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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恰当地使用归谬法。所谓归谬法就是沿着对方的逻辑把其观点推向极端，使其荒谬性明显地表现出来，从而予以否定。比如“经济发展了，文化才能繁荣”这个命题建立了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之间的简单的逻辑联系，如果我们对这种简单的、线性的逻辑关系进行归谬的话，就可以说，“按照对方的逻辑，只要把经济抓好了，即使没有人去搞文化，文化也会自然而然地繁荣起来，这岂不是把经济和文化等同起来了吗？”也可以说，“根据对方的逻辑，凡是经济不发展的国家，文化一定是不会繁荣的，哪又怎么解释古希腊的文化是在其城邦经济和制度走向衰退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呢？而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虽然在经济上比较落后，在哲学文化上却成了‘第一小提琴手’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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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的逻辑错误本来是不明显的，使用了归谬法，就使其错误明明白白地摆在评委和听众面前，从而能帮助他们迅速地判明对方的逻辑弱点。当然，归谬法的使用要注意适度性，如果用得过多过密，反而会给人以强词夺理的感觉。比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悉尼队有这样一个逻辑，既然称艾滋病为病，它当然是医学问题。我方马上对这一逻辑进行归谬：“政治病、社会病也是病呀，但是否是医学问题呢？”这种方式的归谬只要点到即可，不宜多用，否则过犹不及，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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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了逻辑思维的一些主要表现形式后，下面，我们再来看形象思维的问题。形象思维注重的是用具体的东西去打动评委和听众，其主要表现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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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用形象的类比取代抽象的说理。在与悉尼队辩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的题目时，我方必然要指责对方把艾滋病这么大的问题局限在医学问题的小范围内，如何形象地表达我方的见解呢？我们采用了夸张地加以类比的表达手法，比如，“请对方辩友不要让大象在杯子里洗澡”、“花盆里是种不下参天大树的”等等，使听众和评委形象地感受到对方的理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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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用具体的数据取代经院哲学式的说教。在辩论中，准确无误的数据往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说明艾滋病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列举了以下的数据：到１９９３年５月底，全世界的艾滋病感染者已达１４００万，患者达２５０万，到２０００年，感染者将达５０００万—１亿，患者将达１４００万。不用更多地说理，这些天文数字已表明，艾滋病已成为当今世界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能用数字说明的地方要尽可能用数字，因为数字只要准确是无法驳斥，也是无法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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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用生动的事例取代烦琐的论证。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准确无误的事实和数据一样，在辩论中是最有力的东西。比如，在论述“人性本恶”的辩题时，我方举了不少例子来阐明这一点，如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又如曹操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路易十五则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又如在历史和现实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谋杀、抢劫、绑架、欺诈、伪善等等。难道不都是“人性本恶”的表现形式吗？生动的事例不仅使我方的立论显得丰满和充实，而且也易于为评委和听众欣赏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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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用幽默感人的语言取代贫乏枯燥的陈述。在辩论中语言运用的优美与否，是评委打分的主要依据之一。在我队的辩论经验中，对语言优美的刻意追求，乃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比如，为了驳斥剑桥队的“温饱决定论”，我方三辩对裴多菲的诗作了如下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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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诚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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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价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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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为温饱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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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皆可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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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幽默的驳斥在场上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又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我方三辩又幽默地说：“如果哪个人给艾滋病‘爱’上的话，恐怕会‘此恨绵绵无绝期’吧！”，在批评对方把艾滋病局限于医学领域，必然会延误治疗，从而给全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时，我方三辩又机智地引证了柳宗元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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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鸟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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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径人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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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舟蓑笠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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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钓寒江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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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生动地刻画出对方在理论上孤立无援的窘态，为我方赢得了长时间的笑声和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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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之幽默当然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之诗化上，也表现在机智的应对上。在辩论“温饱”问题时，剑桥队的第四辩手一口气向我方提出了三个问题，可是，他在讲话中错误地称李光耀为新加坡的“总统”，我方第四辩手站起来，立即指出了他的这一常识性的错误，引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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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严谨的逻辑思维与生动的形象思维结合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训练中，我们既设置了对辩题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的项目，又设置了形象地表达思想的项目，从而使队员们善于把这两种对立的思维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整个辩词显得严谨而又生动，条理分明而又感情充沛，从而得到了评委和听众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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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陈述与临场应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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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中的全部台词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辩手预先准备好的陈述词，可以说是“死的东西”，另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辩手在陈述前和自由辩论中灵活应对的东西，可以说是“活的东西”，辩论的一个重要的艺术就是要把这两部分东西有机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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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一、二、三、四辩手发言的时间分别是３、３、３、４分钟，自由辩论单方累计４分钟，单方共有发言时间１７分钟，假设一、二、三、四辩手分别留出０．５、０．５、０．５、１分钟用于临场辩护和驳斥，加上自由辩论的４分钟，共有灵活应对的时间约６．５分钟，占总发言时间的３８％左右。换言之，从时间上划分，１７分钟中有１０．５分钟是陈述“死的东西”，而６．５分钟则陈述“活的东西”。这两部分交接得是否好，是辩论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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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预定的陈述。这部分内容是在辩论前已准备好的、队员已熟读乃至背诵出来的东西。我们对这部分内容的要求是：在集体讨论、明确总体思路的情况下分头写出来，务求立论鲜明、说理透彻、语言形象、境界不俗。这部分内容不能草率地形成，而应在反复斟酌辩题的基础上，在反复权衡各种思路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因此，在辩论过程中，不管对方的论点和论据出现什么变化，也不管对方提出了哪些出乎我方意料的新概念、新问题，我们都要求，辩论队员无权擅自改动其中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临场组织起来的语言如何好，在逻辑严密性、语言的条理性和华美性上都不可能超过已经形成稿子的、精心准备的东西；第二，如果任何一位队员有权在场上擅自改动已准备好的陈述词，弄得不好就会把整个辩论队的思路、立论和底线都搞乱，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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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陈述词并不是教练的“硬性命令”，而是辩论队员自己已接受的东西。如果教练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队员，队员上场后的表现不可能是很出色的，因为他们有心理障碍，他们讲的不是他们所想的，这就难免出岔子。所以，在准备陈述词时，队员们的任何一个疑问都应得到回答和解释，要鼓励他们提出各种顾虑，竭尽全力予以解决。总之，一句话，要使陈述词成为每个队员自己的东西。这样，他们在场上不但信心十足，而且也不会擅自去改变陈述词。当精心准备的陈述词能完整无遗地表达出来的时候，它远比那些“急就章”更能打动评委和听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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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灵活的应对。如前所述，辩论的任何一方可灵活支配的时间是６．５分钟左右。这一时间是短暂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双方的激烈交锋就发生在这一段时间里。灵活应对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辩论的胜负。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心理看，这部分“活的东西”具有更大的观赏价值，因为它是敏捷的才思和机智的应变能力的集中体现。乍看起来，这部分内容似乎是完全不可捉摸的，其实，是有规律可寻的。一个人的知识面愈是宽广，可供调动的事实和素材愈是丰富，他对某个辩题的准备愈是充分，对可能出现的各种交锋想得愈是深入，临场应变的余地就愈是大，出语愈能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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