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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在研究古斯拉夫的基里尔字母系统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确立基里尔字母形式同希腊字母、希伯来字母和其他字母的接近的程度上。然而这里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也不是字母的形式，而是基里尔字母的音素成分，它们不同于希腊语的音素成分，而且它们也很好地适应于斯拉夫语的语音；正是这点决定了基里尔字母系统的独创性，也正是这点成了这个字母系统至今为止作为许多种斯拉夫字母表基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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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在苏联的著作中，一时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相反的趋向——力求缩小，甚至忽视文字史中外来影响的作用；在许多论述斯拉夫文字起源的著作中，这一趋向特别有所表现。这样的趋向也是科学上的一个极端倾向，是科学不能容许的。某个民族的文字的独创性的证明不应从它起源的绝对独立性中去寻找，因为不受外来影响而产生的文字几乎是不存在的（除了最古老的表词文字以外）。独立的文字应该认为是这样一些文字：它们（像希腊文字、斯拉夫文字等一样）不是通过机械的借用而产生，而是通过对其他民族的文字进行创造性的改造而成，因此它们能正确反映语言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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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文字的发展中也经常表现出不同社会集团的影响，其中包括阶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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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文字也像语言一样，是为整个社会、为社会的全体成员服务的，因此在这方面它不是有阶级性的。但是阶级的影响表现在文字的历史发展和实际使用上要比对语言的发展和使用大得多。这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学习文字书写是有组织地在学校内进行的，要求花费大量时间和钱财，这并不总是被压迫阶级的成员所能做到的。第二，要求把文字当作交际的补充手段，只有在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才变得必要，而被压迫阶级和附属民族的文化发展总是被有意地加以阻碍。第三，国家对文字订的规章制度对文字的发展和使用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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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级社会中，劳动阶级以及被压迫民族使用文字的机会经常受到重重限制。例如，沙皇俄国的社会经济条件阻碍了在人民中广泛普及识字教育，在对待处于附属地位的少数民族利用文字的机会实行压制的政策。在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中，阶级对文字的发展和使用的影响更要大得多。在这些社会中，文字往往成了一定社会集团——祭司和职业书写人（如埃及、苏美尔）、国家官吏和士大夫（如中国）——的独占特权。书写的能力又促使这些集团处于特殊的地位，使得他们产生一种对抗文字大众化企图的心理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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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统治集团的政策也人为地阻挠少数民族文字体系的创制。拉丁教会人士为反对基里尔和美弗基以及他们创制的斯拉夫文字所进行的斗争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子。这场斗争的结局是基里尔和美弗基的弟子被赶出摩拉维亚并在那里用拉丁文取代斯拉夫文；在天主教的影响之下捷克和波兰也采用了拉丁文。伊斯兰教会对小亚细亚、高加索、非洲和其他一些民族也实行类似的政策，人为地强行推行与这些民族的语言格格不入的阿拉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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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守的科学界和政界人士的影响下，现有文字的发展往往也受到阻碍。从前某个时候，文字中的几乎所有的变化都是逐渐积累的，自发进行的。在这些时期内，对不同民族的文字发展最有阻碍性影响的是：这些民族除用他们自己的文字外，还使用死的祈祷文字和科学-文学著作的文字（拉丁文、阿拉伯文等）；大部分受过古典文化教育的学术界人士的因循守旧，这些人以自己受的教育和学问感到自豪，认为文字接近于人民语言是文字的庸俗化。在最近几百年（俄国是从彼得大帝时候起）由于国家对正字法订出细则，字母-正字法规则的变化便完全从属于国家在文字方面所订的规则了。如果不实行文字改革，那么文字同发展中的语言的不适应性便会加剧，历史传统原则就成了主要的书写原则（如英文、法文和其他文字）。相反，如果国家实行进步的文字政策，那么文字便朝着准确表达语言的方向加以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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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文字发展的诸因素中，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占有特殊的地位。可是其他因素既制约着文字的类型，又制约着符号的成分和音值，但书写材料和工具只影响符号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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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这种影响是很大的。例如：西亚各民族使用泥版，决定了几乎所有西亚民族的书写符号都相似的楔形形状。正因为这点，所以西亚的文字体系统称为“楔形文字”，尽管不同的楔形文字在类型上是有根本差异的；例如，最古的苏美尔楔形文字基本上是表词文字，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是表词-音节文字，波斯楔形文字基本上是音节文字，乌加里特楔形文字是辅音-音素文字。与此相类似，埃及除了圣书体文字外，出现了僧书体文字和后来的民书体文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使用软质书写材料（尤其是莎草纸）以及芦苇秆——芦秆笔所致。汉字的特殊形式是由于中国使用纸、笔、墨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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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对书写材料和工具的影响也有些强调过分；例如，对最古的苏美尔图画-线性字变成几条约定的楔形线的组合体或者对埃及人出现僧书体和民书体文字，有人往往只解释为书写材料的影响所致。