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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甚多的原始保加利亚铭文可以用来证明斯拉夫人在古代使用希腊文字记录自己的言语。公元8—9世纪初保加利亚王国被来自突厥族的国王所统治，这些原始保加利亚铭文就是这一时期的，它们借助希腊字母来表达突厥语的词语。确实，在保加利亚目前尚未发现9世纪中叶的类似铭文，因为当时突厥族征服者已被同化而且学会了斯拉夫语。但是，如果在8—9世纪初保加利亚还使用希腊文字，那么到9世纪中叶这种文字就应当更加广泛地使用了，因为当时保加利亚人在社会发展方面大大地向前迈进了，并且巩固了同拜占庭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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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里尔的《潘诺尼亚本传记》的第八章，含有关于9世纪中叶东斯拉夫人使用字母-音素文字的最有意义的记述。根据这一记述，基里尔在去可萨人那里旅行时，即9世纪60年代初叶，访问了赫尔松尼斯并在那里“发现了”用罗斯字母写成的（“рoуcьcкыми пиcьмeны пиcaнo”）福音和圣诗集(46)。接着《传记》又谈到（第126图），基里尔在赫尔松尼斯遇见了一位说俄语的人，他们进行了交谈，基里尔完全适应了此人的语言之后，就在自己的（保加利亚-马其顿的）言语中用上各种不同的字母——有元音的，也有辅音的，很快基里尔就开始用罗斯语来读和说，许多人对此惊讶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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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6图 基里尔《潘诺尼亚本传记》片断，其中谈到基里尔在赫尔松尼斯（科尔松）发现罗斯书籍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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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H．В．亚斯特列博夫的《基里尔和美弗基活动的活动史料来源汇编》，圣彼得堡，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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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诺尼亚本传记》的这一记述使许多人产生怀疑。一些人认为不可理解的是：东斯拉夫人在接受基督教之前的时期，为了什么需要翻译基督教的书籍，这些书又是怎样出现在赫尔松尼斯的。但是在9世纪中叶，许多东斯拉夫人住在克里米亚，稍晚一些，在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统治时期，几乎整个克里米亚都处于基辅王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在9世纪中叶的东斯拉夫人中间，接受基督教的人为数不少。例如，希腊福季牧首在867年的信函中，写到了9世纪60年代初许多“罗斯人”，其中包括大公的整个卫队受洗礼的情形。用福季的话来说，甚至还给罗斯派去了一位主教(47)。在阿拉伯作家伊本·霍尔达德贝格的作品中也有类似的证明材料(48)；根据伊本·霍尔达德贝格（9世纪40年代）的话说，巴格达的罗斯商人“属于斯拉夫人种”，“他们自称是基督教徒，并作为基督徒交纳人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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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研究者认为《传记》中的这个地方是后来加上去的。但是，这种推测已被《潘诺尼亚本传记》所述的确实情节所推翻，而且有关在赫尔松尼斯发现的书籍的故事，在这一《传记》的全部23种抄本（不仅有罗斯的抄本，而且有南部斯拉夫的抄本）中都可以见到这一事实，也否定了这种推测。Л．Я．切尔内赫指出：“因此，只有这部作品的编写者或者编写者们才能加入这个内容，这样的想法才是自然的。”(49)然而（见第353—354页）基里尔的《潘诺尼亚本传记》是9世纪末在摩拉维亚或者潘诺尼亚由基里尔和美弗基的一个弟子撰写而成的，也就是说，它是由保加利亚人或者摩拉维亚人写成的。但是根据加入的内容看，东斯拉夫的文字要比保加利亚的文字和摩拉维亚的文字古老，然而究竟为了什么保加利亚人或摩拉维亚人需要“加入”这种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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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内，А．С．里沃夫(50)依据对《传记》的词汇所作的分析重又提出《传记》的这个地方是后来加入的假说。照А．С．里沃夫的看法，《传记》的这个地方出现的“文字”（пиcьмeнa，意为“字母”），“言语的力量”，“元音”和“辅音”这些语法术语可能是在10世纪以后的古斯拉夫语中出现的，尤其是在保加利亚翻译了约翰·达马斯金的著作《论八种词类》之后。但是要使像基里尔这样的语言学者不知道有约翰·达马斯金(51)的这部著作是不大可能的。上面所列的语法术语完全可能是在基里尔教育下（即在9世纪中叶的摩拉维亚）仿照希腊语的模式创制出来的。А．С．里沃夫指出的这些术语的不稳定性可能说明它们使用的时间不久；要知道，《潘诺尼亚本传记》是在9世纪末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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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还提出了这样的假设：似乎在《传记》中被称为“罗斯文字”（руccкиe пиcьмeнa）的就是“罗斯”部落的瓦里亚吉人(52)传给东斯拉夫人的斯堪的纳维亚北欧古代文字（П．沙法里克、E．戈卢宾斯基、Ф．福尔图纳托夫），或者是哥特文字（“普鲁什文字”“弗鲁什文字”——П．拉夫罗夫、Ц．В．托多罗夫等人），或者是萨马里亚文字（И．В．戈舍夫），甚至或者是叙利亚文字（“苏利亚文字”——А．