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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另外一些文字体系——摩尼教派的、聂斯脱利教派的、雅各教派的、伊西达教派的——与一些传播不广和延续时间不长的宗教教义相联系，这些宗教是作为与官方的国教的对立物而出现的；这种文字体系同这些对立的教义一起产生，一起消失。在公元1000年代，特别是在近东和前亚，即在拜占庭教会的势力范围之内，产生过很多这样的昙花一现的文字体系。这是因为对立的宗教教义总是在本质上追求外在的，在祭祀仪式上独立于居统治地位的宗教所致。在西欧，在罗马的势力范围之内，通过把祈祷仪式和祈祷书籍译成各国民间语言——与必须遵守的罗马教会的拉丁语相对立——的方式来取得这种独立。拜占庭与罗马不同，它容许用当地语言进行祈祷；因此与拜占庭对立的宗教教义的外在的独立，是顺着创立字形上不同于拜占庭文字的文字体系的道路向前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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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封建主义时期才具有这种文字体系同宗教教义的密切联系。在这个时期，由于教会受到了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和推崇，它就变得特别气势汹汹和咄咄逼人，力求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实行垄断的统治；任何反封建制度的斗争也相应地成为反官方教会的斗争，而且这一斗争总是以宗教异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相反，对于更早一些时间来说，即当宗教还没有取得全国必须遵守的教义的性质时（在许多古代奴隶制国家中，每个城市往往都有自己崇敬的神，而且除了自己的神以外，还崇奉其他的神），宗教教义对普及文字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在封建制以后的时期，即当宗教已开始失去影响和力量之后，宗教教义的影响变得更小了。因此某些国外研究者常有的把文字同宗教的联系解释成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说法，应该认为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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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奴隶制时代，对文字普及影响最大的不是文字同宗教学说的联系，而是文字变成古时面积最大的和人种众多的国家——亚述、巴比伦、阿黑门尼德波斯、罗马帝国等(10)——的正式文字。接受了这些文字的民族（例如腓尼基人和阿拉米人）在国际贸易上的联系，也对文字的推行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某些文字（如希腊文字、拉丁文字、阿拉伯文字、中国汉字）由于使用这些文字的民族在文化、文学和科学上繁荣昌盛而具有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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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文字史上的影响有确实无疑的重大作用，但在革命前俄国和现代国外的著作中，这些影响的意义仍被过分夸大了。例如，经常没有考虑文字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和晚期阶段影响的不同作用；因此，企图从一个来源引出所有的文字，其中包括最古的文字，这种企图（F．Gommel、J．Вall、I．Gelb、R．Vulli等人）是同史料相矛盾的；整个文字史有时几乎完全归结为制订“谱系”图（Č．Loukotka）。对文字史来说，除了制订“谱系”图以外，研究每一种文字的特点才有较大的（而非较小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揭示文字发展的重要规律，以及文字同民族的语言和民族发展的特点的联系；如果是另一种做法，那文字史就不可避免地只归结为尽量罗列一些偶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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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史证实了这个结论。文字史表明，符号的形式是最常被借用的，因为形式不和语言相联系。相反，每种文字的重要特点（文字的类型、符号的成分和音值）几乎总是依语言的特点而改变的；即使如果该文字是在另一种早先存在过的文字的影响下产生的，那这些重要特点也是经常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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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研究腓尼基字母表的起源时，注意力主要放到这一字母表受到来自早先存在的文字的影响上。通常列举腓尼基字母同埃及、克里特、原始西奈以及其他符号在字形上相近的例子作为这种影响的证明。然而，从文字通史的观点来看，腓尼基文字中最重要的东西绝对不是符号的形状，而是腓尼基文字属于最早的、最重要的、始终如一的音素文字之一这个事实。在腓尼基，音素文字的产生和进一步发展应该解释为不单纯是外来的影响（虽然有这些影响，但是腓尼基人熟悉埃及的辅音-音素型的圣书字，起了不小的作用）；腓尼基音素文字的产生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于发展对外贸易的需要（因为贸易是腓尼基人的主要行业），同时也决定于腓尼基语的特点（词根词干的辅音结构等）。