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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940年7月，200名犹太人聚集在立陶宛的日本领事馆门外，他们知道大门背后的人手里，恐怕握着他们逃出生天的最后机会。这个人的名字叫杉原千亩（Sugihara Chiune），表面看来，他不像是个能安排这些犹太人获救的可靠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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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原千亩正处在自己外交官生涯的中期，靠着16年来在一连串岗位上的恪尽职守，成了日本驻立陶宛总领事。良好的资历推动了他在外交官圈子里的晋升：他生于武士之家，是政府官员的儿子。他精通俄语，给自己设定了十分高远的事业目标，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日本驻莫斯科大使。跟更出名的奥斯卡·辛德勒一样，杉原千亩热爱狩猎、音乐和聚会。所以，要说这位过得舒舒服服、喜好享乐、干了一辈子外交工作的外交官，会拿自己的事业、声誉和未来冒险，救助一大早把他从美梦里吵醒的陌生人，从表面上真看不出什么迹象。然而，他恰恰这么做了，而且他完全知道这可能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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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等候在大门之外的人群聊了一阵，了解了他们的困境，便打电话到东京，希望上级允许他为这些犹太人发放旅游签证。虽然日本对犹太人发放签证和允许其定居的宽松政策尚未发生变化，外交部的上司却担心，继续推行这些政策会损害日本与纳粹德国的外交关系。因此，杉原千亩的请求遭到了拒绝。随后，他更为迫切地提出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请求，也同样遭拒。他此时40岁，在这以前，从未有过丝毫的不忠，也从不曾违抗命令。可这一天，这位在生活中声色犬马、在事业上雄心勃勃的外交官，做出了没人想得到的举动。他直接违背了上司重申了三次的命令，开始动手发放旅游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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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选择摧毁了他的职业生涯。不到一个月，杉原千亩就从立陶宛总领事被贬为闲职，不得再独立执业。最终，他以“犯上”罪名被外交部开除。战后他一文不名，靠卖灯泡为生。但在被迫关闭立陶宛领事馆前的几个星期，杉原千亩坚守个人选择，从清早到深夜，一直在面试申请人，为他们准备文件。甚至，在领事馆关闭之后，他住进宾馆，仍继续签发证件。哪怕这件事带来的压力让他形容消瘦、精疲力尽，哪怕同样的压力使他的妻子无法再为襁褓中的孩子哺乳，他仍片刻不停地签发证件。哪怕最后，他已经登上了离开立陶宛的列车，在站台上，在列车上，他仍在签发证件，并把写好的签证抛向车厢外求助的犹太人。他一共救下了几千条无辜的生命。等列车开动，要把他带走，杉原千亩朝着那些他来不及帮助的人深深鞠了一躬表示歉意，请他们原谅自己已经无能为力（见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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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杉原千亩和他的家庭：内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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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陶宛领事馆办公室（上图）为犹太人发放了几千张旅游签证之后，杉原千亩千亩被贬为闲职，来到纳粹控制的欧洲。在捷克斯洛伐克，他让家人站在一座公园外面照了张相（下图，从左到右依次为他的儿子、妻子和妻妹）。公园门口挂了块德语标志牌：“犹太人不得入内。”这块牌子是偶然拍下的，还是暗含了有意识的辛辣讽刺呢？暗示性的证据来自妻妹的右手，你看到它在哪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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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原千亩决定帮助数千犹太人逃往日本的原因，恐怕无法用单独的某个因素来解释。一般来说，这种非凡的慈悲之心是来自各种合力的交互作用。但就杉原千亩而言，家庭因素表现得很明显。他的父亲是税务官，曾一度被派驻韩国，就把家搬到了当地，开了一家旅馆。他的父母愿意接纳形形色色的旅客，在家庭旅馆里照料其基本食宿需求，甚至为客人提供浴缸，并帮他们洗衣服，哪怕有些人穷困潦倒、付不起钱也没关系。杉原千亩曾回忆说，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带给他极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杉原千亩日后搭救数千欧洲犹太人的一个原因：因为经常在家接触不同的人，他的家庭感扩大了。45年之后，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犹太人的国籍和宗教并不重要；他们都跟他一样，是人类大家庭里的一员，他们需要他的帮助，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父母们希望孩子培养起广泛的慈悲心，不妨参考他的经历：让孩子在家里接触到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并像家人一样对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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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人道主义者特蕾莎修女也曾讲过一个来自自己童年的类似故事，而且，她双亲的行为也隐含着类似的暗示。她在塞尔维亚长大，起初生活优渥，但后来随着父亲的去世而家道中落。她看着母亲德拉比娜为任何有需要的人提供吃穿用度。从学校回来，她和兄弟姐妹经常发现陌生人坐在餐桌旁，吃着家里本来就不多的食物。特蕾莎问他们为什么在这儿，母亲会回答：“他们是我们的同胞。”