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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四辩：对方终于模糊了，我倒想请问，你们开来开去，善花如何开出恶果，第五次了啊笑声，掌声）这一番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颇为精彩。从我方来说，很好地体现了整体作战的能力。四位辩手均集中在追问一个核心的问题：善花如何结出恶果。在二辩首先提出这个致命的问题之后，其他辩手均能心领神会，主动配合。一共进攻了五个回合。在对方给出一个外部环境的答案之后，立即加以反驳，追问环境中的恶是从何而来的。对方在第二个层次上，没有能够逻辑地回答我方问题，所以我方继续追问是正确的，有力的。而对方也厉害，他们追问的逻辑是一样的，即恶花中如何结出善果。在陈词的时候，对方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三辩明确分析了我方的逻辑关系：人人皆自利，无人能自利，冲突和平衡产生制约，这就是最早的善端。这个回答符合我方的逻辑关系，我方设定的逻辑是：对本能和欲望的合理的制约就是善。产生了制约，就可以认为产生了善。而对方对我方的这个逻辑的解释，没有做第二层次的反驳，还是停留在第一层次上，显得不够有力和有理。当然，在实际的辩论过程中，整体配合包括众多方面，如合作立论、相互论证、相互补台、时间划分、材料运用等等，林林总总，难以——道来。不过，有一点不言自明，这样的组队辩论，没有良好的、或者说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整体配合，要取得胜利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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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只说纯粹的辩论的整体，至于辩论的大整体，那就宽泛得多了。我常常觉得，要说整体的话，可能是整个复旦这样的一个群体，用时兴的话来说，一个“复旦部落”。从校长到党委书记，从所有的副校长到所有的副书记，从顾问老师到陪练队员，从校长办公室到党委办公室，从电教中心到总务处，从团委到学生会，从图书馆到人事处，从外事办公室到宣传部，等等，大家均尽心尽力，来自我们的要求，没有二话。与我们同去的张一华，作为国家教委的联络员，总揽了辩论队在那里的一切“外务”和“内务”，每天也只能睡几个小时。有一次，我对他说：“你去拜访一下新加坡电视台的人。”他说：“好。我马上去。”他出了门。过了一会儿，我出去，看见他坐在电梯旁的沙发上，脸色不好。我说：“怎么了？去过了？”他说：“没有。刚才突然觉得心脏不舒服，吃了药，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吓了一跳，说：“那你赶快休息。”他说：“没事，我这就去。”说完就走了。我因为忙于准备，也没有多管。现在想起来也有些后怕，更是内疚。我那时的态度，似乎是那样地没有人情味。所有这一切，要说的话，真是太多。没有这样一个整体的力量，比赛的成功是不能想象的。我回来对扬福家校长说：“我是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复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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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觉得，辩论是种集体的游戏，从辩论中得到的是一个难得的精神上的快乐——就是认识到集体的价值，认识到人是生活在集体之中的，人在集体中能够发挥更大的能量。有一句话可以很好地表述这一境况：整体的力量大于部分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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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制宜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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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还要因地制宜，尽量获得天时、地利、人和。由于辩论的立场是抽签决定的，有时抽到的立场不利于天时、地利、人和。如１９８８年，复旦大学抽到的是“儒家思想不能抵御西方歪风”，这和新加坡政府主张的观点恰恰相反。如果不能确定一个合情合理的策略，就会失去这些重要的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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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一定要有制宜之策，或者说叫“辩论生态学”。我们的辩论在新加坡进行，因而认识新加坡的风土人情和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就十分关键，尤其是文化氛围，这可以决定一个队的基本理论是否有利。新加坡是一个强调儒家思想的社会，是一个尽力抵制西方消极影响的社会，也是一个在现代化发展中面临一些基本困境的社会，因而我们在辩论中要充分注意这些方面，尤其是对文化背景。同时，新加坡广播局举办辩论赛的目的，在于弘扬华语的优美，这里潜在地要求我们对华夏的文化和文明有深入的认识，并且能在辩论中展现其壮观与优美。这是一种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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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在第三场辩论中曾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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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四辩：在历史的坎坷之中，人类并没有自取灭亡。尤其是在彬彬有礼、亲切友善的新加坡朋友面前，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人类的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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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我们要感谢新加坡孜孜不倦地建立起他们优良的社会教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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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基于新加坡辩论环境的认识的说法，也是一种客观的分析。要说这样的话，当然是要对新加坡本身有历史的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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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场辩论结束后，大家正在等评判团的决定。中央电视台的几位朋友关切地走到我面前，说：“今天我们队的气势好像有点落下来了，不像前两场那样有气势。怎么样啊？”