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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用幽默感人的语言取代贫乏枯燥的陈述。在辩论中语言运用的优美与否,是评委打分的主要依据之一。在我队的辩论经验中,对语言优美的刻意追求,乃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比如,为了驳斥剑桥队的“温饱决定论”,我方三辩对裴多菲的诗作了如下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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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诚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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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价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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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为温饱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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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皆可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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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幽默的驳斥在场上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又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我方三辩又幽默地说:“如果哪个人给艾滋病‘爱’上的话,恐怕会‘此恨绵绵无绝期’吧!”,在批评对方把艾滋病局限于医学领域,必然会延误治疗,从而给全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时,我方三辩又机智地引证了柳宗元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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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鸟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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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径人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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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舟蓑笠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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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钓寒江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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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生动地刻画出对方在理论上孤立无援的窘态,为我方赢得了长时间的笑声和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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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之幽默当然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之诗化上,也表现在机智的应对上。在辩论“温饱”问题时,剑桥队的第四辩手一口气向我方提出了三个问题,可是,他在讲话中错误地称李光耀为新加坡的“总统”,我方第四辩手站起来,立即指出了他的这一常识性的错误,引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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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严谨的逻辑思维与生动的形象思维结合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训练中,我们既设置了对辩题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的项目,又设置了形象地表达思想的项目,从而使队员们善于把这两种对立的思维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整个辩词显得严谨而又生动,条理分明而又感情充沛,从而得到了评委和听众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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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陈述与临场应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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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中的全部台词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辩手预先准备好的陈述词,可以说是“死的东西”,另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辩手在陈述前和自由辩论中灵活应对的东西,可以说是“活的东西”,辩论的一个重要的艺术就是要把这两部分东西有机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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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一、二、三、四辩手发言的时间分别是3、3、3、4分钟,自由辩论单方累计4分钟,单方共有发言时间17分钟,假设一、二、三、四辩手分别留出0.5、0.5、0.5、1分钟用于临场辩护和驳斥,加上自由辩论的4分钟,共有灵活应对的时间约6.5分钟,占总发言时间的38%左右。换言之,从时间上划分,17分钟中有10.5分钟是陈述“死的东西”,而6.5分钟则陈述“活的东西”。这两部分交接得是否好,是辩论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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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预定的陈述。这部分内容是在辩论前已准备好的、队员已熟读乃至背诵出来的东西。我们对这部分内容的要求是:在集体讨论、明确总体思路的情况下分头写出来,务求立论鲜明、说理透彻、语言形象、境界不俗。