裘锡圭说：“在文字定义问题上，语言文字学者分狭义和广义两派。狭义派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广义派大致认为，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都可以称为文字……我们是狭义派，因为在传统的汉语文献里，历来是用‘文字’这个词称呼记录语言的符号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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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通读这部“译本”，再对应上面的引文，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法：伊斯特林本人没有说自己属于“广义派”还是“狭义派”，但他的《文字的历史》对文字的“定义”和阐述，表明他本人既是“狭义派”，又属于“广义派”（见译本的“第二章”和“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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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世界的文字种数“未定”，但文字学的研究并不追求对世界古今文字种类的数量统计，而是着力于描述和分析研究文字的类别、类型与分类，以及各文字产生的历史条件、发展阶段，它们的“发展谱系”和相互关系，以及与一定语言的关系，与历史上形成的“宗教”的关系等；此外，文字学的研究还须考虑到在新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如“文字改革”“正字法”等如何满足和适应社会需要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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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看到，即使上面列举的一些问题（如文字发展的阶段），中外学界也有不一致的认识和阐述。例如，我国20世纪出版的《辞海·语言文字（分册）》中写道：“……文字有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这三种类型标志着文字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3)试比较：“D．Bolinger等人编的《Aspects of Language》（《语言面面观》第11章第2节‘The Growth of Writing’——‘文字的发展’）……将文字发展的三个阶段表述为：（1）‘Word writing’（表词文字）；（2）‘Syllable writing’（音节文字）；（3）‘sound writing，the alphabet’（表音位文字，字母）。取消了不准确的、容易使人产生误会的ideographie writing（字面翻译是‘表概念文字’，我国常误译为‘表意文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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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较本译著的相关章节和使用的“分类法”以及名称术语等，我们会看到不同作者之间在相关问题上存在着彼此相同和不同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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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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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世界古今的文字（包括某些已消亡的“书写符号”）经历什么“阶段”和几个“阶段”，但有一点必须提及，也是本书作者伊斯特林所强调的，世界文字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字系统都经历过这“三个”（或更多的别的）发展阶段，即使最古老的文字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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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样呢？这就要分析研究世界古今不同类型的文字体系（现有的和曾有过的）是如何产生（出现）的，或者说，这些文字的形成方式大致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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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锡圭教授认为，“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文字也不例外。以别的语言的文字为依傍，有时能为一种语言很快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文字来。但是对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文字来说，从第一批文字的出现到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的最后形成，总是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我们把还不能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称为原始文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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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论述告诉我们，世界各类文字的形成基本上有两种方式（甚至还可以说两种“速度”）：一种是“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另一种是“以别的语言的文字为依傍”（即“借鉴”别的语言的文字符号）而“制定出”的（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仿造的”），而且这种文字是“很快地制定出”来的。前者以我们的汉字、古埃及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等“独立创造的”文字为代表；后者为数更多，例如当今世界众多语言使用的拼音文字（又称字母文字）几乎都源自拉丁字母（又称“罗马字母”），而拉丁字母和斯拉夫文字（俄语字母、保加利亚语字母等）都源自古希腊字母，而古希腊字母又源自腓尼基字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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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的各类文字体系的发展谱系示意图在这方面给了很好的展示。本书作者甚至斩钉截铁地说：“……文字史上没有任何一种字母-音位文字体系是完全独立形成的。”所谓“字母-音位文字”又称为“字母-表音文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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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们知道的自古至今世界各类型文字归结为“独立创造”型和“借鉴仿造”型（这是译者自造的文字学“术语”）这两类外，我们还需要知道，谈语言文字时，要分别文字学上用的“文字”二字和特指的文字符号（或文字体系、文字类型等）。在这方面，我们在翻译和审校本书译文和作者使用的“引文”时有这样一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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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本书第六章《字母-音素文字(6)的产生》（《Boзникнoвeниe бyквeннo-звyкoвoгo пиcьмa》）（该书第二版第258-259页）一开始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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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音位文字的出现对发展世界文化有过重大的意义。例如，恩格斯就把字母-音位文字的出现同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联系起来。他在叙述“文明”时代以前的“野蛮”时代的各个不同阶段时写道：“高级阶段。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因字母-音素文字的出现与它的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转入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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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恩格斯的这句话的译文摘自《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二十多年后，199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译文是：“高级阶段。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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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叶蜚声、徐通锵教授在其所著的《语言学纲要》中写道：“文字的创制使人类的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所以恩格斯说，人类‘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文字的创造和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7)这里用的“文字”二字是否就是指“字母-音位文字”（即“拼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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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苏联有些语言文字学者没有把恩格斯在此文［俄语译文《Пpoиcxoждeниe ceмьи，чacтнoй coбcтвeннocти и гocyдapcтвa》（《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字母-表音文字”的出现（Пoявлeниe“бyквeннo-звyкoвoгo пиcьмa”）和关于“一般文字系统”的产生（Boзникнoвeниe“пиcьмeннocти вooбщe”）加以区别的种种说法，本书作者伊斯特林特意在同页的注①上写明：“某些作者错误地把恩格斯的这一说法当作是谈一般文字系统的产生，而不是谈字母-表音文字的出现。”（“Heкoтopыe aвтopы oшибoчнo oтнocят этo выcкaзывaниe Ф．Энгeльca нe к пoявлeнию бyквeннo-звyкoвoгo пиcьмa，a к вoзникнoвeнию пиcьмeннocти вooбщ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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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包括第九章“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苏联各民族的文字体系”在内，第六章“字母-音素文字的产生”、第七章“辅音-音素文字发展的规律”和第八章“元音-音素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这四章占全书篇幅的一半，值得我们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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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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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根据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苏联出版的语言文字书籍的实际情况写道：“用俄语出版的有关普通文字史的著作为数极少。”（第II页）相反，我们读到，当时用俄语出版的（包括翻译的）有关斯拉夫-俄罗斯语言文字史和文字学理论的著作和论文却为数甚多，有的堪称“鸿篇巨制”，如苏联学者Л．B．切列普宁著的《俄罗斯古文字学》(8)，600多页，几十幅插页插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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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还写道：“苏联出版了两部国外学者著的有关普通文字史的著作：1950年出版的捷克学者Č．Loukotka的《文字的发展》（据1946年版）(9)和1963年出版的英国学者D．Diringer的《字母》（据1949年版）(10)。但是无论对广大读者还是专家——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这两本书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第II-II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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