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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本书第六章《字母-音素文字(6)的产生》（《Boзникнoвeниe бyквeннo-звyкoвoгo пиcьмa》）（该书第二版第258-259页）一开始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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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音位文字的出现对发展世界文化有过重大的意义。例如，恩格斯就把字母-音位文字的出现同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联系起来。他在叙述“文明”时代以前的“野蛮”时代的各个不同阶段时写道：“高级阶段。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因字母-音素文字的出现与它的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转入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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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恩格斯的这句话的译文摘自《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二十多年后，199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译文是：“高级阶段。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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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叶蜚声、徐通锵教授在其所著的《语言学纲要》中写道：“文字的创制使人类的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所以恩格斯说，人类‘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文字的创造和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7)这里用的“文字”二字是否就是指“字母-音位文字”（即“拼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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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苏联有些语言文字学者没有把恩格斯在此文［俄语译文《Пpoиcxoждeниe ceмьи，чacтнoй coбcтвeннocти и гocyдapcтвa》（《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字母-表音文字”的出现（Пoявлeниe“бyквeннo-звyкoвoгo пиcьмa”）和关于“一般文字系统”的产生（Boзникнoвeниe“пиcьмeннocти вooбщe”）加以区别的种种说法，本书作者伊斯特林特意在同页的注①上写明：“某些作者错误地把恩格斯的这一说法当作是谈一般文字系统的产生，而不是谈字母-表音文字的出现。”（“Heкoтopыe aвтopы oшибoчнo oтнocят этo выcкaзывaниe Ф．Энгeльca нe к пoявлeнию бyквeннo-звyкoвoгo пиcьмa，a к вoзникнoвeнию пиcьмeннocти вooбщ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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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包括第九章“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苏联各民族的文字体系”在内，第六章“字母-音素文字的产生”、第七章“辅音-音素文字发展的规律”和第八章“元音-音素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这四章占全书篇幅的一半，值得我们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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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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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根据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苏联出版的语言文字书籍的实际情况写道：“用俄语出版的有关普通文字史的著作为数极少。”（第II页）相反，我们读到，当时用俄语出版的（包括翻译的）有关斯拉夫-俄罗斯语言文字史和文字学理论的著作和论文却为数甚多，有的堪称“鸿篇巨制”，如苏联学者Л．B．切列普宁著的《俄罗斯古文字学》(8)，600多页，几十幅插页插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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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还写道：“苏联出版了两部国外学者著的有关普通文字史的著作：1950年出版的捷克学者Č．Loukotka的《文字的发展》（据1946年版）(9)和1963年出版的英国学者D．Diringer的《字母》（据1949年版）(10)。但是无论对广大读者还是专家——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这两本书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第II-II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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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上面的“用俄语出版的”和“用俄语翻译的”中的“俄（语）”改为“汉（语）”或者改为“中文”，并以此来说明我国的有关普通文字史的著作的出版和使用情况，我们觉得，那也可能是符合中国实情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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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伊斯特林的《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是“苏联时期第一部论述文字的一般历史和理论的综合性专著，作者力求使本书不仅对专家适用，而且也为广大读者所接受”，那么我们中国是否有过与上述“苏联时期”的情形相类似的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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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先生在2011年的一次访谈中说道：“1954年我写了一本小书《字母的故事》，略述世界古今字母的历史，提供选择字母的参考。毛主席的秘书曾来取走这本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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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世界古今字母的历史”就是世界古今字母文字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我国正酝酿“汉字改革”，征求改革方案——采取何种“字母形式”供“汉语拼音方案”之用；“后来还是采用罗马字母”(13)（又称拉丁字母）。