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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问题的根本性质来看，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艾滋病不是相思病，只会导致情绪波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得了艾滋病，是不会像相思病那样浪漫的。艾滋病之所以被视为避犹不及的瘟神，之所以成为人们谈虎色变的超级癌症，原因是艾滋病毒造成了人体免疫机能的全面崩溃，称为“获得性免疫功能缺损综合症”。难道它不是医学问题，倒是社会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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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看，艾滋病也是一个医学问题。如果艾滋病是一个社会问题，那么人们只要给艾滋病人多一点人权、多一点美金、多一点温柔，问题就解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对症下药，在医学上找出杀死艾滋病毒的良方，找到抵御艾滋病毒的疫苗。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医急乱下药。得了艾滋病，不去找医生，整天纸上谈“病”，那就太危险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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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只有认识到艾滋病是医学问题，才能对症下药，克敌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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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要是从逻辑上说明我方的观点，接下来我方辩友还将从理论、事实和价值上进一步论述我方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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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辩（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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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问题都是在社会中发生的，如果都是社会问题的话，今天的辩论就没有意义了。正像所有的问题均是在宇宙中发生的，那么所有的问题都是宇宙问题喽？判断艾滋病是什么问题，自然要遵守我方提出的“三条标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理论上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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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艾滋病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而不是因为社会体制或社会结构的不完善。因而，艾滋病应在医学的范畴中来研究和治疗。自从艾滋病被确定以来，人们心目中它就和同性恋、性混乱等恶名联系在一起。但这种看法既不科学，也不人道。同性恋，并非世上新事，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非洲大陆性混乱存在了几个世纪，但是，在艾滋病毒不存在的时候，它们并没有导致艾滋病。况且最早的艾滋病毒存在于非洲绿猴身上，而在澳大利亚，据有约四分之一的猫是艾滋病毒携带者，面对这个“高危猫群”，能说艾滋病是社会问题吗？可见，关键是病毒感染。病毒，难道不是医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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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艾滋病的预防关键是消除传播途径，而这本身就是医学问题。医学专家在讨论性行为、输血、输液、生育和吸毒与艾滋病的关系时，基本出发点是医学原理。他们警告吸毒者不要共用针头、对注射器具要严格消毒，性生活要正常，心理要卫生，这均是为了在医学上防止艾滋病毒的传播和感染，而不是要做警察局和肃毒局的工作。不然会使攻克艾滋病的努力误入歧途，结果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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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艾滋病的治疗与控制只有通过医学方法来解决，而不是通过社会改良或社会改造。如果不用医学方法，对于艾滋病，是通过改造社会结构能解决呢？还是通过更新文化观念能解决呢？显然牛头不对马嘴。对方辩友今天论述的无非是，艾滋病会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但这恰恰是我方的观点。造成影响不等于社会问题，而消除影响也不等于能解决问题。总而言之，对艾滋病一定要对症下药，不要坐而论道，更不要讳疾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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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辩（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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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已经根据三条标准，从起源、性质、传播、医治等诸方面论述了，艾滋病的确属于医学问题，而对方辩友强把医学问题社会化，实在是不分青红皂白。下面我从事实的角度进一步论述我方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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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把医学问题当做社会问题，往往导致的是不能对症下药，从而延误病情。医学问题社会化的作法其实古已有之，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就可谓精通此道。他年老时，一旦得病，就认定是有人在搞政治恐怖主义，属于阴谋伤害国家元首的社会问题，于是找来方士对着盅虫念符咒。可结果呢？不但没有消病免灾，反而连“安乐死”也没有享受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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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酒糟鼻子原来有人认为是由酗酒所致，当属于社会问题，可事实上，这种病起因于螨虫，治疗必须采取医学方法杀死螨虫，而颁布“禁酒令”是不能禁止酒糟鼻子越来越红的。对于艾滋病这种危害甚烈的传染病，更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确定其归属，切不可逼着社会学家穿上白大褂、拿着针筒，去乱戳乱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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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病之为病，关键在于病理依据。对方辩友爱谈的同性恋，吸毒等，涉及的是医学中的高危人群的问题，不能与社会问题混为一谈。以职业病为例，导游易得的是咽喉炎，作家易得的是骨质增生，而饭店的大师傅们则常常是“脂肪增生”，这些问题虽然与社会有关，但哪一种病又不是医学问题呢？艾滋病同样如此。如果同性恋可以成为职业的话，那么艾滋病恐怕早就该是它的职业病了。至于“病”这个词，其引伸意义可以延伸到社会领域，比如人们说的“英国病”，但此病非真病，而是比喻，与人的机能无关，和艾滋病是绝然不同的。艾滋病不是真得由爱带来的，如果它属于社会问题的话，有了艾滋病，岂不是还应该有一个“恨之病”吗？第三，艾滋病带来的社会影响，必须通过根治疾病本身来解决。与许多其他事物一样，艾滋病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要真正消除不利影响，还是要用医学方法，从艾滋病本身着手。只要医生能掌握艾滋病的规律并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话，那么由这种疾病带来的各种社会影响自然就会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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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对方辩友三思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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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辩（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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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方辩友已经从逻辑、理论、事实上证明：从艾滋病的根本原因、根本性质、治疗的根本途径，到艾滋病的预防、控制、传播，都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这不但是科学的结论，也是全人类的共识。我方提出了判断问题的“三条标准”，而对方辩友始终提不出一个象样的标准，如何来划分社会问题和医学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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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历史证明，医学问题只能由医学方法来解决。当古希腊雅典被瘟疫所困的时候，医生那里，无人问津，而大大小小的神庙前却门庭若市，这些善男信女，并没有祈祷出什么灵丹妙药，就连他们的领袖伯里克利也命归黄泉了。众所周知，霍乱、白喉、鼠疫百年前在地球上肆虐，如果将治疗传染病的皮球踢给名噪一时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话，那么青霉素永远发现不了，人血馒头却要继续吃下去。援古推今，我们还能在这里高谈：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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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有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这是人类解决各种疾病的不易之理。我们不能指望，让可怜的艾滋病患者当上议员，修改一下人权法案，就能枯木逢春；我们不能指望，让绝望的艾滋病患者克己复礼，观念复归，就能起死回生。谁都知道，试管、药剂的作用不是权力、法规代替得了的。即便是退一万步，假设权力、道德、法规有那么大的功效，那么对绿猴和猫身上的艾滋病毒，要在猴世界和猫世界中开展立法选举，推广猫道主义和猴道主义，来妙手回春吗？显然是说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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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医学为人类战胜艾滋病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任何舍本逐末的作法，至多也是隔靴搔痒，无济于事，只有正本清源，在医学上攻克艾滋病，其引发出来的各种现象和影响方能迎刃而解，药到病除。正因为如此，透过世界各国医学工作者的辛勤的汗水，我们才看到了希望。从“爱滋敌”到两种新型疫苗，人类尽管在克服艾滋病的道路上经历坎坷，但毕竟是向问题的最终解决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值得提醒的是，一旦被错误蒙蔽双眼，在梦想中再跋涉几千年，前头依然是一片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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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只有确立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的信念，并以之指导我们的行为，我们坚信人类一定能够降服艾滋病这个“世纪恶魔”。有道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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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城舌战：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纪实与评析 （二）人性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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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辩（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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