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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与前文提到的科恩的故事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之处。回想一下科恩的困惑：“守卫在大规模杀人时尽忠职守，却对受害者群体里的一名特定成员保持着怜悯与同情。”我们从卫兵和犯人在出生地上的共性（这是联盟感的特点之一）上解开了这个谜。就希特勒（是他发动了战争，并折磨和消灭了数百万犹太人）而言，对一个具体的人施以“怜悯与同情”，偏离了他设定的标准流程。这一次，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联盟因素不是共同的出生地，而是两人一起吃过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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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历史，共同的痛苦一直是一种黏合剂，将身份融合到基于“我们”的情感联结当中。除了莎士比亚笔下亨利五世的例子还有更多的近代案例，也为这一现象提供了科学证据。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后，报告直接卷入了负面事件（如当场听到或看到爆炸的任何方面）的居民，或仅报告遭受了巨大身心痛苦的居民，较之没那么痛苦的居民，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波士顿的一员。此外，居民对这场悲剧思考得越频繁、越深刻，就越感觉自己与波士顿同胞们“融为一体”（如见图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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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9 借助“泥泞”的力量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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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往往会在团队建设活动（包含逆境和风险元素）中，借助共同经历困苦磨难这一点来催生团队的联盟力量。我参观了许多组织此类活动的场地，发现一些活动看起来既费力又可怕：激浪漂流、攀岩、在悬崖边吊绳索下降、桥上蹦极、赤脚踏在灼热的火炭上和雪地露营。在上面这张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两名选手在帮助另一名选手，团队建设活动里的泥地赛跑似乎达到了刺激合作行为的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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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又做了检查，以确保共同吃苦带来的纽带效果，不是出于任何类型的共同活动体验。毕竟我们已经在前文看到，一起朗读故事、敲击手指或列队行军，都可产生“我们”感。在共同活动体验里加入痛苦，能否让最终结果表现得更为强烈呢？确实可以。一起完成了将手浸泡在冰水中90秒这一任务的小组成员之间的关系，比将手浸泡在常温水里的小组成员更紧密。随后，在跟小组同伴一起参与经济博弈时，一起吃过苦的组员更有可能做出旨在让整个小组共同赢钱（跟只实现个人赢钱的做法相对）的经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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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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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吃苦产生联盟和自我牺牲的强大力量，还可以从它在不同种族群体之间建立纽带的能力中看出。2020年，美国原住民特别是纳瓦霍人遭受了新冠疫情的蹂躏，一群意想不到的捐助人为他们提供了可观的援助。当地志愿者在慈善众筹平台GoFundMe上发布了消息，请求获得食物和其他必需品。意外的是，爱尔兰突然为他们发来了数十万美元的援助。爱尔兰人慷慨解囊的意愿，我们很容易就能从第2章有关互惠的内容里看出：这是一起跨越了数百年的时间、数千里的距离、也跨越了不同民族的互惠行为。在1847年爱尔兰的马铃薯大饥荒期间，一群美国乔克托族原住民筹集并寄去了170美元（约合今天的5 000美元）用以救助当地的灾民。现在，爱尔兰人报恩的时候到了。一位捐赠人在捐款时说道：“爱尔兰人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在爱尔兰饥荒期间饱含联盟和同情之情的义举。我们将和你们一同抗击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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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个故事跟第2章的互惠原则以及其他许多惊人的互惠例子吻合，那我为什么还要放在“一起吃苦”这一小节呢？要找到答案，我们必须先跳出“为什么爱尔兰人在2020年采取行动提供帮助”这个问题，看一看为什么1847年乔克托人伸出了援手。在1847年之前的几年，乔克托人在政府的命令下，经历了一场痛苦的大规模迁徙，史称“血泪之路”。在这场迁徙中，6 000多名乔克托人丧生。美国原住民组织者凡妮萨·塔利（Vanessa Tully）解释说：“‘血泪之路’上死了那么多人，激发了乔克托人对急需帮助的爱尔兰人民的同情。这就是乔克托人伸出援手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爱尔兰的许多捐赠者都在网上的留言中谈到，两个民族之间的纽带是由家族联结和共同的逆境铸就的并哀叹“我们的印第安兄弟姐妹”的苦难和共同的“血泪回忆”(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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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OX | 线上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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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研究者开始通过分析社交平台上用户留下的痕迹，来挖掘关于人类行为的丰富信息脉络。2015年11月13日巴黎恐怖袭击之后，有人对推特活动的数量和特征进行了分析，让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新颖的视角看到共同的困境给群体联盟造成的影响。从袭击发生之日起到之后的几个月里，行为科学家戴维·加西亚（David Garcia）和伯纳德·莱姆（Bernard Rimé）研究了法国62 114个推特用户的近1 800万条推文。他们搜索了推特上表达痛苦感受、痛苦的同步性（反映它的群体性质）、以及群体联盟和支持的措辞。该分析表明，恐怖袭击本身立刻激发了一波共同焦虑和悲伤的高峰，在2天到3天内有所下降。但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推特上对这一情绪的声援和支持仍然高涨。