周有光先生提出的“汉语拼音体系”，被“文字改革委员会”优先选用，因而他也被后世人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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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断言，周有光先生的“略述世界古今字母的历史”的《字母的故事》，是不是当时中国的“第一部”论述字母文字的一般历史和理论的专著，但无论如何，这本供当年作“决策参考”的“小书”，却起了极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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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和出版外国学者的学术著作，是我国学界和文化出版各界的一种担当。但总的来说，一些“涉外”学科和学术领域，不仅翻译的数量少，而且质量也有待提高。正如鲁迅先生谈到当年我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状况时所说：“外国文学的翻译极其有限……所谓可资‘他山之石’的东西实在太贫乏。”（《中国杰作小说》小引）今天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翻译外国学术著作（除外国文史哲的经典著作和少数西方美学、伦理学等学科的著作外），如关于语言文字的理论和历史，“可资‘他山之石’的东西”同样也贫乏，虽然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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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等撰文呼吁：“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14)世界各种文字、由不同文字书写的文献，以及文字学、文字史等，与世界古典文明的关系极大。例如，谈拉丁字母，必然要与古希腊字母联系起来；谈古希腊字母，必然要同远古腓尼基字母联系起来，进而与“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文明”等联系起来。两河流域文明的初期阶段，那里的人民——先是苏美尔人，后来是阿卡德人、亚述-巴比伦人等，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创造了一种文字——所谓“楔形文字”（见本书第五章等有关部分）。作为推进人类文明的先行者之一，他们同古代中国人、古埃及人等一样，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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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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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可喜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界对世界的（特别是“西方的”）古典文明的教学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南开大学开展了“拜占庭学”的教学研究；北京大学成立了跨院系实体教学科研机构——“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使“西方古典学”发展成为一个含希腊语和拉丁语文本的，横跨语言、文字、文献、文学、历史、哲学、考古、艺术等诸多学科的“复合学科”。这个北京大学第一次设立的“古典学中心”，人才济济，学科较全，科研成果和人才培养指日可待。此外，国内还有一些高校正在这个学术领域准备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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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开设的古代语文课程为例。在这一方面，它的一些系科具备较好的条件，有着较为优良的传统。除了继承如原“东方学系”季羡林、金克木等前辈学者开设的“梵语”“巴利语”等以外，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北京大学引进不少海外留学人才，学术视野进一步扩大，陆续开出了不少新的课程。例如，其中与远古“两河流域文明”有关的课程：“苏美尔语语法”“阿卡德文献阅读”“赫梯学专题”“赫梯历史与文化”等；再如，外国语学院新设立的“西亚语言文化系”为该系研究生开设多门与古代东方文明有关的古代语言文字课程；其他外国语言文学系也开设了相应的与东西方国家历史文化有关的课程，如“希伯来语言文化”“希伯来语圣经研究”“古埃及及象形文字”等，以及“波斯历史文献研究”“印度文化典籍选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俄罗斯文化史”“德国文化专题”，(15)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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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情形相类似的还有不少。正如本书作者所说：由于本书所阐述的有关文字理论和历史的“题目特别大的缘故”，“作者一个人是不可能在一本书之内把这一内容广泛的题目包罗无遗的”（第VI页）。对于本书译者来说，由于本书所阐述的有关问题涉及的学科和语种很多，名词术语也很多，译者一个人，无论从知识面还是从能力来说，都是“难当重任”的。所幸译者几十年来身处像北京大学这样的最高学府、学术殿堂，它不仅人文社会学科比较齐全，人才众多，而且馆藏图书资料充盈；特别是外国语学院诸多系科和文史哲等文科各系，译者请教了不少“一字师”和“多字师”，他们从各个方面帮助译者解决了许多翻译难题，特别是正确的译名译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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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开始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俄文版）这本原著，给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研究生开设有关“古代斯拉夫-俄罗斯语言文字”课程时作“教材”用，随后又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先后请教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各系季羡林、杨业治、刘麟瑞、裘锡圭（中文系）、殷洪元、黄宗鉴、黄敏中、金鼎汉、陈嘉厚、王廷荣、赵登荣、王逢鑫、赵振江、叶奕良、崔荣林、朴忠禄、韩振乾、张会成等学者专家（包括一些未记住姓名的或遗漏的北大学者）；特别要提及的是当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胡双宝、王荣宅等先生的大力帮助。在此，译者再次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诚心请求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对这个译本中的不足和错误提出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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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少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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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31日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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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肯尼思·卡兹纳．世界的语言．黄长著，林书武，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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