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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团体和组织也照样不能免俗。“新兵训练营”里的痛苦极具传奇意味，但又卓有成效。小说家威廉·斯蒂伦（William Styron）回忆了自己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新兵营的“集训噩梦”，同时也证明了它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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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认识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里……没有一个人不认为新兵训练是一口严酷的大熔炉，但从这个熔炉里熬出来以后，他们却变得更坚强、更勇敢、更能承受磨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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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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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C国人改造战俘，还是大学兄弟会坚持入会仪式，只要对此类活动加以考察，就可以看出一些有关承诺的宝贵信息。能有效改变一个人自我形象和将来行为的承诺，似乎都是当事人当着众人的面，付出努力主动做的。然而，有效的承诺还有一个比上述三点，即公开、主动和付出努力更重要的特征。为了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我们首先要解决C国战俘管理人员和大学兄弟会弟兄们所做的一些怪异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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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桩怪事是兄弟会的章程无不拒绝把公共服务活动纳入入会仪式。前面我们提到过，有调查报告说，兄弟会经常开展社区项目，但社区服务跟入会仪式几乎总是独立开来的。这是为什么呢？倘若兄弟会的入会仪式追求的是付出了努力的承诺，那肯定可以在里头包含一些艰苦、麻烦的公益活动，如修葺一下破旧的房子，到心理健康中心扫院子，去医院帮忙倒痰盂，这些事儿都是足够累人又不好玩的。再说，这类公益活动能极大地改善兄弟会“地狱周”仪式在公众心目中和媒体上的负面形象。调查显示，报纸上每登出一则有关“地狱周”的正面新闻，就会登出与其相关的另外五则负面新闻。就算光从公共关系的角度出发，兄弟会也应该把社区服务活动纳到入会仪式里，但他们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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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第二桩怪事，我们得回到C国战俘营和那儿为A国战俘举办的政治征文比赛上。C国希望能让尽量多的A国人参加比赛，让他们不知不觉地写一些支持C国的文章。然而，既然想吸引更多的人参与，为什么奖品却这么小气呢？征文比赛的获胜者最多只能得到一些额外的香烟和少量的新鲜水果。从战俘营的环境看，尽管这些奖品还算有价值，但设些更大的奖励也是很容易达到的：保暖的衣物、通信时的特别待遇、更多的行动自由，这些东西都可以用来吸引人参加征文比赛。可C国人却特意选择了小气的奖品，不选更大、更吸引人的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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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背景全然不同，但兄弟会拒绝在入会仪式里纳入公益活动，跟C国人不为征文比赛设置更刺激的奖品的原因是一样的：他们希望参与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一旦做了，就没有借口可找，没有退路可选。新会员在入会仪式上主动承受了非人的折磨，他不可能说自己这么做只是出于慈悲心肠；同样，也不能让写了反对自己国家的政治文章的战俘有机会在事后耸耸肩说，“我只是贪图那份大奖罢了”。绝对不行。兄弟会的章程和C国战俘营的征文比赛都是要让人做了以后就回不了头，光让兄弟们、战俘们写出承诺还不够，还得让他们发自内心地为自己做过的事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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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家已经确定了一点：只有在认为外界不存在强大的压力时，我们才会为自己的行为发自内心地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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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厚的奖品就属于此类外部压力，它可以让我们去执行某一行动，但并不足以让我们自觉自愿地对此行动负责任。顺理成章地，我们也不会觉得该对它有什么承诺感。强大的威胁也一样：它能叫人当场顺从，却不大可能带来长期的承诺感。事实上，优厚的物质奖励或强大的威胁甚至可能减少或“破坏”我们对某一行为的内在责任心，一旦奖励或惩罚不存在了，我们就不愿意再去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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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认识对教育孩子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对于我们希望孩子真心相信的事情，绝不能靠贿赂或威胁让他们去做，贿赂和威胁的压力只会让孩子暂时顺从我们的愿望。倘若我们不仅希望他们暂时顺从，还希望孩子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就算我们不在现场提供外部压力，他们也会继续照着我们乐于见到的方式去做，那么，我们就得做一些安排，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来。心理学家弗里德曼就做过一个实验，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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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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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找来一种诱人的玩具，对一群二到四年级的小男孩说，玩它是不对的。他想看看6个星期后自己说的话是不是还管用。熟悉7～9岁小男孩的人，想必都知道这项任务是何等艰巨，但弗里德曼有个计划。他觉得，倘若能够先把男孩们说服，让他们发自内心地觉得玩这种玩具是错的，或许他们之后真的不会再去玩它。麻烦的是，怎样才能让孩子们相信玩这种玩具（昂贵的遥控机器人）确实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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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知道，让男孩暂时听话很简单。只需要威胁他们说，要是逮到他偷玩机器人，他会遭到很严厉的惩罚。之后，大人会待在附近假装严厉“执法”，这样就很少有孩子会冒险去碰机器人了。弗里德曼猜得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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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给男孩儿依次看了5种玩具，并警告说：“玩机器人是不对的。要是你玩了它，我会很生气，那时候我做的事情恐怕会让你不好受。”之后，弗里德曼离开了房间几分钟。在此期间，他通过一面单向玻璃暗中观察男孩。