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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书字与僧书字的不同点是它更加以字母-音素符号为主（J．F．Champollion当年曾指出过这点），更广泛地使用合体字（因此Б．A．图拉耶夫把这种文字比作速记字）；它的不同特点还在于其符号具有更加简化、更加草写的形式，完全失去其图画性质。民书字是在公元前8世纪出现的(105)。最初，它用于事务性书信来往，后来开始同僧书字一起用来书写文艺作品、科学著作，甚至用来书写宗教诗文（包括《死者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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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苏美尔文字，也像埃及圣书字一样，具有图像形式（第22图，第23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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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最古老的苏美尔文字还是不同于埃及文字，它有着更为图示性的、线条式的图形。古埃及铭文是由仔细刻画或绘制的图形组成，有时上了好几种颜色（插图2）；相反，古苏美尔文字是由线条组成，这些线条非常象征性地、图示性地表现符号表示的实物的图形（第22图，第23图，第30图）。古苏美尔文字符号之所以具有这种图示性的形式，是因为苏美尔文字的主要书写材料是泥版，用削尖了的芦苇秆把字刻在泥版上；同时也用石板把字刻在上面。这两种书写方式决定了苏美尔文字具有线条轮廓的性质。但是，古苏美尔文字中用的图形虽然以其线条状的、轮廓分明的形式不同于埃及圣书字，但它们仍然十分富有表现力。正如A．Falkenstein，B．B．斯特卢威和И．M．季亚康诺夫(106)所指出的，这些图形无疑是苏美尔人自己制作的，因为许多图形鲜明地表现出公元前3000年代苏美尔艺术中刻画的苏美尔人的外貌（第40图）；这些图形把苏美尔人画成结实、矮小、近于发胖的人，脖子粗短，两只大眼凸出，鼻子很大，鼻梁很高。这些图形是苏美尔人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时期制作（或者改作）的，因为这些图形不仅表现出苏美尔人的外貌，而且还反映出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自然风貌和日常生活的细节（植物、动物、芦苇农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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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图 苏美尔表词字（a，в）同苏美尔艺术图像（б，г，д）对照（据И．M.季亚康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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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苏美尔文字逐渐失去其图形性质，变成约定的楔形线条的组合体；到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这一过程才结束。这种楔形的书写符号从苏美尔人那里传到阿卡德地区的闪米特部落，然后又传给巴比伦人、亚述人、赫梯人、卡斯特人、乌拉图人、波斯人、乌加里特人以及前亚细亚和小亚细亚的其他民族。因为书写符号具有楔形形状，所以前亚的文字体系总称为“楔形文字”（插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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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人的文字由图画形和线条形的符号过渡到约定的楔形的符号（第42图），通常解释为因书写工具和技术的改变，由削尖的芦苇秆在泥版上“画”符号过渡到带三角形尖头的芦苇秆在泥版上压刻出符号。也有人把这种书写技术的改变解释成因黏泥的性质：因为黏土的黏性不能很快在泥版上“画”直线，更不能“画”出曲线；书写人用芦苇尖在软泥版上刻画楔形符号，就可以快得多了。毫无疑义，泥版的使用大大促进了苏美尔字变成约定的楔状笔画的结构。但是这一书写形式的变化的基础（正如埃及圣书字形式的变化的基础一样），是对加快书写速度的要求。这一要求在公元前4000年代末—前3000年代初由于苏美尔人的文字比较广泛传播而变得特别迫切。正是从这一时期起，在苏美尔人那里除了有简短的有关经济方面的铭文以外，还出现了比较繁杂的书面文献——核算-会计、文学等方面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苏美尔形成了职业书写人的社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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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文字（见第五章）的符号也逐渐失去其图画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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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殷代古老的象形字具有图示性的、线条形的形式（但仍然有图画的形式）。后来随着文字的推广，中国的象形字（类似埃及字和苏美尔字）的书写变得愈来愈快速了，逐渐失去其图画性质并变成为约定的符号(107)。但是与楔形文字不同，大部分现代汉字仍然可以看出它们的图画-象征性的原型。