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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线表示可能的发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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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印度许多语法学家大量工作的结果，印度的音节文字越加完善了，越来越好地适于准确表达言语。但是这是通过文字的复杂化，尤其是通过增加基本符号和合体音节符号的方法才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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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以天城体梵文字母为例来研究上述问题。天城体梵文字母表（第63图）包括50个符号，其中有：13个符号表示单个的元音和二合元音（这些符号只用来表示位于词首或者位于其他元音之后的元音和二合元音）；33个表达（也同婆罗米字母一样）不同辅音同短元音a组成的音组；4个辅助符号（送气音——词末送气的符号，鼻化辅音——指出辅音读鼻音的符号，鼻化元音——指出元音读鼻音的符号，纯辅音——指出音节符号中只应读辅音）。为了表达由辅音和某一元音（除了短元音a以外）组合的音节，在天城体梵文字母（也正如婆罗米字母一样）中使用由相应的音节符号和表示一定元音（或二合元音）的特殊小符号组成的合体符号；这些小符号放在音节符号的前面或后面，上面或下面。为了表示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辅音的音节，也使用合体符号，但是由两个（或几个）音节符号或者它们的字形要素组成的合体符号，这样的合体符号用一条总的横线在上面串联起来；这条横线是天城体梵文字母的字形特点。在苏联铸成铅字的天城体梵文字母的基本符号和合体符号的数量约600个；其中许多符号是非常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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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图 天城体梵文字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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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单独元音的符号；б——辅音＋元音ǎ的音节音组的符号；в——辅音＋任一元音（除ǎ以外）的音节音组的符号式例；г——由几个辅音＋元音ǎ的音节音组的合体符号式例；д——天城体梵文字母的文句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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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音节文字的一个主要缺点——难以表示相邻的辅音——在天城体梵文字母中就得以克服了。不仅如此，天城体文字（在表达言语方面）是表音最准确的文字体系之一。但是，这点是靠突出音节文字的另一个缺点——多符号性，以及靠合体符号在结构上的复杂化和使用辅助符号（纯辅音符号，鼻化辅音符号等）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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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字沿着音节文字的途径发展是什么原因呢？从渊源上说，这是因为无论婆罗米字母还是佉卢字母，都是通过辅音-音素文字的元音化方法在其基础上产生的；元音化的产生是由于使用婆罗米字母和（部分）佉卢字母的诸语言（普拉克利特诸方言）中的辅音和元音具有相同功能所致。在这里元音化是按音节途径进行的。正如文字史所表明的，这是辅音-音素文字元音化的最简单和最自然的途径（希腊文字恐怕是唯一的独立离开这种途径的现象）；无怪乎许多研究人员（I．Gelb，在某种程度上有M．Cohen，在苏联有И．M．季亚康诺夫——见第六章第2节）甚至认为辅音-音素文字是音节文字的一种变体。普拉克利特诸语言的语音特点也促进了印度文字按音节途径向前发展；这种语音特点就是不同符号的数量有限和以开音节为主。印度诸文字体系中基本音节符号之所以由辅音＋短元音ā的音组构成，是因为这个元音最常见。同时无论梵语还是普拉克利特诸语言都广泛使用由两个或几个相邻辅音组成的音组，而在现代中印度诸语言中，许多词有闭音节。所有这些，以及力求最大限度地确切表达言语的语音，使得印度文字极其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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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和中世纪印度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中最主要的书写材料是棕榈叶(90)；这些叶子晒干，擦亮，然后切成10—15厘米宽和30—60厘米长的长方形；写满文字的叶子通过边上钻的孔联成一叠一叠（第64图）。除了棕榈叶以外，还用竹片、兽皮、树皮等材料来书写。到10—11世纪，印度有了从中国来的纸。印度的墨水是用油烟和甘蔗汁制成的；书写的工具是芦苇秆。在穆斯林征服时期（公元2000年代上半期）印度开始使用木板印刷术；在殖民地时期印度出现了活字印刷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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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图 马拉巴尔的贝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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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印度，17世纪的手写本，南印度的文字类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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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13世纪，埃塞俄比亚音节文字已在南部闪米特辅音-音素文字的基础上形成（见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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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1000年代中期，大部分南部阿拉伯部落接受了伊斯兰教，与此同时也接受了阿拉伯文字。