此外，联盟和支持的表达力度和持续时间，跟最初事件导致的痛苦程度直接相关，而且两者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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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结论是：“我们的研究结果为集体情绪的社会功能提供了新的解释，说明一个遭受集体创伤的社会不仅会在事件发生的同时产生负面情绪……这些发现表明，人们不仅会在遭遇恐怖袭击后变得更加团结，而由于共同承受的痛苦，人们之间的纽带会变得更强大，社会也能因此迅速调整以面对下一次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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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点评：如果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在不同的观察方法之下都表现类似，我就会对它会印象深刻。在我看来，共同的痛苦对随后的集体凝聚力与振作产生的巨大影响，就是那些激发自信的模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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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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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美国大众接受保护自然的价值观以前很久，一位名叫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男子就在宣传这项事业。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他在威斯康星大学拿到了美国第一个野生动物管理教授职位，并针对这一主题设计出一种独特的伦理方法。这种方法挑战了环境保护的主导模式，即自然生态要根据人类的使用目的加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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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畅销书《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里对自己提出的方法做过详细介绍，其主张是，要尽量让所有动植物都在自然状态下存活。他真心实意地坚持这一立场，直到有一天惊讶地发现，自己手里拿着斧子，做着完全与之相悖的行为：他砍倒了自己家里的一棵红桦树，只为了另一棵白松树得到更多的阳光和生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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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为什么自己会做损害桦树而有利于松树的事情呢？按照他自己宣称的伦理，两者都有同样的权利在土地上自然生长呀。他怀着困惑，在头脑里搜索自己偏爱行为背后的“逻辑”，想到了两棵树之间有可能导致这种偏爱的各种差异。最终，他认为只有一点是主要因素。这一点跟逻辑毫无关系，是完全建立在感情上的：“好吧，松树是我亲手用铲子种下的，而桦树匍匐在篱笆下面，是自己扎的根。也就是说，我的偏爱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家长作风……”(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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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波德不是唯一一个怀有这种感情的人。人都对自己亲手创造的东西有着特殊的亲近感。这是人类的共性。举个例子，有一种现象，研究者称之为“宜家效应”（Ikea effect），那是指，对自己亲手造出来的东西，人会觉得“这业余水准的作品跟专业人士的作品有着同样的价值”。考虑到我们当前的关注点是共同行动的影响，这里有必要来探究另外两种可能性。如果一个人跟另一个人手把手地共同创作了某种东西，他会不会不光对作品产生特殊的亲近感，也对跟自己合作的人产生同样的感情呢？这种特殊的亲近感，是不是来自与他人的联盟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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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寻求答案，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个问题：为什么本节以共同创作为题，我却先介绍了利奥波德亲手种松树产生的影响呢？在这个过程中，利奥波德不是唯一的演员，这一点我敢肯定，他本人想必也同意。他跟大自然是共同的创作者：他种下了松树，大自然让松树成长。那么，有没有可能，跟大自然共同行动带来了这样的结果：他感觉与自然更为融合，从而对自己的合作伙伴更倾心、更尊重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一点启发：共同创作也是一条联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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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我们没法就此询问利奥波德本人，因为1948年他就去世了。但我对这个答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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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部分来自我参与的一项研究：调查管理者在开发产品中的个人投入度。我预期，管理者越是感到自己和员工一起做出了最终成品，对产品质量的评价就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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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确是这样：首先，如果管理者受了引导，相信自己在开发设计最终产品，如一款新手表的广告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么，较之相信自己没怎么参与开发的管理者，他们对广告的偏爱要强50%，哪怕两者最终看到的广告是一样的。其次，我们发现，认为自己参与得更多的管理者，同时也认为自己对广告的质量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对手下员工有了更大的管理控制力（见图8-10）。这一点也如我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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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0 通过“归功于老板”避免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