公元前3世纪笔的发明和公元2世纪初墨的发明，然后是纸的发明，对汉字的写法有着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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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字字体最重要的有（第41图）：（1）“古文”(108)，即“古代文字”，产生于殷代的文字；（2）“周文”，即“周代金文”，传统上把周文产生的时间算在公元前9世纪（周代）；此种文字字体又名“大篆”；（3）“小篆”——秦始皇的宰相李斯被认为是创制“小篆”的人（公元前3世纪）；（4）“隶书”——产生于汉代，广泛使用于行政-官衙文疏中(109)；（5）“楷书”——“真书”，4世纪中期书法家王羲之创立，流行至今，被当作印刷字体的基础；（6）“行书”，“草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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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图 中国汉字的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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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代石鼓文的字体；2——隶书字体；3——小篆字体；4——现代印刷字体（楷书型）；5——图案美术字体之一（魏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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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不同时代总共创制了一百多种字体。书法在中国被认为是一门最高的艺术。中国涌现了许多讴歌书法艺术的诗词；一些杰出的书法家，特别是一些创立新字体的书法大师，获得的荣誉不亚于大艺术家、作家和诗人。这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笔法奇特和难于辨认的字体，例如，“科斗文”“星形文”“龙形文”“云形文”(110)等。由于字体的多种多样和其中许多难以辨认，这就使得（即使没有这些字体）复杂的中国汉字更加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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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如所有其他文字体系一样，汉字体系中逐渐发生了符号形式不断简化的过程，特别是失去符号图画性质的过程。这一过程发生的基本的和普遍的原因就是：由于文字使用范围的扩大和掌握文字的人数增多，因而对加快书写速度的要求也日益强烈。促进这一过程的还因许多专职书写人的出现，他们对书写便捷特别感兴趣，因为书写就是他们的专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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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古老文字体系中，符号形式的简化也同书写方式和材料的变化——由在硬材料（石块、骨头、木头、金属等）上雕刻文字过渡到软材料（莎草纸、丝绸、纸）上书写——有联系。书写文献用途的变化，特别是（除供远处可以看到的碑林铭文外）出现了专供近处阅读的书籍型的铭文，对此也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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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文字体系中，如苏美尔文字，符号已完全失去了图画性质；在另一些文字体系中，如汉字，符号还局部保留着图画形式；而在第三类文字体系中，如埃及文字，除了约定符号（民书字符号，部分僧书字符号）外，自始至终还继续使用图形符号（埃及圣书字）。这一过程发展的速度和程度取决于书面文献用途的变化，也取决于书写的材料和工具；此外，使用文字的各个不同社会集团对这一过程强有力地施加着不同方面的影响：是阻碍、保守，还是相反，促进和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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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材料对文字的字形有很大的影响。在许多方面，材料也事先决定了书面文献的成形。让我们用古老的文字体系为例来看一看这方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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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亚是一个黏土很多的地方，这种黏土就成了当地各个民族的书写的基本材料。绝大多数这种文字的文物是一些长方形的或者椭圆形的，稍微凸出的黏泥版，它的一面或者两面都布满着一组组楔形的深深的细线条（第42图）；正如已指出的，楔形符号的产生是由于泥土很黏所致，这种黏土很难在上面刻画直线和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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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图 前亚的楔形文字泥版和培养书写人学校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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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前亚形成了如下的书写技术。通常在湿的泥版上（利用细线）画出格子，然后书写人左手拿着泥版或者把它放在一个支架上，用握紧的三角尖头的芦苇秆在泥版上压刻所需的符号；书写完后就将泥版烘烤或者晾干。很少用桶状的泥圆柱体、圆锥体来代替泥版，也很少用六面或八面的大的棱柱体。成为大型手稿的泥版放进木箱子或泥箱子内；通常每一块泥版的下端刻上它的顺序号码和手稿名称（此名称由手稿的前几个词组成），泥版书信有时放在泥制的“信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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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黏土以外，还用石头来书写，在石板上刻出文字。石柱、石板、石墙和岩石主要用来刻写有关国家利益的内容丰富的碑文（例如，汉穆拉比法典、贝希斯敦岩石铭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