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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能性（possibility），指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即产生合乎语言结构规则的句子的能力，相当于乔姆斯基（Chomsky）的“（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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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行性（feasibility），指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行，即产生可以让人类大脑解码的句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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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得体性（appropriateness），指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体，即在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下使用正确语言形式的能力，相当于语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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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用性（performance），即产生符合本族语者习惯的话语的能力，指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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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海姆斯（Hymes）看来，一个人的交际能力不仅应包括语言知识方面的能力（可能），而且还应包括心理（可行），社会文化（得体）和使用概率（实际出现）等方面在内的一种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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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能力”理论的提出，被称为是继20世纪60年代乔姆斯基（Chomsky）的心智主义理论之后的又一场革命。它极大地拓展了语言研究的视野，对后来的语言研究、外语教学、二语习得研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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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语教学方面，这个理论引起了教学法和教学内容的变革。首先，它很快作为反传统语言教学思想的观点，构成了“交际教学法”的主要理论基础，产生了“意念/功能教学大纲”（notion/ functional syllabus）以及“交际教学大纲”（communicative syllabus）等。其次，它也促使外语教学重视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和语用知识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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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陆续有一些学者对海姆斯（Hymes）的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新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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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卡纳尔和斯韦恩（Canale&Swain，1980）发表《第二语言教学与测试中交际模式的理论基础》一文，提出了新的交际能力模型，包括3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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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法能力，指了解语言规则的能力，相当于乔姆斯基（Chomsky）的“（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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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语言能力，指了解社会文化规则和语篇规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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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策略能力，指保持交际渠道畅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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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以后，巴奇曼（Bachman，1990）又进一步提出了新的“交际语言能力模型”，包括3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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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能力，包括卡纳尔和斯韦恩（Canale&Swain）的“语法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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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策略能力，包括评估、计划、实施三个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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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理生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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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义（2003）提出了“扩充的交际能力理论框架”，由三个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子能力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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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生成能力，包括①语法能力（音系，词法，句法等）；②语篇能力（衔接与连贯，修辞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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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语用能力，包括①社会语言能力（情景意识，语言变体意识，语体、语域意识等）；②语用能力（功能意识，交际意图，跨文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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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语言理解能力（语言和非语言），包括①认知能力（感知，思维，意识，记忆，联想，识别，归类，逻辑推理等）；②心理语言能力（知觉、记忆、概念等心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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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颂浩（2008）也提出了“交际语言能力框架”，包括5个部分：①背景能力（知识性）；②语言能力（准确性）；③语用能力（得体性）；④策略能力（灵活性）；⑤流畅能力（流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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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必须注意的是，交际语言能力研究并不属于以二语习得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为对象的二语习得研究范围。前者属于语言本体研究，后者属于语言习得研究，两者虽然有关，却是有重大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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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习得通论 5.2 二语语用能力习得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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