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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朋友之间身体活动水平联系的研究还发现，被试低估了朋友对自己活动产生的影响，错误地认为与健康及个人形象相关的因素对自己影响更大。最好的朋友对大学生的饮酒情况有着强有力的影响，该研究还表明，这一效应在白人学生和美国原住民学生身上都存在。一般而言，朋友之间可见的与实际的基因重叠程序，都比非朋友之间的重叠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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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 人人都会打呵欠，通常是出于疲倦或无聊等原因。就此处的目的而言，导致打呵欠的另一个更有趣的原因与影响力过程有关：这就是传染性呵欠，即别人打呵欠之后自己也打起呵欠来。我们知道，联盟感会给人类的反应带来影响，因此，传染性呵欠的发生频率，跟后一个打呵欠的人与前一个打呵欠的人之间的个人依恋程度直接挂钩。传染性呵欠最容易发生在亲人之间，其次是朋友，然后是熟人，陌生人之间最少。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其他物种中（黑猩猩、狒狒、倭黑猩猩和狼），一只动物打呵欠主要是由亲属或朋友的接触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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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同一物种（并主要是以“我们”为基础单位的物种）的成员之间会发生传染性呵欠的现象。这种影响力能跨物种存在吗？日本的一项研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而且证据能让人大吃一惊。该研究中的物种之一是人类，之二是狗（经常有人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实际上，还常常有人形容人和狗之间的纽带超越了友谊甚至血缘。例如，经常会有人把狗当成自己的家庭成员，比如“我养了3个孩子和1只苏格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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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研究使用类似的程序检验了25只狗。在5分钟内，让每只狗看着研究者或自己的主人打了几次呵欠。研究者记录下狗的反应，并分析传染性呵欠的次数。结果一目了然：跨物种的传染性呵欠确实存在，但只存在于狗与主人之间。我们再一次看到，在以“我们”为基础的单位（单位的边界可扩展余地极大，在本例中甚至包括了跨物种成员）内，影响力尝试会更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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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收集的数据还揭示了人类传染性呵欠发生的次数，与传染和被传染呵欠者之间个人连接程度的等比关系。他们发现，就算呵欠只通过声音传播，也存在同样的比例关系（如见图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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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会传染的呵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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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及其主人打哈欠会互相传染。到目前为止，研究者只验证了主人打呵欠会传染给宠物。我不是个好打赌的人，但我敢打赌，这种现象是双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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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爱猫人士，不要绝望。我没能提供表明宠物猫与其主人之间传染性打呵欠的数据，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影响不存在。缺乏证据可能只是因为研究者还没有检验这种可能性，这或许是因为研究者很难让猫长时间保持静止、集中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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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商业、政治、体育和人际关系，人类互动的其他重要领域也显示出“我们”式群体身份的偏见效应，而且偏误程度同样惊人。在健康方面，如果主治医生与新生儿属于同一种族，婴儿出生死亡率就会显著下降。在执法领域，如果警察和司机的种族相似，警察就不太可能拦下司机的车辆进行搜查。在教育领域，教师打分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影响：教师与学生在种族、宗教、性别、民族或国籍方面的匹配，会提高学生的课堂评估水平和考试成绩。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一项研究提供了最明显的证据：该大学位于荷兰与德国边境附近，拥有大量来自荷兰和德国的师生。把学生的试卷随机分配给来自相同或不同国籍的老师评分，如果学生的名字跟打分老师的国籍匹配，那么该学生的分数就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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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行为科学家一直忙于检验联盟原则影响人类反应的广度和深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能带来联盟感的两类主要因素：一类是身心合一，一类是行动合一。我们来逐一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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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全新升级版） [:1705283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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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1：身心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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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亲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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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属于同一个家庭，即血缘相同，是自我—他人统一的终极形式。事实上，进化生物学中被广为接受的一个观点是，个体会付出极大的努力，争取让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而非单纯地让自己存活。这种主张的言外之意是：自我利益可以在当事人自身之外，在与自己有着相同遗传物质的他人身上。出于这个原因，人们特别愿意帮助血缘关系近的亲戚，尤其是在事关生死的决定上，比如美国人是否愿意捐献自己的肾脏，日本人是否愿意救出着火大楼里的人，委内瑞拉人是否愿意在丛林斧头大战里出手干预。脑成像研究给出了一个最可能的解释：在帮助了家庭成员之后，大脑的自我奖赏中枢会体验到高得非同寻常的刺激；这么做，就好像是帮助了自己一样，哪怕是对青少年，情况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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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S REPORT | 读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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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西奥迪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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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进一家商店购买必需品时，在门口使用了保安提供的洗手液。我注意到，一个在该商场药店工作的人，进店时拒绝使用消毒液。这样的场面并非个例。比如，商场里有更多人都不接受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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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我致电商场经理指出了这一现象，她说自己并未获得授权做出任何改变，但声称会向“公司”提出这个问题，然而情况并无改观。接着，我联系了当地的国会议员，并给议员留下一条电话信息：“议员先生，请想象一下你的奶奶或妻子因为传染控制措施实施不到位而患病。良好的传染控制本可以让她们免遭此劫。请将这一想法传递给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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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我接到了议员的电话和电子邮件。他用我的方案联系了卫生部、卫生部长和两家全国零售连锁店的首席执行官。随后，我在新闻中发现，零售连锁店突然实施了新的手部消毒和社交距离限制。该新闻鼓励人们联系推动这一改变的议员。我想，是我促成了这种改变，虽然功劳落到了这位议员头上，但我并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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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期间悉尼的这名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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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难知道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你所目睹的变化，但我怀疑，你在游说议员时动情地提到了对方的家人，还建议议员也采用这一影响力手法，这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你要求隐去自己的姓名，所以本书前言部分所列的“读者报告”撰稿人名单中并未收录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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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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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化的角度看，任何能让亲人得到优势的事都值得一做，哪怕是很小的优势。我在职业生涯里曾使用过一次非常有效的影响力技术，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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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想对比大学生及其父母对待一系列问题的态度有什么不同，于是安排这两个群体填写同一份冗长的问卷。找一群大学生来完成这桩任务并不难，我在自己执教的心理学大课上把问卷当成课堂练习发了下去。但想办法让学生的父母也完成问卷就困难多了，因为我没有研究经费，而且成年人参与这类调查的比例很低，通常低于20%。一位同事建议我打打“亲人牌”试试看：如果学生的家长愿意完成问卷，在下一次随堂考试中，学生就能多得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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