然而力求加速书写过程的意图起了更大的作用；由于埃及和苏美尔文字的普及，尤其是由于职业书写人这一社会集团的形成，这种加快书写的意图变得特别坚决了。在罗斯，由正字体过渡到半正字体，然后又过渡到草字体，这些几乎都是由这同样的原因引起，而不是书写材料的改变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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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以外，文字文物的用途对文字字形也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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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最古的文物是一些刻在岩石、石碑和建筑物墙壁上的简短的国家记事性和殡仪祭祀的铭文，还有雕刻在武器、瓶子等物品上的赠与铭文及其他铭文。这些铭文是供远距离的人们看的。因此铭文的符号字体很大，由一个个仔细画出或刻出的笔画构成。在这些铭文中，交际功能和记事功能同图案装饰功能结合在一起。这些铭文本应当（哪怕局部地）不仅为会读的人，而且也为文盲所认识。因此这些铭文的符号长时间里保留着图画性质，并且和艺术的图像结合在一起。埃及的圣书字、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的文物、中国的青铜祭器上的铭文可以作为这方面的范例。钱币、印章和其他小物品上的铭辞接近于这一类铭文，铭辞的特点主要是字数较少和小块物件表面上雕刻所形成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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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晚出现的书籍型的文句（宗教祭祀文、历史记事文和文学创作等）具有另一种字形的性质。这些文句通常写在软质材料上。它们是供受过训练的读者和短距离内来阅读的；因此它们的符号字体更小而且有约定的性质（非图画性质）。然而这一文字的字形中反映出追求使书籍的文句（特别是宗教祭祀文）具有风格上的统一、清晰、庄重和美观的性质。通常这些符号是分开写的，很少用合体符号和缩略字。埃及的民书字体、拉丁的安色尔字体、古阿拉伯的字体、希腊和俄国的正字体可以作为其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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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图案式字体，它们用来书写标题、美术字等。在这些字体中追求美观的倾向占主导地位，哪怕不便于阅读。各种不同类型的花体字可以作为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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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字体是一类特殊的字体，它们用于公文书信来往。这种字体中部分保持的追求书法的一致和美观的倾向不如追求加快书写的倾向；它们的符号变得更小了，开始连写，合体字和缩略字的数量也增加了。日常书信来往的字体接近于这一类，它们的特点是书法风格上更少一致，书写时更加潦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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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民族的造型艺术的特点对书写符号的形式，或者正确些说，对文字总的字形风格，有不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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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阿拉伯文字的图案性质主要是因为伊斯兰教为了避免偶像崇拜禁止在绘画和雕刻中有动物的图像。因此，阿拉伯国家模拟的植物图案和同样模拟的、图案式结构的铭文便广泛发展起来。在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用俄文为基础的文字取代了阿拉伯文字以后，他们的文字就不再相应地结合古老的民族图案了，这是因为另一种非图案式的、俄文的几何图式的性质所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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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借用的腓尼基字母的形状，依照希腊的建筑和图案装饰的传统而加以改变；这些字母逐渐失去了棱角突出的特征，开始具有比较完美的几何图形。在罗马人借用希腊字母时，其字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拉丁文在保留希腊的几何形原则的同时具有了更圆更匀称的形式；拉丁文中反映了罗马建筑的影响，这种建筑是以形式更为匀称而著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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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对文字字形的影响也往往被过分夸大了。有时候只有文字和字体的一般风格同民间艺术的特点有联系。而字母的具体形状纯粹是有条件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用的材料和工具，也取决于先前存在的文字字形的影响。字母的这种或那种形状只有在几百年来习以为常之后才被看作是民族的形式；例如，尽管某些俄文和拉丁文的字母（如a、e、o等）完全一样，但俄文的词句中哪怕采用了一个不合俄文字母的拉丁文字母（如拉丁文的N或者D）也会被看作破坏了俄文的“民族性”字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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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风格的替换也对文字和字体的字形发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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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哥特式风格的繁荣时期，拉丁文的字形变化特别显著：加洛林王朝的古小写字体被哥特式文字所取代。在文艺复兴时期，还是在艺术风格变化的影响之下，拉丁文又回到匀称的圆形并且变成了“人文主义文字”；在人文主义文字的基础上创制了“圆体”型印刷铅字。从18世纪末期起，在古典主义风格和铜版画的影响之下，广泛流行着一种更有对称性的字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现代派”风格的影响下产生了“伊西达”型、“奥西里斯”型、“海萨”型、“泽采西昂”型的奇形怪状的不便于阅读的铅字体。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这些古怪的铅字都拿去重新回炉。新的苏联的铅字是在便于阅读的科学基础上同时考虑到印刷和艺术的要求而铸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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