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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辩论队是强队还是弱队，是比较容易判别的，这从队员的素质和他们在场上的表现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一般说来，碰到强队，人们既会产生害怕心理，又会扎扎实实地去准备，务求在比赛中得到较好的成绩；反之，如果碰到弱队的话，人们常常掉以轻心，准备也不会很认真，因而常会发生“阴沟里翻船”的事件。所以，在辩论中碰到强队未必是坏事，碰到弱队则未必是好事，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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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辩论中，当我们在初赛中遇到剑桥队这一强劲的对手时，一方面，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工作，严阵以待；另一方面，我们又深入地分析了该队的弱点，如年龄大，反应不快，学历高，观点不易统一等，使队员们看到他们“强”中有“弱”，因而确立了必胜的信念。在半决赛中遭遇到的悉尼队可以说是比较弱的，但只看到对方“弱”的一面，我方的斗志就会松懈下来，这是很危险的。于是，我们及时地给队员分析了悉尼队的优点，如一、四辩手陈词恳切，有很大感染力，辩题也有利于他们立论。这样一分析，队员们认识到，悉尼队既是“弱队”，又是“强队”，决不可大意失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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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辩证的分析，使我们处在强队面前“不馁”，处在弱队面前“不骄”，从而在三场辩论中过关斩将，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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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辩护与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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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辩论双方的关系中，辩护与反驳是一对基本的关系。我们在辩论中经常见到两个极端：或是只讲辩护，结果辩来辩去，战场都在自己一方，对对方的立论根本不构成任何威胁；或是只讲反驳，对对方提出的问题采取避而不答的态度，这也会给评委和听众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反驳者从来不敢正面回答对方的问题，至少是心理上胆怯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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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两种极端都是于辩论不利的。正确的做法是把辩护和反驳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两者的关系中，辩护是基础。当对方追问我们一些枝节问题时，我们固然可以避而不答，但当对方对我们的基本立论提出疑问时，采取“绕着走”的方式却是很失策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简明扼要地回答对方的问题，立即进行自我辩护。辩护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澄明我方的基本立场。这样的辩护正是反驳的必要的阶梯，如果抽去必要的辩护，反驳就会显得强词夺理，苍白无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辩护也就是反驳。当然，我方在作了必要的辩护后，对方如果继续纠缠不清，或对方提出的问题，我方在前面的陈述中早已说得明明白白，那就没有必要重复地进行辩护，而是要迅速地转移到反驳的层面上，把矛头指向对方的基本立论和要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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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进攻性的，而进攻乃是辩论取胜之道。这就像踢足球一样，光是防守的话，至多不过是对方进不了球，但球却不可能滚进对方的球网中去，只有反驳和进攻，才有可能把“球”踢进对方的球网中去。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反驳是最有效的辩护。然而，从辩论的全局来看，既应当有辩护，也应当有反驳，两者的结合才能显出理论上的从容、严密和大度，也能显出作风上的沉着、儒雅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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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了辩论双方和辩论方式上的辩证关系后，我们再来看看辩题分析中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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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可能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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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辩论中，常常会涉及到一些可能性方面的辩题，如１９９０年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决赛的题目是：“和平共处是人类可能实现的理想”。这一辩题之要害是“可能”这一概念，南大是正方，台大是反方。台大举了现实生活中许多关于战争、扩军的例子来驳斥南大，其实，“现实”是无法驳倒“可能”的，因为可能的东西是尚不存在的东西，现实的东西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后者怎么能够驳倒前者呢？比如，在飞机发明之前，人能飞到天上去仅仅只是一种可能。当时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从未飞到天上去过。我们能用这样的“现实”来否定飞机发明的可能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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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层逻辑关系对于台大来说是致命的，可惜的是，南大未能及时抓住这层关系，等到后来意识到时，已经太晚了。这就告诉我们，在分析辩题时，一定要搞明白，辩题所要论证的是可能性问题，还是现实性问题。如要论证现实性，大谈可能性就没什么用，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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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偶然与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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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面对着一个必然性的命题，如“教授‘下海’必然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时，我们一定要认清“必然”这一概念的涵义。所谓“必然”，也就是无条件地是如此。也就是说，反方只要举出一个特例，比如某某高校的某某教授“下海”后反而提高了教学质量，就可把上述命题否定掉。正好像“一切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我只要举出世界上某处存在着哪怕一只黑天鹅，这一命题就被攻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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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告诉我们，面对着“必然性”的辩题时，作为反方，只要抓住一个偶然的实例，就足以在逻辑上摧毁正方。当然，如果在辩论前抽到了正方怎么办呢？这就需要为这一“必然性”的命题设置一些条件，从而弱化其在逻辑功能上的极端性，但这常常要借助于一定的诡辩手段才能做到；同时要大大强化正方立论在理论、事实层面上的说服力，以弥补这一逻辑上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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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主流与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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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辩论题目会涉及到主流和支流的关系问题，如“卫星电视的发展利大于弊”（正方）和“卫星电视的发展弊大于利”（反方）就是这样的一个辩题。不论是哪一方，总要把自己为之辩护的方面作为主流，把另一方则视为支流。对这层逻辑关系，在整个辩论的过程中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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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层关系，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形象的例子可以加以说明。如在吃饭的整个过程中，”吃下去”是主流，“打噎”是偶尔发生的事情，是支流，我们当然不能“因噎废食”；又如，生小孩，小孩的诞生是主流，生小孩中带出一些脏东西则是支流，能因为这些东西的存在就拒绝生小孩吗？再如，交通发展了，便利了大家，这是主流，每年发生的交通事故则是支流，能因为交通事故的存在就下令所有的车子都停开吗？显然不能。自觉地意识到主流和支流的关系，就能对这类辩题应付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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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简略地分析了哲学运思在辩论中的作用。显然，辩论运思还停留在形式逻辑的层面上，而哲学运思则超越形式逻辑，达到了辩证逻辑的高度，因而能探幽触微，充分显示出思想的穿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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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谈的十大关系是我们在辩论中必定会遇到的，但并不等于把辩论中所有的问题都言穷了。辩论是一个活生生的、永远开放的过程，辩论的经验也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地创造出来。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我想，辩论经验和辩论实践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如此。也正如黑格尔在批判康德时说的，在岸上学游泳是学不会的，只有跳进水里，才有可能真正地学会游泳。因此，对有志于辩论事业的青年人，我们不妨提出如下的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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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地走向辩论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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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城舌战：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纪实与评析 顾问手记 ——９３新加坡辩论感想王沪宁 狮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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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航８０６号班机飞速地冲出跑道，冲向蓝天。眼下是一片无尽的汪洋大海，碧波万顷。我们离开了新加坡，我们离开了狮城。九天的紧张生活结束了，复旦大学的辩论队取得了“首届国际华语辩论赛”的冠军，战胜了台湾大学的辩论队，似乎重演了１９８８年的景象。１９８８年，复旦大学派队来狮城参加辩论，在决赛中遇到台湾大学队，双方就“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风”这样一个命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唇枪舌剑，最后战胜台湾大学队，获得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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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来狮城辩论，复旦大学队由领队兼教练俞吾金教授带队，由姜丰（担任一辩）、季翔（担任二辩）、严嘉（担任三辩）和蒋昌建（担任四辩）同学组成辩论队。学校命我担任辩论队的顾问，这大概是１９８８年曾担任过复旦大学辩论队教练的“副产品”。在新加坡一共九天时间，连续辩论了三场，搞得人困马乏，精疲力尽。第一场与实力强大的剑桥大学队辩论“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我们是反方，要论证“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取胜后，与悉尼大学队辩论“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我们又是反方，再次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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