瓦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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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假设同样是不大可靠的。第一，传到现在的《传记》的23种抄本，没有任何一种抄本中有“普鲁什文字”（прушcкиe пиcьмeнa），“弗鲁什文字”或者“苏利亚文字”的字样，而在所有的抄本中都指出，基里尔发现的书籍是用“罗斯文字”写成的（在两种抄本中“罗斯的”这个词写成рушкиe）。第二，基里尔《传记》中准确地列举了他所掌握的语言；但在所列举的语言中并没有瓦里亚吉语、哥特语和叙利亚语。因此，假如在赫尔松尼斯发现的书籍是用瓦里亚吉语，或者哥特语，或者叙利亚语写成的，那么基里尔则不能很快地学会阅读和懂得这些书的内容，关于这点，《传记》中是直接指明了的。第三，《传记》中谈到，基里尔学会了阅读和了解他所发现的书，“他把各不相同的字母、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安到自己的言语（即保加利亚-马其顿语）上”。而这种学习只有在基里尔发现的书籍的语言和文字同他本人的语言和文字相接近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传记》的作者知道哥特人的名称：《传记》第八章中把哥特人就称为“哥特人”，而不是任何其他的接近于“罗斯人”的名称，这种情况证实了“哥特文字”的假说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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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文字”的假说更是不能成立的。还在公元7世纪，叙利亚已被阿拉伯人所征服。而阿拉伯人同伊斯兰教一起把阿拉伯文字强加给被征服的民族。因此到9世纪中叶，信奉基督教的叙利亚文字的各种变体只在少数秘密的基督教村社中才能保存下来；因此，9世纪中叶在赫尔松尼斯出现信奉基督教的叙利亚书籍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当然是用斯拉夫语写成的书籍才会使基里尔感兴趣；但是用叙利亚语写成的福音和圣诗集未必会引起基里尔如此大的兴趣，正当他一心一意准备同可萨人就宗教信仰进行辩论的时候，不可能还研究这两本书。假如即使基里尔对叙利亚的书籍也感兴趣，那么毫无疑义，他会注意到叙利亚基督教学说的“异教”性质（聂斯脱利教派、摩尼教派、雅各教派等）。要知道，基里尔的前半生是在同圣像崇拜反对派、伊斯兰教徒和犹太人对宗教信仰的争辩中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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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马里亚文字”的假说也是同样不能成立的。萨马里亚人是被亚述人征服的以色列王国的古希伯来居民的后裔，他们信仰一种特殊类型的犹太教。然而萨马里亚人究竟为了什么需要抄写基督教的福音（更何况圣诗集），而且把这些书籍带到赫尔松尼斯去呢？此外，在阿拉伯人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7世纪）之后，阿拉伯语也逐渐成了大多数萨马里亚人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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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这样的假说也是不能成立的：似乎基里尔发现的书籍是用“原始格拉戈尔”文字写成的，这种文字在斯拉夫人那里是由“线条和刻画”发展而来并且后来变成了格拉戈尔字母（В．格里戈罗维奇、М．波戈金、H．尼科利斯基的假说，当前П．切尔内赫也持这一看法）。如果这种文字即使存在过——当前还没有找到证明这一看法的证据——那么它很可能是在原始的“线条和刻画”的基础上产生，时间不会早于8世纪。所以到9世纪中叶，这种文字未必会达到如此完善的地步，以致借助于它就可以表达像福音和圣诗集这样复杂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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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斯列兹涅夫斯基提出的，后来由В．米列尔、И．奥基延科，现在是E．格奥尔基耶夫所发展的假说是最为可靠的。根据这一假说，在赫尔松尼斯发现的书籍是用东斯拉夫语，用“原始基里尔”文字写成的。与原始格拉戈尔字母不同，原始基里尔字母适合于表达甚至最复杂的著作，因为这种文字是在发达的希腊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用“罗斯”的字这个名称决定于：第一，这些字用来表达罗斯语（东斯拉夫语），第二，到9世纪中叶，希腊字母补充了为表示斯拉夫语特殊语音所需要的新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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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拉夫书籍专家中间，对《传记》这一地方的这种看法早已成了传统的看法。例如，在15世纪的一本俄罗斯手抄本（《详解旧约故事集》）中说得更加绝对：“罗斯之书出现于科尔松，此乃上帝赐与罗斯人，哲人康斯坦丁由此而学有所得，从此用罗斯语编书写书。”(53)在《美弗基传记》中也提到基里尔创制字母前他所知的斯拉夫书籍：“上帝授哲人以斯拉夫书籍，此后他立即创制文字并编成话语，来到摩拉维亚。”此外，在所谓的《意大利轶事》中，把摩拉维亚大公派遣使团去拜占庭同基里尔出使可萨所取得的成就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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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О．鲍江斯基引用的一份希腊史料中也有关于9世纪罗斯人使用变形的希腊文字的记载(54)。根据这份史料，拜占庭皇帝瓦西里·马其顿尼茨似乎在866年派了一位总主教去罗斯，他给罗斯人洗礼并给他们带去了经过改变的希腊（30个字母的）文字；П．乌斯宾斯基(55)所引用的阿拉伯编年史证实了这一证明。