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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图 克里特-迈锡尼线形文字Б的音节符号及其音值（据M．Ventris和J．Chadwick，按通用的符号编码顺序，同时指出符号出现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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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克里特音节文字书写铭文的泥版（文字书写的方向，从左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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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节符号无疑是在克里特岛上由原来的表词字产生的。线形文字A和Б的许多符号部分保留着的图画性质和这些符号形式同克里特象形字的相似，证明了这一情况。这种起源决定了如下事实，音节符号的字形结构无论如何不反映这些符号表示的音节的语音成分；正如所有其他的在表词字文字基础上产生的文字体系一样，表示带相同辅音或相同元音的音节的符号，没有共同的字形特征。表词字变成音节符号是由于表达专有名词，特别是克里特铭文中常见的城市名称的需要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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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节符号的产生大概是经过如下两种途径之一：或者把表示单音节词的表词字改造为音节符号，或者把多音节词的第一个音节的意义固定在表示该词的符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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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形文字和线形文字A至今还没有释读出来；的确，许多克里特象形字的表词字意义是据其图画形式加以推测来确定的，而线形文字A的许多符号的音节意义则根据它们在字形上与线形文字Б的符号的相同点来确定。由于对他们的铭文的语言不甚了了，所以妨碍了克里特文字这些类型的彻底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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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线形文字Б用来表达古希腊语的亚该亚方言，所以这一文字到现在为止已得到释读，用它写成的文句也释读了出来。尽管各国的著名学者，其中包括克里特文字的第一位研究者A．Evans、捷克学者Б．格罗兹内、保加利亚学者B．格奥尔基耶夫、美国学者E．Bennett和A．Cober、希腊学者К．Д．克塞多普洛斯、英国学者M．Ventris，J．Chadwick等，为释读这一文字做了多年的工作，但只在20世纪50年代才基本上把它释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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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形文字Б长时期来得不到释读是由于有如下三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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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克里特岛发现的大部分铭文都由A．Evans所掌握；A．Evans生前只发表了其中一小部分。结果，正如M．Ventris和J．Chadwick所写的(32)，“两代学者被蓄意剥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建设性研究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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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铭文语言的错误看法妨碍了对它的释读。大部分研究人员相信，线形文字Б用来表达毕拉斯格语或者爱琴海沿岸希腊以前居民的某一别的非印欧语。Б.格罗兹内认为，铭文的语言接近于赫梯语；而M．Ventris在释读方面取得了最大的成果，但在1952年以前他却认为线形文字Б的语言是伊特拉斯坎语。只是在1952年，M．Ventris（见下面）和几乎与他同时的B．格奥尔基耶夫，提出了克里特文字表达的语言接近于希腊语的假设(33)。但是B．格奥尔基耶夫的错误在于，他（不同于M．Ventris）把这一假设不仅用到线形文字Б的语言上，而且也用到其他类型更为古老的克里特文字的语言上。所以B．格奥尔基耶夫试图根据形式上与相应的线形文字Б的符号相似的图画象形字所表示的希腊语实物名称，来确定该文字大部分符号的音节意义。例如，根据B．格奥尔基耶夫的看法，形式上接近于克里特象形字“鞭子”的线形文字Б的符号，从词的首音原则出发，是由“鞭子”这个词产生的；根据B．格奥尔基耶夫的看法，既然“鞭子”这个词在古希腊语中读如hēma，所以词的首音节符号的音值就是hē(34)；B．