这个结论也被下述事实所证明：西部闪米特人几乎同时产生几种不同体系的音素文字，如乌加里特文字、腓尼基文字、原始西奈文字、原始伽南文字；这些文字虽然字形上有差异，但在类型上（辅音-音素型），并且很大程度上在音素成分方面，它们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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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在研究古斯拉夫的基里尔字母系统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确立基里尔字母形式同希腊字母、希伯来字母和其他字母的接近的程度上。然而这里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也不是字母的形式，而是基里尔字母的音素成分，它们不同于希腊语的音素成分，而且它们也很好地适应于斯拉夫语的语音；正是这点决定了基里尔字母系统的独创性，也正是这点成了这个字母系统至今为止作为许多种斯拉夫字母表基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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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在苏联的著作中，一时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相反的趋向——力求缩小，甚至忽视文字史中外来影响的作用；在许多论述斯拉夫文字起源的著作中，这一趋向特别有所表现。这样的趋向也是科学上的一个极端倾向，是科学不能容许的。某个民族的文字的独创性的证明不应从它起源的绝对独立性中去寻找，因为不受外来影响而产生的文字几乎是不存在的（除了最古老的表词文字以外）。独立的文字应该认为是这样一些文字：它们（像希腊文字、斯拉夫文字等一样）不是通过机械的借用而产生，而是通过对其他民族的文字进行创造性的改造而成，因此它们能正确反映语言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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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文字的发展中也经常表现出不同社会集团的影响，其中包括阶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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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文字也像语言一样，是为整个社会、为社会的全体成员服务的，因此在这方面它不是有阶级性的。但是阶级的影响表现在文字的历史发展和实际使用上要比对语言的发展和使用大得多。这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学习文字书写是有组织地在学校内进行的，要求花费大量时间和钱财，这并不总是被压迫阶级的成员所能做到的。第二，要求把文字当作交际的补充手段，只有在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才变得必要，而被压迫阶级和附属民族的文化发展总是被有意地加以阻碍。第三，国家对文字订的规章制度对文字的发展和使用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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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级社会中，劳动阶级以及被压迫民族使用文字的机会经常受到重重限制。例如，沙皇俄国的社会经济条件阻碍了在人民中广泛普及识字教育，在对待处于附属地位的少数民族利用文字的机会实行压制的政策。在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中，阶级对文字的发展和使用的影响更要大得多。在这些社会中，文字往往成了一定社会集团——祭司和职业书写人（如埃及、苏美尔）、国家官吏和士大夫（如中国）——的独占特权。书写的能力又促使这些集团处于特殊的地位，使得他们产生一种对抗文字大众化企图的心理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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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统治集团的政策也人为地阻挠少数民族文字体系的创制。拉丁教会人士为反对基里尔和美弗基以及他们创制的斯拉夫文字所进行的斗争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子。这场斗争的结局是基里尔和美弗基的弟子被赶出摩拉维亚并在那里用拉丁文取代斯拉夫文；在天主教的影响之下捷克和波兰也采用了拉丁文。伊斯兰教会对小亚细亚、高加索、非洲和其他一些民族也实行类似的政策，人为地强行推行与这些民族的语言格格不入的阿拉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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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守的科学界和政界人士的影响下，现有文字的发展往往也受到阻碍。从前某个时候，文字中的几乎所有的变化都是逐渐积累的，自发进行的。在这些时期内，对不同民族的文字发展最有阻碍性影响的是：这些民族除用他们自己的文字外，还使用死的祈祷文字和科学-文学著作的文字（拉丁文、阿拉伯文等）；大部分受过古典文化教育的学术界人士的因循守旧，这些人以自己受的教育和学问感到自豪，认为文字接近于人民语言是文字的庸俗化。在最近几百年（俄国是从彼得大帝时候起）由于国家对正字法订出细则，字母-正字法规则的变化便完全从属于国家在文字方面所订的规则了。