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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汉字仍然是表词文字（正确些说是表词-语素文字）。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第一，汉语的词根孤立结构；第二，用原有单音节词加合法形成复杂的多音节词；第三，汉语中有比较多的同音词（诚然，不是词的同音，而是同音的单音节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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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词文字和词素文字的第四个缺点是：这种文字反映语言的历史发展很差，同时随着这一发展它越来越失去同活的言语的联系。旧中国在汉字的基础上形成的书面文学语言“文言”可以作为例证；在朗读用文言写的文章时，现在几乎听不懂，基本上只靠看（按汉字的意义）来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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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此以外，由于表词文字反映语言的发展很差，所以这倒便于理解古代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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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用四种研究得比较多的而且比较独立发展的文字体系——埃及文字、苏美尔文字、中国汉字及部分阿兹特克文字——为例，来研究一下表词文字形成的初期阶段，然后再提及一下还没有解读的（但显然是向表词文字过渡的）复活节岛的文字的问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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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到今天的最古老的埃及文字文献，是在希拉康坡里、阿比多斯以及其他地方发掘时发现的；这些文献大部分属于“第二前王朝时期”（公元前4000年代后半期），这个时候，埃及已形成了初期的奴隶制国家（诺姆）（“诺姆”汉译作“州”——译注），同时也开始了为把这些诺姆合并成上埃及和下埃及的统一国家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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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埃及（第12图）的历史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远古的、前王朝时期——上、下埃及统一国家形成之前，约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2）“古王国时期”——由埃及的统一到瓦解为一个个诺姆，即几乎整个公元前3000年代（埃及瓦解为诺姆是在公元前3000年代的后几百年）；（3）“中王国时期”——古埃及文学艺术繁荣时期，从埃及重新统一到埃及贫民和奴隶大起义以及喜克索斯人夺取埃及，即公元前2100—前1800年；（4）“新王国时期”——埃及向外大规模扩张时期，从喜克索斯人的王朝崩溃到利比亚人征服埃及，即公元前16—前10世纪（从公元前10世纪中期到公元前7世纪中期，利比亚人、努比亚人和亚述人先后统治埃及）；（5）“后王朝时期”——从亚述人在埃及统治的结束到波斯人统治的开始，即公元前663年至前525年（波斯人统治时间是公元前525年至前332年）；（6）“希腊人-罗马人和拜占庭人统治埃及时期”——从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到公元639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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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图 古代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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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到今天的埃及古文献究竟是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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Č．Loukotka断言，似乎“埃及文字是以完备的形式，好像是经过周密考虑和彻底制定的形式载入历史的，后来只作了一些调整”。(19)D．Diringer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写道：“现在，某些学者开始怀疑埃及圣书字逐渐进化的假说的正确性。他们认为，在第一王朝埃及统一时期圣书字体系就已产生，而且它是被一位熟悉文字的人当作一个统一整体一下子人为地创立的。”(20)接着他又写道：“但是，无论这个问题怎样解决，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在第一王朝时期，埃及文字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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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埃及文字古文献所做的分析表明，这样一些说法是错误的。这些文献是简短的，主要是刻在石片、骨片、国王的锤矛、印章等上面的图画文字的铭文。这些铭文由几个图形组成，这些图形合成一组画面，叙述某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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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老的埃及文字的鲜明例证是在希拉康玻里发现的纳尔迈法老的石板浮雕，某些埃及学家把他和第一王朝的奠基人美尼斯法老（公元前3000年左右）等同起来。