在评判团没有给出评决之前，我也不能说什么。我说：“大概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是研究过的，针对着新加坡的气氛和评委的特点来设计的，应该说理论和观点上是有优势的。”实际上这里是一个对当地社会文化分析的结果。在前一天，杜维明教授就来到前一场复赛现场体验。俞总和我就和他谈起来，讨论一点学术上的问题。他是我校历史系朱维铮教授的老朋友，大家可以“叙旧”。他最后说：辩论既要讲究技巧，也要讲究理论，两者要兼顾。我们是在这个结构下来设计第三场的辩论的，主要也是因为面对着一个强大的评判团，一个素养很高的评判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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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对华人传统的倡导，近年来才被推上首位。过去并非如此，据新加坡大学的一位学者介绍，新加坡从全面自治开始到独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政府的主要工作是３C，即“反殖、反共、反种族纠纷”。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不少人对“中华文化”持有戒心。另外，由于长期殖民统治的遗风和现代化的驱动，新加坡是倾向于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必然会伴随着对西方文明的认知和判定过程。现代化过程，可以说表现为西方工业文明的介入过程。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知道，西方文明不仅仅是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只是西方文明内在精神导致的产物。很难说只接受工业文明，不要其源头活水。况且，西方文明的传入必然是一个完整的运动，各类因素均会一齐进入，精华和糟粕是交合一体的，问题是怎样扼制糟粕，而非怎样回避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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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为哲学化的角度分析，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华夏文化不同。西方现代文明是以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为基石的。在这种核心精神的推动下，社会物质文明蓬勃发展的同时，家庭制度改观了，紧密的亲属关系松散了；社会制度改观了，有机的调解体制解体了；情感的伦理关系风化了，严格的道德观念消散了；目标价值改观了，外部奋斗的信念淡薄了。这里没有价值判断，只体现了一个社会运动的过程以及必然产生的结果。华夏文化的基本精神是集体主义和理念主义的，当然这是大而论之的看法。这种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化绝然不同。在西方文化传入之后，这两种基本精神必然会较量、冲突、融合、取代。在传统精神主导下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会解体，新的模式悄然而生。面对这种现实的运动过程，人们必然要有所思考，有所判断，有所选择。这是华人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新加坡在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强烈地感到了这种冲突带来的种种后果。因此，须得做出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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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后的新加坡社会，产生了西方社会的种种“社会病”。这些与华人社会的传统大相径庭。时值今日，新加坡依然在大力反对现代化帝来的“副产品”。如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个人主义的上升，这些因素消解了凝固华人社会的因素。如家庭观念的淡漠，青年走出大家庭，独自生活，不愿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个人主义的膨胀，使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华人社会松散。传统的社会体制慢慢失去力量。这个过程，有时也被视为必要的过程。有的学者认为，没有这个过程，传统社会便不能被改革，现代化便不能实现。而现代化后华人社会面临的问题是，旧的社会协调体制式微之后，有什么东西可取而代之？否则社会便要陷入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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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报纸上时有关于强奸案的报道，这被归因于纵欲主义的结果。青年颓废现象也有存在，如“彩装少年”，即穿着奇装怪服，无所事事而游荡街头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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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各报把“彩装少年”当作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有较为广泛的讨论。再如从西方传入的同性恋现象，新加坡也存在，称为“人妖”。新加坡毕竟是华人社会，对这类现象是不能容忍的，绝不会发生美国同性恋者成群结队游行的事情。但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的。其他，包括社会责任感的漫漶，工作精神的沉落、伦理观念的下降，都是现代化后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面对这些“社会病”，新加坡采取了措施，加以克制和防范。最根本的，他们认为“社会病”的病根在人的内心世界，在人的精神领域。西方纵欲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歪风使人精神空虚，无所寄托，结果失落了自我。要使个人充实起来，便需要一种文化主体。作为华人社会，可行的选择依然是华夏文化的传统。新加坡的想法是，用华夏文化的精华抵御西方纵欲主义和个人主义，使现代化物质文明与华人传统精神文明有效地结合起来。当然，对这种选择，世人有多种评说，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不论怎么说，现代化后的新加坡，作了这种选择。这与其开国之初的选择显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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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首要的选择便是恢复提倡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政府把儒家思想当作在现代化后社会重建道德伦理规范的价值核心。新加坡不仅在舆论上大力宣传儒家思想，同时制定了系统的教育计划。新加坡课程发展署召集专家制订了《儒家伦理》的课本，从小学开始进行灌输。课本编得非常系统，包括学生课本、作业和教师用书等，颇为系列化。