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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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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世界古今的文字（包括某些已消亡的“书写符号”）经历什么“阶段”和几个“阶段”，但有一点必须提及，也是本书作者伊斯特林所强调的，世界文字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字系统都经历过这“三个”（或更多的别的）发展阶段，即使最古老的文字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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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样呢？这就要分析研究世界古今不同类型的文字体系（现有的和曾有过的）是如何产生（出现）的，或者说，这些文字的形成方式大致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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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锡圭教授认为，“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文字也不例外。以别的语言的文字为依傍，有时能为一种语言很快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文字来。但是对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文字来说，从第一批文字的出现到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的最后形成，总是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我们把还不能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称为原始文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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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论述告诉我们，世界各类文字的形成基本上有两种方式（甚至还可以说两种“速度”）：一种是“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另一种是“以别的语言的文字为依傍”（即“借鉴”别的语言的文字符号）而“制定出”的（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仿造的”），而且这种文字是“很快地制定出”来的。前者以我们的汉字、古埃及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等“独立创造的”文字为代表；后者为数更多，例如当今世界众多语言使用的拼音文字（又称字母文字）几乎都源自拉丁字母（又称“罗马字母”），而拉丁字母和斯拉夫文字（俄语字母、保加利亚语字母等）都源自古希腊字母，而古希腊字母又源自腓尼基字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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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的各类文字体系的发展谱系示意图在这方面给了很好的展示。本书作者甚至斩钉截铁地说：“……文字史上没有任何一种字母-音位文字体系是完全独立形成的。”所谓“字母-音位文字”又称为“字母-表音文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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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们知道的自古至今世界各类型文字归结为“独立创造”型和“借鉴仿造”型（这是译者自造的文字学“术语”）这两类外，我们还需要知道，谈语言文字时，要分别文字学上用的“文字”二字和特指的文字符号（或文字体系、文字类型等）。在这方面，我们在翻译和审校本书译文和作者使用的“引文”时有这样一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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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本书第六章《字母-音素文字(6)的产生》（《Boзникнoвeниe бyквeннo-звyкoвoгo пиcьмa》）（该书第二版第258-259页）一开始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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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音位文字的出现对发展世界文化有过重大的意义。例如，恩格斯就把字母-音位文字的出现同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联系起来。他在叙述“文明”时代以前的“野蛮”时代的各个不同阶段时写道：“高级阶段。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因字母-音素文字的出现与它的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转入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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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恩格斯的这句话的译文摘自《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二十多年后，199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译文是：“高级阶段。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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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叶蜚声、徐通锵教授在其所著的《语言学纲要》中写道：“文字的创制使人类的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所以恩格斯说，人类‘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文字的创造和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7)这里用的“文字”二字是否就是指“字母-音位文字”（即“拼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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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苏联有些语言文字学者没有把恩格斯在此文［俄语译文《Пpoиcxoждeниe ceмьи，чacтнoй coбcтвeннocти и гocyдapcтвa》（《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字母-表音文字”的出现（Пoявлeниe“бyквeннo-звyкoвoгo пиcьмa”）和关于“一般文字系统”的产生（Boзникнoвeниe“пиcьмeннocти вooбщe”）加以区别的种种说法，本书作者伊斯特林特意在同页的注①上写明：“某些作者错误地把恩格斯的这一说法当作是谈一般文字系统的产生，而不是谈字母-表音文字的出现。”（“Heкoтopыe aвтopы oшибoчнo oтнocят этo выcкaзывaниe Ф．Энгeльca нe к пoявлeнию бyквeннo-звyкoвoгo пиcьмa，a к вoзникнoвeнию пиcьмeннocти вooбщ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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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包括第九章“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苏联各民族的文字体系”在内，第六章“字母-音素文字的产生”、第七章“辅音-音素文字发展的规律”和第八章“元音-音素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这四章占全书篇幅的一半，值得我们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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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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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根据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苏联出版的语言文字书籍的实际情况写道：“用俄语出版的有关普通文字史的著作为数极少。”（第II页）相反，我们读到，当时用俄语出版的（包括翻译的）有关斯拉夫-俄罗斯语言文字史和文字学理论的著作和论文却为数甚多，有的堪称“鸿篇巨制”，如苏联学者Л．B．切列普宁著的《俄罗斯古文字学》(8)，600多页，几十幅插页插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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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还写道：“苏联出版了两部国外学者著的有关普通文字史的著作：1950年出版的捷克学者Č．Loukotka的《文字的发展》（据1946年版）(9)和1963年出版的英国学者D．Diringer的《字母》（据1949年版）(10)。但是无论对广大读者还是专家——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这两本书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第II-II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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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上面的“用俄语出版的”和“用俄语翻译的”中的“俄（语）”改为“汉（语）”或者改为“中文”，并以此来说明我国的有关普通文字史的著作的出版和使用情况，我们觉得，那也可能是符合中国实情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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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伊斯特林的《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是“苏联时期第一部论述文字的一般历史和理论的综合性专著，作者力求使本书不仅对专家适用，而且也为广大读者所接受”，那么我们中国是否有过与上述“苏联时期”的情形相类似的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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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先生在2011年的一次访谈中说道：“1954年我写了一本小书《字母的故事》，略述世界古今字母的历史，提供选择字母的参考。毛主席的秘书曾来取走这本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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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世界古今字母的历史”就是世界古今字母文字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我国正酝酿“汉字改革”，征求改革方案——采取何种“字母形式”供“汉语拼音方案”之用；“后来还是采用罗马字母”(13)（又称拉丁字母）。周有光先生提出的“汉语拼音体系”，被“文字改革委员会”优先选用，因而他也被后世人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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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断言，周有光先生的“略述世界古今字母的历史”的《字母的故事》，是不是当时中国的“第一部”论述字母文字的一般历史和理论的专著，但无论如何，这本供当年作“决策参考”的“小书”，却起了极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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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和出版外国学者的学术著作，是我国学界和文化出版各界的一种担当。但总的来说，一些“涉外”学科和学术领域，不仅翻译的数量少，而且质量也有待提高。正如鲁迅先生谈到当年我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状况时所说：“外国文学的翻译极其有限……所谓可资‘他山之石’的东西实在太贫乏。”（《中国杰作小说》小引）今天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翻译外国学术著作（除外国文史哲的经典著作和少数西方美学、伦理学等学科的著作外），如关于语言文字的理论和历史，“可资‘他山之石’的东西”同样也贫乏，虽然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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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等撰文呼吁：“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14)世界各种文字、由不同文字书写的文献，以及文字学、文字史等，与世界古典文明的关系极大。例如，谈拉丁字母，必然要与古希腊字母联系起来；谈古希腊字母，必然要同远古腓尼基字母联系起来，进而与“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文明”等联系起来。两河流域文明的初期阶段，那里的人民——先是苏美尔人，后来是阿卡德人、亚述-巴比伦人等，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创造了一种文字——所谓“楔形文字”（见本书第五章等有关部分）。作为推进人类文明的先行者之一，他们同古代中国人、古埃及人等一样，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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