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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二语学习者态度与学习成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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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二语社团和文化的态度与学习成效的相关性方面，根据加德纳（Gardner）的融入性理论，态度决定融入性的强度；态度越积极，融入性程度越高，融入性动机越强，学习效果越好。不过，另有一些研究报告却提示，积极态度和二语水平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清楚的。有的研究没有发现相关或显著相关，有的研究还发现了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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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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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4年，谢勒尔和维特海默（Scherer&Wertheimer）就研究发现，美国大学生对德国人以及对自己能说德语的积极态度与德语水平具有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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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德纳（Gardner）和其他一些学者在加拿大英法双语环境中的一系列调查也都证明了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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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加德纳（Gardner，1985）的研究也发现，在集中学习了一门法语课的6个月之后，学习者在自我评价的水平方面有差异：那些对法国文化具有喜爱态度的法语学习者几乎没有表现出水平的下降，而那些对法国文化不太喜爱的学习者却表现出显著的语言丢失（language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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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相关或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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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勒尔（Oller）及其同事的一系列研究则往往得出与加德纳（Gardner）等人相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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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欧勒尔等人（Oller et al，1977a）在针对以汉语为母语的在美留学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发现，对美国人持有总体积极态度的那些学生在一项英语完形测试中得分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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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同时进行的另一项针对美国西南地区墨西哥裔妇女英语二语学习者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中，欧勒尔等人（Oller et al，1977b）却发现，对英语母语者的个性特质持否定态度的学习者与持肯定态度的学习者相比，前者的英语反而学得更好。也就是说，越是喜欢美国人，英语学得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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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次调查结果的差异，他们解释道，那些中国人都来自较高的社会经济阶层，在美国生活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那些墨西哥妇女则是较低社会经济阶层的成员，她们可能觉得自己是“受殖民统治的少数民族”，因而怨恨说英语的主体民族。欧勒尔和皮尔金斯（Oller&Perkins，1978）进一步解释道，她们可能受到了“马基雅维利动机”的影响，即想要学会二语，以便操纵和战胜说目的语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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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考察外语学习环境中学习者态度与学习成效的相关性，茅原和欧勒尔（Chihara&Oller，1978）对日本大阪的英语外语学习者态度进行了社会语言学研究。他们发现，学习者的大部分态度因素与英语学习成效的相关性很微弱，其中只有两项呈现显著性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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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兰诺维（Lanoue，1991）通过研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的印第安塞卡尼部落的语言现状，也发现，那些对所学二语及其文化持否定甚至敌对态度的学习者也有很强的学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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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态度与学习成效的互相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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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也发现，态度与学习成效的相关关系并不像加德纳（Gardner）等人所设想的那么简单。这是因为，当调查数据显示出相关性时，它们只是显示了有关系，但并没有显示这种关系的方向，也就很难确定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换言之，当数据显示态度积极的人同时成绩也好，那么究竟是积极的态度引导出了好的成绩，还是好的成绩引导出了积极的态度，就会有不同的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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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一些学者认为，学习者态度与二语学习成效可能是互相影响的，学习成效可以促进学习者态度。例如，博尔斯托尔（Burstall，1975）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成绩影响了后期的态度和后期的成绩，这种影响的程度，大于早前的态度影响后期的成绩或后期的态度。换言之，由学习过程本身所产生的积极态度才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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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波尔斯基（Spolsky，1989）也认为：“强烈的动机与态度能使学习者学得更好，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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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正相关，有时负相关所反映的也可能是学习成效反过来对态度所施加的影响。例如，欧勒尔（Oller，1977）针对在美中国留学生的研究发现，英语水平高的中国学生对美国人的诸如“聪明”、“快乐”的个性的评价，低于英语水平较低的学生所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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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斯（Svanes，1988）在针对挪威的各国挪威语学习者的研究中也发现，亚洲国家中那些成绩最差的学生对挪威人表现出最积极的态度。对此，斯文斯（Svanes）的解释是：“对于居住在外国的成人学生群体来说，更重要的是对东道主有一种平衡的和批评性的态度，而不是不加批评地赞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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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暗示了，正是二语水平的提高（以及其他可能的因素），导致了学习者对目的语社团评价的降低。有可能的是，外国留学生初到东道国时，往往对东道国的人民及其文化抱有最积极的态度，易于“不加批评地赞美它”，此时他们的目的语水平往往也较低。而一旦他们待的时间够长，目的语水平也已经大大提高了，就开始产生“一种平衡的和批评性的态度”，与最初的态度相比，自然显得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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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上述挪威语学习者的态度问题，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即，他们对目的语的态度和对目的语社团及其文化的态度出现了背离。换言之，因为挪威语是一种非国际性语言，学习者对其实用性评价较低，所以可能对挪威人及其文化有着积极态度而对其语言则几乎不感兴趣。结果，预期中的“爱屋及乌”效应并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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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学习者对二语社团及其文化的态度并不必然引导其对目的语的积极态度，语言本身的价值影响了学习者对目的语的态度，进而影响了学习动机和学习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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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中国国内的二语习得动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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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1国内二语习得动机研究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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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语教学界对动机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后期，外语教学界开始重视研究大学生外语学习动机，研究文献日益增多。这一时期是我国外语学习动机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者主要是单一地介绍国外的理论和研究，然后遵循着加德纳（Gardner）的经典模式，把学习动机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心理因素来考虑，研究它在中国大学生的外语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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