格奥尔基耶夫正确地确定了线形文字Б中十几个符号的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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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许多研究人员，特别是Б．格罗兹内，在某种程度上还有B．格奥尔基耶夫，是从比较语言学的错误方法出发的。他们主要依据克里特文字符号同各种不同的文字（其中包括类型上与克里特线形文字Б截然不同、起源上毫无联系的文字）的符号在字形上的相似点，试图确定克里特文字符号的音值。例如，Б．格罗兹内依据克里特文字符号同腓尼基文字、赫梯文字、埃及文字，甚至巴比伦文字和原始印度文字的相似点(35)，B．格奥尔基耶夫则依据克里特文字符号同腓尼基字母、希腊字母、伊斯特拉坎字母和赫梯象形字的相似点(36)。然而不同文字体系的符号在字形上的相似点可能是偶然的；根据符号形式的相似提出符号音值的相似的假设只有在如下的条件下才合乎规律，即如果这些符号属于类型上接近并在起源上彼此有联系的文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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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ber，M．Ventris，J．Chadwick以及其他学者的著作中利用了另一种方法，即所谓“组合”法，结果线形文字Б便基本上得到了释读。这些学者认为铭文的语言是没有确立下来的，因此他们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符号出现的频率上，放在这些符号在隔词符号之间的排列位置上（克里特铭文中的词是用竖线隔开的）；也放在符号同伴随的图画象形字和数目符号相互的结合上(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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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ber利用这样的方法，把铭文中由相同图画象形字伴随的并由相同的线形符号（除词末符号外）组成的词分了出来；结果A．Cober便能够把克里特词的不变化的词根部分同变化的语法词尾加以分开。A．Cober根据位于铭文左边的图画定义符号（如根据“男孩”或“女孩”的象形字），又确定了哪些词尾用来表示阳性和阴性，根据数字符号，确定了这些词尾中哪些表示单数，哪些表示复数。结果，A．Cober断定音节文字Б重现屈折型的语言。由于A．Cober在把她发现的线形文字Б表达的词的语法形式（尤其是格的形式）同其他屈折语的词的相应形式加以比较，所以她能够在一个特殊的“坐标格”中把文字Б的许多音节符号加以分类；在这个坐标格的每一纵行中摆上有相同元音的符号，而每一横行中则摆上带相同辅音的符号（但是，这些辅音和元音的具体音值没有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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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节文字Б的符号“坐标格”由M．Ventris加以补充和发展（第53图）。同时M．Ventris试图给文字Б的音节符号的辅音和元音，尤其是给用来表示格的词尾符号，以及表示古克里特的城市——克诺索斯、法埃斯特、阿姆尼索斯等——名称的符号赋予具体的音值。M．Vemris在分析符号音值的各种不同变体的时候确信，其中一种变体的克里特城名称读音非常接近于它们用希腊语的发音，而格的词尾与古希腊语的格的词尾非常近似。这一发现使得M．Ventris在1952年承认文字Б的语言不是伊特拉斯坎语，而是远古形式的希腊语。M．Ventris利用他所发现的文字Б一系列符号的音节意义并把这些音节意义置入其他词中，结果他在语言学家J．Chadwick的参与下释读了文字Б的几乎所有的符号，并且正确地释读了许多铭文。M．Ventris和J．Chadwick的释读又为1953年在皮洛斯城发现的一块泥版所证实。在这块泥版中描写了用文字Б的符号表达的各种不同器皿，同时还附有这些器皿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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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图 M．Ventris的坐标格，这是他在解读克里特-迈锡尼文字时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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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M．Ventris，J．Chadwick(38)以及其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从而确定了如下事实：文字Б利用约50个图画表词字（包括数字符号）和88个音节符号（第52图）；其中8个表示单个的元音（u，i，o，a，a2，ä，e，e2），其余80个表示辅音＋元音的音组。文字Б中的词末辅音不表示出来，而邻接的辅音用相应（在其辅音方面）的音节符号表示；例如，皮洛斯这一城名写成pu-lo，克诺索斯这一城名写成ko-no-so，阿姆尼索斯写成a-mi-niso；浊辅音、清辅音和送气音（如d，t，th），以及响声辅音r，l都没有差别。通常这种文字的写法是从左到右；词与词之间用竖线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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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读线形文字A的任务也提到日程上了。