课本中多讲内圣外王，仁智勇礼义信，中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理想人格等。课本分中、英文两个版本，可供华语学校和英语学校选择。１９８４年开始在十五所中学试教，１９８５年课本正式出版，供全国各中学采用。新加坡之所以采用儒家思想，基于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学说。如中学四年级的《儒学伦理》课本开宗明义地说：“儒家伦理是基于真实的人性所发展出来的人生哲理。这一套人生哲理，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完美的人格和正确的人生观，以达到修养自己、造福人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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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路基于前面的分析，即西方现代文明可以带来物质繁荣，但不一定造成人格升华。人格塑造得依靠华人社会的文化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将华人社会的美德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结合起来，不致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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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新加坡对儒家思想的解释也是现代化了的，其宗旨是“把适合我国社会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灌输给年轻的学生”。如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解释，是领导人要像领导人，属员要像属员，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这里已经没有封建伦理关系的色彩。再如，在儒家对民众的看法上，也做了选择，多讲“先富后教”，少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等。其实新加坡妇女对这些说法颇为不满。不过，新加坡对儒家思想并非是抱残守缺，而是为我所用。有许多内容，是现代人对现代社会制定的现代规范。这里提出的实质问题是：现代化后的华人社会，应当制定何种新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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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十分重视道德的教育，认为这是立国之道，所以在第一场我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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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一辩：说到政府，新加坡也曾荜路蓝缕。李光耀先生就告诫国人：我们一无所有，除了我们自己。他强调道德是使竞争力胜人一筹的重要因素。试想，如果没有政府倡导美德，新加坡哪里会有今天的繁荣昌盛、国富民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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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在推广儒家思想方面是全力以赴的。由于新加坡储存和传播文化的基盘很小，故文化较易于变革。通过几年的努力，儒家思想教育颇见成效，像推广华语运动一样。新加坡除了制订课本之外，还建立了其他计划，如开建东亚哲学研究所，专门研究东亚哲学，尤其是儒家思想。我去访问时，所长吴德耀先生告诉我，这个所有几百万新币的经费，实在是惊人的数目。由于经费充足，便可以邀请世界著名的学者。如《儒家理论》课本的海外顾问是余英时教授和杜维明教授等。欧美的汉学家也接踵而至，如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VOGEL），他曾写过一本书，名叫《日本名列第一》，风行世界，他也在新加坡大谈儒学。新加坡还召开国际性的儒学研讨会，扩大影响。李光耀总理也经常讲，儒家思想适应华人社会。除了大力宣传儒家思想之外，新加坡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来维护华人社会的文化传统。推广华语运动便是其中之一。另外，如政府鼓励的“三代同堂”。以前政府造的“组屋”均以小家庭生活为标准。现在为了维系家庭关系，政府建造了新型“组屋”，一套房间里有几个小套，子女既可有自己的天地，又与父母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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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我们训练时也做了必要的准备，如我们请台湾朋友刘文钏先生来谈台湾最近的发展以及文化问题。他谈到的“新人类”和“新新人类”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使我们一下子对台湾的文化有了某种感觉。他刚从台湾来，对台湾有非常新鲜的感觉，再加上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对台湾人的心态、文化氛围、青年人的追求、政治格局、经济发展均有学理性分析，使我们觉得台湾并不遥远。因为可能要与台湾大学队决赛，这些感性和理性的知识是非常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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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认识，我们在整个辩论中确定了大致的辩论思路：注重从传统的文化中寻找论据和理论，注意展现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人性本恶，本来是一个在天时、地利、人和上不太有利的立场，台大队在抽到正方之后，兴高采烈，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的基本思想是认为人性本善的，包括评委杜维明先生在内。我方于是在维护立场的同时，强调了教化，这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谓修齐治平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才会有整个的理论，才会有上面引的四辩的那一番话。在辩论第一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也注意了这个问题。这里只是就新加坡的一个方面谈谈因地制宜的策略。如果辩论在其他的环境中发生，那就需要有不同内容的制宜之策。套用第一场辩论的套路：制宜是取胜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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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星洲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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