他先后找了22个不同的男孩做此尝试，在他离开的那几分钟里，有21个孩子摸都没摸过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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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只要孩子们觉得有可能被逮到并挨罚，强大的威胁就管用。当然，弗里德曼早就猜到了这一点。他真正感兴趣的是，等过上一段时间，当他不在周围的时候，威胁还能不能有效指导孩子们的行为。出于这一目的，6个星期之后，他派了一名年轻的姑娘又来到男孩们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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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把孩子们从班上逐一叫出来，参与一项实验。她并未提及自己跟弗里德曼有任何关系，只是带着孩子们回到那间放有5种玩具的房间，说要给他们做个画画的测试。她一边给测试打分，一边告诉男孩，想玩哪种玩具都行。当然了，几乎所有的男孩都玩了玩具。有趣的地方在于，所有玩了玩具的孩子中，77%都选了先前禁止他们玩的机器人。因为弗里德曼不能回来执行惩罚，6星期前非常管用的威胁，这下子差不多完全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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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的实验并未到此结束。他另选了一组男孩，把程序稍微调整了一下。他仍然先给孩子们看了5种玩具，也对他们说，在自己离开房间期间，别玩机器人，因为“那是不对的”。这一次，他并未威胁孩子非要他们服从。他只是离开房间，通过单向玻璃观察，看看他的指示是否管用。结果指示同样管用。和前一组男孩一样，弗里德曼短暂离开期间，22人里只有1个孩子玩了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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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星期之后，弗里德曼不在那里了，孩子们有机会跟机器人玩了，这个时候，两组男孩的真正区别显现了出来。先前没有施以强烈威胁的男孩做出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他们明明被允许想玩哪种玩具都可以，可大多数人都没去碰机器人。尽管在5件玩具里，机器人的吸引力是最大的。其他4种玩具分别是：一艘便宜的塑料潜水艇、一只儿童棒球手套但没有球、一把没上子弹的玩具来复枪和一辆玩具拖拉机。孩子们被允许选择其中之一来玩时，只有33%的孩子选了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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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男孩身上都出现了戏剧性的结果。对第一组男孩来说，弗里德曼说玩机器人“是不对的”，为了支持这一说法，他向孩子们施以严厉的威胁。在弗里德曼有可能逮到孩子们犯规的时候，威胁很管用。可之后他不在现场观察孩子们的行为了，威胁就没用了，他定的规矩自然也就作废了。看起来是这样：威胁并未让男孩们懂得玩机器人是错的，只不过，要是存在挨罚的可能性，玩它便不够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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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另一组孩子来说，带来这种戏剧性不同的原因来自他们内心，而非外部。弗里德曼同样曾告诉过他们，玩机器人是错的，但他并未施以额外的威胁，说要惩罚不照做的孩子。最终结果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光靠弗里德曼的指示，就足以在他短暂离开房间的时候，阻止男孩们玩机器人了；第二，自那以后，男孩们为自己不玩机器人的选择负起了责任。他们认为，不玩机器人是因为他们不想那么做。毕竟，就算他们玩了玩具，也不会受重罚，所以不能用这一点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因此，几个星期之后，当弗里德曼不在周围时，他们仍然不玩机器人，因为他们已经从内心相信自己不想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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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要想教育孩子，可以从弗里德曼的研究里提取一点心得。假设有对夫妇想告诉女儿“说谎不对”。要是家长在场，或女儿觉得会被发现，那么明明白白的严肃威胁会很管用，比如，“宝贝儿，说谎不好，要是我逮到你说谎，我会把你的舌头给割掉”。但威胁没法实现说服小姑娘的长远目标，也没法让她打心眼里认为：因为说谎是错的，所以自己才不想做。所以，家长们需要采用一种更奇妙而有效的方法。你得找一个有力的理由，足以让她在大多数时候保持诚实，可这个理由又不能强大到让孩子觉得，自己完全是为了它才保持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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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点棘手，因为不同的孩子需要的理由也不一样。对有些孩子来说，可能光是请求就够了（“宝贝儿啊，说谎不好，所以我希望你别说谎了”）；另一些孩子，可能要加上一个稍微强烈些的理由（“……要是你说谎，我会对你失望的”）；还有些孩子，或许还得给予适当的警告（“……要是你说谎，我恐怕不得不做些我不想做的事情”）。明智的家长自然知道哪种理由对自家的孩子适合。要点是找出一个理由，能让孩子从一开始就照着家长的意愿去做，同时又让他对这一行为自觉自愿地负责。也就是说，这种理由里蕴含的可察觉外部压力越少，效果就越好。对家长而言，选择一个合适的理由并不容易，但这番努力应该是物有所值的。它决定了孩子是会在短期内顺从，还是会做出长久的承诺。正如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300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人违心答应倒是不难，可他的看法还是老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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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为自己采取的立场支付小额报酬（与丰厚报酬相对），反倒能激发他们更大的承诺感，这一设想自首次预测以来就得到了连续不断的支持。例如，在最近的一项实验中，向朋友推荐某个品牌后可获得小额金钱奖励的被试，会对品牌更加青睐和忠诚。出于类似的思路，让人们做出自由选择可带来更大的忠诚感，这一设想也自阐述之初便得到了不断的支持。自愿选择会强化承诺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们激活了我们大脑的奖励区。研究显示，出于外部压力（如丰厚金钱奖励或惩罚）所做的承诺的效力会受到削弱。最后，出于内部原因而非外部原因做出的承诺，会给当事人带来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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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长出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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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上文探讨过的两个原因，说服专业人士很喜欢能带来内心变化的承诺。一来，内心变化一旦出现，就跟当前的环境不挂钩了，它能涵盖所有相关的环境；二来，变化能发挥持久的作用。因此，一旦人们受到诱导，采取能改变自我形象的行为，比如说变成具有公益精神的好市民，那他们在其他多种情况下就都有可能热心公益，此时，说不定正好有人想要他们这么做呢！最后，只要新的自我形象能维持下来，他们就很可能会继续从事热心公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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