许多学者（其中有保加利亚的B．格奥尔基耶夫、意大利的E．Perucci、英国的L．Palymer、美国的S．Gordon和S．Davies）正从事释读这一文字的研究工作。释读线形文字A的难点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即，铭文的数量少，简短(39)；希腊以前（“米诺斯”）的克里特居民的语言不为人所知；缺少双语言的铭文。只是在1963年S．Gordon才发表了在德列罗斯发现的希腊-“米诺斯”的五行两种语言并用的铭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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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研究人员（E．Perucci、L．Palymer、B．格奥尔基耶夫、A．Hoybek等）认为线形文字A的语言是印欧语，而且许多研究者把这种语言归属于赫梯语支。此外尚有一种理论（S．Gordon，S．Davies），认为线形文字A的语言有闪米特语的性质。根据S．Gordon的看法，这可由德列罗斯发现的双语铭文的释读所证实。但是很难推断出，闪米特人在其语言的词根词干是辅音结构的情况下会创制音节文字，更何况是浊辅音、清辅音以及声响辅音r、l不分的这样一种文字。所以不能不同意C．Я．卢里耶和И．Д．阿穆辛的看法，他们认为，如果文字A也用来表达闪米特语，那么它就不是闪米特人创造的。B．格奥尔基耶夫最初推测，文字A表达古老的希腊语；在最近的著作中他得出结论，认为文字A是用两种语言来记录的。根据B．格奥尔基耶夫的看法(41)，在克里特岛东部和中部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代上半期的铭文，是用接近赫梯-努比亚语和伊特拉斯坎语的语言写成的；在亚基亚-特里亚达发现的并注明时间（公元前15世纪）的泥版，是用希腊方言写成的，这种方言不同于线形文字Б的亚该亚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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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字A释读的难点外，还存在四种应该有助于释读它的情况。第一，许多米诺斯的词的意义可以依据与这些词连用的图画象形字来确定。第二，单个的米诺斯词（城市名称、神的名字等）无疑属于亚该亚希腊人的语言，因而这些词依据文字Б也是知道的。第三，文字A和文字Б的大部分符号（约50个）的形式几乎是一致的。第四，A、Б两种文字在形式上一致的符号的音节意义，大概也是相同的。虽然亚该亚希腊人向“米诺斯人”借用了文字，但几乎不用这一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语言，因为用它表达希腊语很不确切。因此可以假定，亚该亚人几乎没有改变“米诺斯”符号的音节意义。这一假设可由下述事实来证实：如果使文字A的符号具有M．Ventris为文字Б所规定的音节意义，那么文字A的铭文中，许多同文字Б的铭文中见到的词相一致（除词尾外）的词，便可以释读出来(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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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特岛发现的文物古迹中，“法埃斯特的圆盘”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个圆盘注明的时间是公元前1700年左右，是1908年在法埃斯特宫的一间偏厢房内发现的，旁边还有一块用线形文字A写成的泥版。这个圆盘是用克里特岛以外的黏土制成的。圆盘的两面刻有241个图画符号。这些符号用线条分隔成61组，大概是分成一个个的词（第54图）。不同符号的总数是45个。这个数目和用线条限定的每格的符号数目（平均约四个）使得圆盘符号具有音节性质是十分可能的。在四个格子内末尾的符号是修改过的；这使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法埃斯特圆盘的词具有语法上有变化的词尾(43)。迄今为止，此圆盘的文字还没有释读出来。A．Evans根据圆盘上广泛表现的军事内容的图画符号（头盔、棒槌等）认为，圆盘的文句是一支宗教祭祀的凯歌；但是，如果认为圆盘的符号是音节符号，那么A．Evans的假设便毫无根据了。圆盘的来源也不清楚；根据对制作圆盘的黏土和上面所用图像进行的分析，大部分学者认为，圆盘不是在克里特岛上制造的(44)。相同符号形状的完全一致表明，它们是用早先制出的戳子压印出来的。这样一来，法埃斯特圆盘就是最古老的印章文物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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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图 法埃斯特的圆盘（正面和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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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特线形文字的基础上产生了音节型的“塞浦路斯文字”；塞浦路斯文字的文物属于公元前1000年代中期。所谓“塞浦路斯-米诺斯文字”大概是介于克里特文字和塞浦路斯文字之间的中间环节；这一文字的文物也是在克里特岛上发现的，注明的时间是公元前6—前8世纪(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