这部分内容不能草率地形成,而应在反复斟酌辩题的基础上,在反复权衡各种思路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因此,在辩论过程中,不管对方的论点和论据出现什么变化,也不管对方提出了哪些出乎我方意料的新概念、新问题,我们都要求,辩论队员无权擅自改动其中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临场组织起来的语言如何好,在逻辑严密性、语言的条理性和华美性上都不可能超过已经形成稿子的、精心准备的东西;第二,如果任何一位队员有权在场上擅自改动已准备好的陈述词,弄得不好就会把整个辩论队的思路、立论和底线都搞乱,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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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陈述词并不是教练的“硬性命令”,而是辩论队员自己已接受的东西。如果教练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队员,队员上场后的表现不可能是很出色的,因为他们有心理障碍,他们讲的不是他们所想的,这就难免出岔子。所以,在准备陈述词时,队员们的任何一个疑问都应得到回答和解释,要鼓励他们提出各种顾虑,竭尽全力予以解决。总之,一句话,要使陈述词成为每个队员自己的东西。这样,他们在场上不但信心十足,而且也不会擅自去改变陈述词。当精心准备的陈述词能完整无遗地表达出来的时候,它远比那些“急就章”更能打动评委和听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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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灵活的应对。如前所述,辩论的任何一方可灵活支配的时间是6.5分钟左右。这一时间是短暂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双方的激烈交锋就发生在这一段时间里。灵活应对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辩论的胜负。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心理看,这部分“活的东西”具有更大的观赏价值,因为它是敏捷的才思和机智的应变能力的集中体现。乍看起来,这部分内容似乎是完全不可捉摸的,其实,是有规律可寻的。一个人的知识面愈是宽广,可供调动的事实和素材愈是丰富,他对某个辩题的准备愈是充分,对可能出现的各种交锋想得愈是深入,临场应变的余地就愈是大,出语愈能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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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灵活应对的东西,我们的要求是:第一,准确性。即用于临场应对的语言、事实、数据、典故必须准确无误,不能出半点差错。一个人名的偏差、一句话的口误、一个典故或引证的差错、一个数据的不实,都可能是致命的,如果对方穷追不舍的话,就有可能把我方击败。第二,针对性。即必须重点攻击对方陈述中的基本概念、问题和观点。对方辩手在陈述中也许会出现许多问题,有不少“小辫子”可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驳斥,一是会影响陈述的时间,使已经准备好的陈述词无法完整地说出来;二是多中心等于无中心,抓的问题太多,注意力就被引到与主题无关的细枝末节上去了,结果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就太惨了。因此,强调针对性,就是要使我们的队员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削除枝蔓,着力于抓住那些根本性的问题(包括对我方立论有根本威胁的问题)实施坚决的打击。第三,效果性。凡是灵活应对的内容,尤其要注意场上的效果。如果出语不惊人,即不可能构成对对方立论的有力打击和对我方立论的有效维护,那就应当换一个角度进行进攻,千万不可在这段宝贵的时间内说一些没有效果的废话。举例来讲,在与剑桥队辩论“温饱”问题时,我方在短短4分钟自由辩论中引经据典,出语幽默,竟赢得了15次掌声和笑声,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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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界定陈述和自由应对的时间比例是容易的,困难的是在辩论过程中真正地使两者水乳交融,换言之,是把握好两者关系的“度”的问题。有的辩论队偏重于陈述词而对灵活应对部分缺乏认真的准备,在场上会给人留下过于呆板、僵硬的感觉;也有的辩论队过于重视灵活应对部分而轻视陈述词,给人的感觉是在理论上缺乏系统性和深度,且有支离破碎的感觉。显然,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只有同时重视两者并以最佳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在辩论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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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与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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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强调在军事上要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要兵不厌诈,这里涉及的正是“正”与“奇”的关系问题。拿破仑用兵如神,被他打败的将领都抱怨他打仗不遵守规律,实际上他并不是不遵守规律,而是用兵已达到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自由境界,因而能出奇制胜。在辩论中,也涉及到“正”与“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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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正”,也就是对立论、自由辩论的设计都合乎常规;所谓“奇”就是在整个设计中植入出人意料之外的东西,往往使对方在辩论中措手不及,从而陷入被动的局面。在辩论中应当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果只讲“正”而不求“奇”,会给人以呆板的感觉;反之,如果一味求“奇”,失了正确的方向,也会“走火入魔”,陷入歧路亡羊的窘境。我们的看法是:辩论应以“正”为基础,应从大处着眼,作充分的准备,然后在可能的条件下,即在不损害立论,不哗众取宠的前提下,力求“奇”的表达方式,以有效地打击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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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就“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来说,当然重点是讨论“温饱”与“谈道德”的关系。根据对方的设想,我方在立论中将会割裂“温饱”与“谈道德”的关系,可是,我方的立论却有出奇不意之处。我方并不否认温饱了可以谈道德,我方否认的仅仅是把谈道德局限在温饱条件下的观点。另外,道德不光与人们的经济情况有关,它的部分内容(如性道德)与人们之间的性的交往方式密切相关。即使在非温饱的状态下,只要人们之间存在性关系,就会有相应的性道德。这是我们原来在设计自由辩论时准备的一只“杀手锏”,后来由于时间关系在场上没能打出来。如果打出来的话,对方一定猝不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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