如果不实行文字改革，那么文字同发展中的语言的不适应性便会加剧，历史传统原则就成了主要的书写原则（如英文、法文和其他文字）。相反，如果国家实行进步的文字政策，那么文字便朝着准确表达语言的方向加以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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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文字发展的诸因素中，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占有特殊的地位。可是其他因素既制约着文字的类型，又制约着符号的成分和音值，但书写材料和工具只影响符号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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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这种影响是很大的。例如：西亚各民族使用泥版，决定了几乎所有西亚民族的书写符号都相似的楔形形状。正因为这点，所以西亚的文字体系统称为“楔形文字”，尽管不同的楔形文字在类型上是有根本差异的；例如，最古的苏美尔楔形文字基本上是表词文字，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是表词-音节文字，波斯楔形文字基本上是音节文字，乌加里特楔形文字是辅音-音素文字。与此相类似，埃及除了圣书体文字外，出现了僧书体文字和后来的民书体文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使用软质书写材料（尤其是莎草纸）以及芦苇秆——芦秆笔所致。汉字的特殊形式是由于中国使用纸、笔、墨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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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对书写材料和工具的影响也有些强调过分；例如，对最古的苏美尔图画-线性字变成几条约定的楔形线的组合体或者对埃及人出现僧书体和民书体文字，有人往往只解释为书写材料的影响所致。然而力求加速书写过程的意图起了更大的作用；由于埃及和苏美尔文字的普及，尤其是由于职业书写人这一社会集团的形成，这种加快书写的意图变得特别坚决了。在罗斯，由正字体过渡到半正字体，然后又过渡到草字体，这些几乎都是由这同样的原因引起，而不是书写材料的改变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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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以外，文字文物的用途对文字字形也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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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最古的文物是一些刻在岩石、石碑和建筑物墙壁上的简短的国家记事性和殡仪祭祀的铭文，还有雕刻在武器、瓶子等物品上的赠与铭文及其他铭文。这些铭文是供远距离的人们看的。因此铭文的符号字体很大，由一个个仔细画出或刻出的笔画构成。在这些铭文中，交际功能和记事功能同图案装饰功能结合在一起。这些铭文本应当（哪怕局部地）不仅为会读的人，而且也为文盲所认识。因此这些铭文的符号长时间里保留着图画性质，并且和艺术的图像结合在一起。埃及的圣书字、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的文物、中国的青铜祭器上的铭文可以作为这方面的范例。钱币、印章和其他小物品上的铭辞接近于这一类铭文，铭辞的特点主要是字数较少和小块物件表面上雕刻所形成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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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晚出现的书籍型的文句（宗教祭祀文、历史记事文和文学创作等）具有另一种字形的性质。这些文句通常写在软质材料上。它们是供受过训练的读者和短距离内来阅读的；因此它们的符号字体更小而且有约定的性质（非图画性质）。然而这一文字的字形中反映出追求使书籍的文句（特别是宗教祭祀文）具有风格上的统一、清晰、庄重和美观的性质。通常这些符号是分开写的，很少用合体符号和缩略字。埃及的民书字体、拉丁的安色尔字体、古阿拉伯的字体、希腊和俄国的正字体可以作为其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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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图案式字体，它们用来书写标题、美术字等。在这些字体中追求美观的倾向占主导地位，哪怕不便于阅读。各种不同类型的花体字可以作为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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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字体是一类特殊的字体，它们用于公文书信来往。这种字体中部分保持的追求书法的一致和美观的倾向不如追求加快书写的倾向；它们的符号变得更小了，开始连写，合体字和缩略字的数量也增加了。日常书信来往的字体接近于这一类，它们的特点是书法风格上更少一致，书写时更加潦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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