另外较小的一部分阿拉伯部落仍保持信奉基督教，在公元初期，他们开始迁移到非洲，在伊斯兰教普及时期，这一迁移活动更为加强。在4世纪，南部阿拉伯移民在现今埃塞俄比亚的领土上建立了阿克苏姆王国（4—10世纪），保留了与南部闪米特文字相近的文字；到13世纪——绍阿王朝重建阿克苏姆王国的时候——在这一文字的基础上形成了埃塞俄比亚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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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文字用来表达闪米特诸语言（先是阿拉伯移民的吉斯语，后是在前者基础上产生的安哈拉人的语言），这些语言的根词干是由两三个辅音构成（见第六章）；尽管如此，在埃塞俄比亚文字中，大概是在希腊文字的影响下，发展了元音化。但是这里的元音化不是（像希腊文字那样）通过给元音创立特殊字母的方法，而是通过把南部闪米特文字的辅音-音素符号变成音节符号的方法发展起来的。与印度文字不同，这一情形决定于闪米特诸语特有的力求强调词的辅音结构，甚至在元音化书写的条件下也有如此强调的趋向。因此，南部闪米特的辅音符号便成了新字母表（第65图）的基础；为了表达吉斯语，用了26个这样的符号；而为表达安哈拉语则使用了30多个符号；这些符号由于转到从左往右的书写法在字形上稍有改变（倒过来等）。每一个符号开始用于七种字形变体；同时每一个变体又用来表示由该辅音和七个元音（ā，ǎ，ē，ě，u，i，o）中的一个组成的音节。正如印度的字母一样，基础符号是用来表示由辅音＋元音ǎ组成的音节的符号；这些符号在形式上接近于南部闪米特的辅音符号；为了表达带其他元音（除ǎ以外）的音节，这些基础符号还用附加的字形成分来加以充实（例如，对带元音u的音节来说还增加一条从基础符号右侧画出的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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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图 埃塞俄比亚音节文字字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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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谈到的可以看出，埃塞俄比亚音节文字接近于印度诸文字体系，不同点只在如下两方面。第一，由于埃塞俄比亚文字用来表达带根词干为辅音结构的闪米特语，该文字比任何其他一种文字都更具有音节符号的辅音-音素的基础。第二，现代印度文字（天城体梵文字母）由于印度语法学家对它不断完善，最大限度地准确表达语音，其中包括辅音组和词末元音；的确，这是靠文字的复杂化才实现的（创造大量的合体符号，使用辅助符号等）。相反，埃塞俄比亚文字尽管符号的数量约有200个，尽管它的特点是极易于学习和使用(91)，但是它表达语音，尤其是表达辅音组，却是很不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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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民族的语言具有词的语法形式多样化的特点，当这些民族使用的文字是表词文字时，给这样的文字加上音节系统，——这是音节文字产生的又一条更晚期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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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类和特别是第二类音节文字体系（见本章第2节）不同，这第三类音节文字体系的特点主要是它们的用途。至少在最初期这类文字与其说是拿来独立使用，不如说是用来表示表词字所表达其根词干的词的语法词缀。根据这种用途，个人有意识的创作活动在这类文字的发展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因此，像第二类音节文字一样，它们也具有细密和严格规整的特点。同时它们又不同于第二类的文字，其不同点是：它们（a）与表词文字相结合，（б）在表词字文字的基础上（而非在辅音-音素文字的基础上）创制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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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指出的，属于第三类文字体系的有日本的音节文字“假名”和朝鲜的合体-音素文字“谚文”。这两种文字形成的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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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朝鲜文化还是日本文化，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国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在公元初几个世纪，先是朝鲜，然后日本开始采用中国的汉字。在朝鲜和日本出现对文字的需求是由于国家的形成，国家需要记载法律，记录重大的历史事件，等等。公元前1世纪北部朝鲜的一部分曾经并入中华帝国的版图这一事实，促进了中国的影响渗入朝鲜。从公元1000年代中期起，中国的影响特别加强了，因为当时佛教以及同佛教一起的中国汉字翻译的佛经，愈来愈广泛地从中国渗入朝鲜，然后渗入日本。根据当地的传说，汉字是公元3世纪学者王颀引进朝鲜的，3世纪末，朝鲜使节阿直岐（约284）和王仁（约285年，据另一说法是405年左右）又把汉字引入日本。根据公元8世纪以来的传说，日本曾经在某个时候存在过自己的（非中国的）文字，后来这一文字被遗忘了；但是没有书面文献证实这些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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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中国的汉字在朝鲜和日本是用来表达汉语的；像中世纪欧洲的拉丁语一样，几百年来汉语是朝鲜人和日本人的唯一的标准语。为了表达朝鲜语，从公元6—8世纪起开始采用汉字，从7—8世纪起开始用汉字来表达日本语；为了记录朝鲜和日本的诗歌也需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