浮雕（第13图）的一面刻有戴着上埃及王冠的法老，他举起锤矛向被打倒的敌人头上打去；这个图形不是文字，而是造型艺术。此浮雕的右上侧有其他几个图形，联成一组画。这组图形（六根纸莎草茎，上面立着一只鹰，它的爪抓住一根绳子，绳子穿过一人头的双唇，一个有波浪线的长方形，还有一柄鱼叉的图形）如果作直义（非象征性）解释，它们彼此之间是毫无联系的，也不可能理解为一幅普通的图画；它的每个图像都有象征意义，整个看来这组画是一个图画文字的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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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图 古埃及的铭文之一——纳尔迈石板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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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图拉耶夫、A．Erman以及其他埃及学家对这一铭文解读如下：鹰象征法老，它抓着一根穿过人头两唇的绳子；这意思是：法老牵着他征服的国家的人——俘虏。在埃及数字系统中一根纸莎草茎表示“一千”，因此六根就表示俘虏人数为6000。下面的鱼叉图形表示被征服国家的名称，它同埃及“鱼叉”这个词读音相同（WC）；长方形中的波浪线作为水的象征，指明这个被征服的国家是靠近大海。法老的名字用鱼和鱼叉的图形表示，读如“纳尔-迈”。整个铭文解读如下(22)：“纳尔迈法老从他征服的沿海国家WC押解出六千俘虏。”的确，根据对这一铭文的另一种解读（A．Gardiner，H．Sotta，E．Drioton）六根纸莎草茎被理解为下埃及（埃及北部）的象征；他们对鱼叉、鱼和锤矛这个图形的读音也表示怀疑。在这一情况下铭文读如：“法老王从下埃及押解出俘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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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解读可由同一浮雕的其他写实的和象征性的图像来证实。例如，上述铭文旁边的法老图像，他举起锤矛刺向倒地的敌人，下面是逃敌的图像，二者表示法老取得的胜利。同一浮雕的另一面，头戴下埃及王冠的法老，在带着书写工具的大臣伴随下，行进在胜利的战场上，前面有四位旗手，旗上是隶属法老的诺姆的徽号；右边是两排砍了头的敌人；下面是以圣牛形式出现的法老，他用双角顶破城堡的城墙。法老本人的图像在浮雕上出现两次，一次戴着上埃及王冠，另一次戴着下埃及王冠；显然这表示法老取得的胜利导致上埃及和下埃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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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图画文字性质的图像也使人很感兴趣，这一图像以浮雕的形式刻在斯科尔皮昂“王”的石棒槌的上端；此图像属于前王朝时期(24)（公元前4000年代末期），比纳尔迈铭文还要早。浮雕（第14图）的下部是戴着上埃及（即埃及南部）王冠的国王，他穿着礼服，手持锄头；国王前面的人弯着腰，拿着篮子，他正准备把什么东西从篮子里倒出来。有人认为，这个画面描绘法老掘地的仪式，目的是用法术使田地五谷丰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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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图 埃及古铭文之一——斯科尔皮昂“王”棒槌（武器）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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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头部右侧是两个圣书字符号：一个是七瓣花结，象征国王，另一个是蝎子，显然是表示国王名字的表音字符。浮雕的上部，在带有南部公社符号的杆上吊着凤头麦鸡，据A．Л．科采约夫斯基、B．Gann、A．Scharff等人的说法，这些凤头麦鸡象征下埃及（埃及北部）的居民。如果将此同斯科尔皮昂“王”戴着上埃及（埃及南部）王冠加以对照，整个图像可以理解为以斯科尔皮昂“王”为首的南部公社战胜北部公社的内容，同时也是胜利后在夺取北部公社领土上进行掘地的施法仪式的信息。后一信息可由如下画面证实：浮雕的中间刻有几根纸莎草茎，它们好像长在国王所掘的土地上；而这几根纸莎草茎是下埃及的象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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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古代埃及文物，如阿哈（阿哈伊）的石板浮雕，同纳尔迈和斯科尔皮昂的铭文十分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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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铭文中所见的图形同当时埃及绘画中所用的图形几乎没有区别，但前者仍应当看作是文字的文物，而不是绘画的文物。这是因为这些图形有特殊的功能，特殊的作用，还因为它们用来叙述、记载某一信息；对这些文物的这种看法，由它们含有象征性成分、约定符号，甚至显然含有音值的符号而得到证实。因此，不能同意D．Diringer的看法，他认为：应把这些文物看作“与文字没有关系的图像，它们甚至也不是最简单的图画符号，因而，决不能当作由图画文字向表意文字的过渡阶段”，他认为这样来看才是比较谨慎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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