请注意，在概念上，“我们的同胞”就等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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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杉原千亩这个个案出发推广得出更宽泛的结论，哪怕再加上特蕾莎修女对小时候家庭环境的回忆，始终是很冒险的。不过就本例而言，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伸出救援之手的人里，不光只有杉原千亩一个人的童年家庭生活中融合了多种多样的人。研究者从一个收容过犹太难民的欧洲人士的大规模样本当中发现了类似的经历。一如预期，较之同时期未救助犹太人的人员样本，救助者样本里的人在成长期间，对多样化的人群有着更强烈的认同感。这种扩大了的归属感，不光与决定在大屠杀期间救助他人的行为有关，甚至，在半个世纪后接受采访时，这些救助者仍在帮助更多样化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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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研究者设计了一套人格量表，评估个人与全人类自发认同的程度。这一重要量表衡量了一个人使用代词“我们”的频率、把他人视为家人的观念、自我与他人概念的整体重合程度，可以预测出此人通过向国际人道救援活动捐款救助外国人的意愿。此外，对他国移民困境的同情反应，似乎来自当事人与他人之间的自我他人感知重合度。杉原千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帮助行为的相关背景及个人因素信息，来自对当时日本和欧洲环境的历史记录以及杉原千亩接受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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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 从拥有共同基因的个体组成小而稳定的群落开始，人类演化至今，由此获得了一种倾向，除家人之外，我们还偏爱跟自己有着紧密接近性的人。这种倾向甚至带来了所谓的地方主义。有时候，我们可以从邻里和社区关系上看出它的巨大影响力。让我们再次回头看看大屠杀时期几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这些故事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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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首先来揭开本章开头那个故事的谜底。在纳粹集中营里，守卫让所有囚犯排队报数，每10人杀1人。然而，突然之间，他举动反常：跳过了第10号，而朝第11号囚犯开了枪。他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有好几个。说不定，那个侥幸留得一命的囚犯过去的劳动表现一贯不错；也说不定，守卫注意到那人体力、智力或者健康状况良好，将来会是个好劳力。但另一名守卫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他的答案却很明显跟这些实际的考量毫无关系。他所说的理由非常简单，但足够充分：他认出10号囚犯跟自己是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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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科恩在一篇学术文章里讲述了这个故事，对它所体现出的深刻矛盾做了评论：“守卫在大规模杀人时尽忠职守，却对受害者群体里的一名特定成员保持着怜悯与同情。”虽然科恩并未探讨相关的问题，但辨识出是什么因素导致守卫从大规模行刑的冷血杀手，变得对具体的某个人有了怜悯和同情，这非常重要。这个因素就是地点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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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科恩对集中营故事的描述，来自他和一个前纳粹守卫的对话，该守卫在转述这个故事时正是科恩的室友。据估计，利尼翁河畔勒尚邦的群众在法国新教牧师安德烈·特罗克梅（Ander Trocme）及其妻子玛格达（Magda）的带领下，救下了3 500条人命。1940年12月，他在自己家门口发现了一个冻僵的犹太妇女，这是他帮助的第一个难民。至于他为什么决定帮助这位妇女，我们很难给出确定的答案。但在战争快结束时，特罗克梅被关起来，法国维希市政府官员要求他及其他居民报上犹太人的名字，他的回答仿佛直接出自杉原千亩之口，其核心和世界观如出一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犹太人。我们只知道什么是人。”至于说亲属和邻居谁更容易答应特罗克梅的请求这个问题，其他证据来源暗示答案是前者。也就是说，肯定是亲戚的人提出的要求更难以拒绝。举个例子，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卢旺达大屠杀期间，胡图族人会向自己的图西族邻居发起攻击，鼓动发起攻击的人以部落为号：“胡图力量”既是战斗口号，也是屠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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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完全相同的因素，在完全相同的历史时期，曾产生过怎样完全不同的结果。许多在大屠杀期间对犹太人施以援手的好心人的故事，都揭示出一个少有人分析但值得关注的现象：大多数情况下，掩护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并为之提供藏身之所和食物的人，并不是自发自觉地找到受害者给予帮助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受害者本身通常也并没有直接向他们寻求帮助。相反，直接提出请求的人，大多是提供救助的好心人的亲戚或邻居，由他们代表受追捕的个人或家庭请求获得帮助。