在《索伦轶事》中有涉及保加利亚人的类似的说法，根据这一《轶事》，某个来自卡帕多基亚的基里尔还在7世纪末就试图给保加利亚人（在索伦）引进一种变形的希腊文字（共32个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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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斯大公奥列格和伊戈尔同拜占庭订立的条约中也指出了10世纪初在罗斯就使用了文字。例如，在911年奥列格同希腊人签订的条约中就指出了罗斯人有书面的遗嘱。在944年伊戈尔同希腊人签订的条约中谈到了金银印章以及授予罗斯使节和去拜占庭的罗斯商人的派遣文书(56)。同拜占庭订立的条约中包含有关遗嘱、派遣文书、行商证明以及印章的特别条款，不仅证明了所有这一切在10世纪初的罗斯就已存在，而且还证明了到10世纪的时候这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同拜占庭订立的条约本身就应当看作是10世纪的罗斯文献，因为把条约由希腊语译成罗斯语这件事是和条约本身同时的。例如，С．П．奥布诺尔斯基在研究条约罗斯译本的语言的基础上写道：“由希腊语翻译的条约文本的出现既不可能是较晚期的，也不可能是同一时间的，因此，它的出现时间大约应当与实际签订相应的外交文书的时间相一致。”(57)特别有意义的是911年的条约中指出的内容：还在更古老的时期（即还在9世纪）罗斯和拜占庭就“不仅口头上，而且书面上”解决有争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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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大公们同拜占庭订立的条约的时间比罗斯大公们订立条约的时间还要早。其中第一份条约是在714年订立的，第二份条约（无疑是书面条约）是在774年签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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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拜占庭同其他国家订立的条约通常是用希腊语和与之签约的国家的语言写成的。但是保加利亚人同拜占庭第一批条约早在基里尔创立字母之前就缔结了，而东斯拉夫人的第一批条约则早在他们正式接受基督教（988）和在他们那里普遍使用基里尔字母之前就缔结了。因此，这些条约的副本看来是用变形的希腊文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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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接受基督教之前的斯拉夫文字的两种确实无疑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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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类型并不是肯定无疑的，而只是可能的，它就是所谓的“原始格拉戈尔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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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捷克学者林加尔特和安东(58)首先提出在基里尔以前时期斯拉夫人就已存在原始格拉戈尔文字的假说。这一假说的基础是西斯拉夫人那里流传的一则轶闻：早在5世纪，西部基督教的传教士耶罗尼姆（死于420年）给这些斯拉夫人带去了格拉戈尔字母写的文献。现在有人认为，这则轶闻是当地斯拉夫神职人员所编，其目的在于不把格拉戈尔字母的起源同东部基督教教会——其代表人物是基里尔——联系起来，而是把它同西部基督教教会联系起来，从而取得罗马对格拉戈尔字母的承认。在40—50年代，П．Я．切尔内赫、H．А．康斯坦丁诺夫、E．М．埃普什坦和其他苏联研究者(59)的著作中重又恢复了原始格拉戈尔字母的假说，不过它被用到东斯拉夫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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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格拉戈尔文字形成的过程可能有两种途径。第一，这一过程可能是在希腊文字、希伯来-可萨文字，很可能还有格鲁吉亚文字、亚美尼亚文字，甚至北欧古代文字的复杂影响下进行的；北欧古代突厥金石文字的文物属于可萨人，是在东斯拉夫部落的疆域内发现的。在这些文字的影响下，斯拉夫人的“线条和刻画”可能逐渐取得字母-表音的意义，从而局部保留自己的原始形式；我们从文字史上知道，日耳曼北欧古代文字也经过了类似的道路。第二，某些希腊字母可能是斯拉夫人在字形上加以改变，以便适应于习以为常的“线条和刻画”的形状。但是没有找到证实原始格拉戈尔文字存在的令人信服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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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推测的这一文字的文物中，“阿列坎诺沃”的铭文具有最重大的意义。这一铭文（见第127图，б）刻在10—11世纪的瓦罐上，是1897年В．А．戈罗佐夫在梁赞城郊的阿列坎诺沃村挖掘时发现的；铭文有14个排成一行的符号。1898年在同一地方的瓦罐碎片上又发现了五个类似的符号(60)。正如В．А．戈罗佐夫所指出的，“瓦罐烧制得不好，显然是匆忙制作的……因此，是当地制作的，家用的，因此，它的铭文是当地书写人或家庭书写人所作，即斯拉夫人所作”。因为符号太多，所以不能把它们当作工匠的标记。В．А．戈罗佐夫做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只得假设，这些符号是某种不知名的文字的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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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特维尔博物馆的瓦罐以及在特维尔11世纪墓地发现的铜牌上的符号的形状接近于“阿列坎诺沃的符号”。两块铜牌上的符号呈圆形，形成两件相同的铭文。其中一些符号也像阿列坎诺沃符号一样同格拉戈尔字母相似(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