因此，从真正的意义上看，这些施救的好心人不是顺从了需要帮助的陌生人，而是答应了自己亲戚或邻居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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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是说，救助者出手相助不是因为同情受害者。前文提到的特罗克梅先是收留了自家门外一名沦落多时的难民，继而劝说家乡小镇利尼翁河畔勒尚邦的其他居民收容、藏匿、协助数千犹太人逃跑。特罗克梅这一非凡故事的启发意义，不在于他怎样帮助第一个难民，而在于他怎样安排照料之后的其他许多难民：他先是请求那些很难拒绝自己的人，即他的亲戚、邻居帮忙，接着再敦促后者向亲戚、邻居提出同样的请求。策略化地利用现有人际纽带，不光让他成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英雄，还让他的营救行动大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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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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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常成功的传播工作者也曾利用过同一地域内的“现成联盟”。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有研究显示，与选民直接进行特定类型的个人接触，可能会明显提升选票总数。基于此，奥巴马的战略师向“战场州”700多个地方办事处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巨额资金。这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主要责任并不是说服附近的选民相信奥巴马适合担任总统，而是为了确保那些可能支持奥巴马的居民登记，并在选举日投下一票。为实现这一目标，办事处的志愿者被分配到各自的社区内进行密集的挨家挨户游说工作，战略师们知道，这会增加邻里间的接触，进而对选民后续投票产生更大影响。选举之后，研究者对这一战地办事处策略所做的影响分析表明，它效果很好，让奥巴马在三个摇摆州（佛罗里达州、印第安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赢得了选举。该研究者分析，是办事处的策略让奥巴马在选举团投票中获得压倒性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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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尤其容易受到本地呼声的影响，这一现象被称为“本地优势效应”，转换到选举政治中，就意味着公民更容易顺从来自本地社区成员的投票请求。顺便说一下，最后这一点认识，并不是选举团队阅读了大量行为科学文献，而是因为行为学家大卫·尼克尔森（David Nickerson）在奥巴马的竞选团队中担任了行为科学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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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留意到，有些商业组织会把它的客户、订阅者或粉丝称为“×××社群”的成员？还有些类似的组织会称为“×××大家族”的一员，我想，两者道理是相同的，它们都调动了一种强大的原始的“我们”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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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就连来自同一个大致的地理区域，也能带来一种归属感。在全球范围内，体育锦标赛都会激起运动队所在周边地区居民的个人荣誉感：球队赢了，就像是居民自己赢了一样。仅在美国，研究证据就从多种多样的途径证实了这一观点：如果调查研究是家乡的州立大学发起的，公民答应参与的概率更大；在亚马逊购物，如果评价者跟购物者住在同一个州，购物者就更有可能听从其推荐；人们会过度高估自己的家乡州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读到阿富汗战地阵亡的新闻报道，发现倒下的军人跟自己是同州人，读者会更反感战争；甚至，回到两百年前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如果士兵们发现他们来自相同的地区，就不太容易疏远，对作战单元里的战友们会更加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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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球迷到士兵，我们都可以看出地区身份对类似归属感的反应的极大影响。但还有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例子，同样来自大屠杀期间，而且表面上看有些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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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杉原千亩的签证救下了数千犹太人，但当他们抵达日本控制地区时，就成了更大规模的犹太难民的一部分，这些难民群体集中在日本的神户以及上海的日租界。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促使美国参战之后，难民进出日本的所有途径就都中断了，犹太社区的安全也岌岌可危。说到底，日本当时正跟希特勒全面结盟，要维持双方关系的稳固，就必须支持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更重要的是，1942年1月，希特勒在柏林的万湖会议上正式发起了全面消灭犹太人的计划。随着轴心国“最终解决方案”的就绪，纳粹官员开始向东京施加压力，要求“解决”在日犹太人。这次会议之后，东京方面陆续收到了德国有关死亡集中营、医学实验和海上集体溺杀的提议。然而，尽管有可能损害日德关系，但从1942年初到战争结束，日本政府始终顶住了这些压力。为什么会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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