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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成分”是指不同语言之间在语用上共有的成分，反映了不同语言语用规约之间的共性。例如，就“请求”（request）言语行动而言，布龙——库尔卡和奥尔施坦（Blum-Kulka&Olshtain，1984）研究认为，不同的语言都采用了相同的基本策略，包括“直接”（Direct）请求、“规约性间接”（Conventional Indirect）请求、“非规约性间接”（Nonconventional Indirect）（或“暗示”，hints）请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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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龙——库尔卡等人（Blum-Kulka et al，1989）实施的“跨文化言语行动实现项目”（Cross Cultural Speech Act Realization Project，CCSARP），研究了澳大利亚英语、美国英语、英国英语、希伯来语、加拿大英语、德语、丹麦语、俄语等西方8种不同语言文化或变体中请求和道歉言语行动表现方式的异同。在请求方面，该项目认为“规约性间接”是英语最常用的请求策略，也是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中的普遍现象，即不同语言的请求行动所体现的结构具有某些相同的“普遍语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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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还根据请求的直接性（directness）水平，把请求的中心行为语（the head acts）所使用的主要请求策略类型分为2大类3个等级，即“直接”、“规约性间接”、“非规约性间接”，这3个等级策略的直接性水平依次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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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布龙——库尔卡（Blum-kulka，1989）对澳大利亚英语、加拿大法语、希伯来语、阿根廷西班牙语等4种不同语言文化中的“规约性间接”请求样式进行了比较语用学研究，所得结果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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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英语、加拿大法语、希伯来语、阿根廷西班牙语中主要请求策略类型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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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Blum-kulka（1989：47）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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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所呈现的大样本数据，布龙——库尔卡（Blum-kulka，1989）认为，这3种水平在这些语言中的分布情况显示，“规约性间接”是最常使用的主要请求类型，从而通过实证调查的证据支持了这一策略类型在不同语言中的“普遍性”（univers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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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用的语言特定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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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言语行动的选择、分布和实现模式中，存在着不同的互动风格和重要的跨语言差异。这就是在语用上因语言而异的“语言特定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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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斯和卡斯珀（House&Kasper，1981）研究发现，在提出请求时，德语母语者比英语母语者更直接。例如，操德语者产出更大百分比的直接请求，如“Du solltest das Fenster zumachen”（“你应该把窗户关上”），而操英语者则使用较为间接的语句，如“Can you close the window?”（“你能把窗户关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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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龙——库尔卡（Blum-Kulka，1982）也得到了类似的研究结果，即，德语母语者比英国的英语母语者更直接，而且希伯来语母语者也比美国的英语母语者更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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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布龙——库尔卡（Blum-kulka，1989）所显示的澳大利亚英语、加拿大法语、希伯来语、阿根廷西班牙语的主要请求策略类型的分布中，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就直接性而言，这4种语言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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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英语<加拿大法语<希伯来语<阿根廷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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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普遍性和文化特定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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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语用模式的“普遍性”（universality）和“文化特定性”（culture-specificity）的关系问题还是存在争议的。例如，那些从西方语言和文化中总结出来的普遍性，就未必能照搬到非西方语言和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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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针对汉语请求言语行动策略的调查研究和对比分析逐渐引起我国一些学者的重视。他们在布龙——库尔卡等人（Blum-Kulka et al，1989）的理论框架下，采用类似的研究工具，陆续对汉语请求的直接性问题进行了实证调查，以检验其所提出的“普遍语用特征”是否适用于汉语，但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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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绍杰、王晓彤（1997）较早对汉语请求言语行为在汉语中的表现方式进行了调查，发现“规约性间接”是汉语最常用、也是最礼貌的请求策略类型（65%）。这一结果支持了布龙——库尔卡等人（Blum-Kulka et al）的“普遍性”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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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姚舜霞、邱天河（2003）和赵琳琳（2007）各自的调查则发现，汉语中“直接”请求更为常用，分别为59.70%和58.90%，表明“普遍性”假设不适用于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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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本世纪10年代以来连续进行的若干项研究（何文婷、刘爱真，2010；邢俊肖，2010；原坤阳、李柏令，2011；范燕妮、李柏令，2011；原坤阳等，2012）均发现，“规约性间接”请求的使用率约为49%左右，显示“规约性间接”的确是汉语最常用的请求策略类型，不过仅略高于“直接”请求（约39%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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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布龙——库尔卡等人（Blum-Kulka et al）的“普遍性”假设仍然适用于汉语，但汉语和汉文化相对于西方语言和文化的“文化特定性”仍然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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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语用学的研究为二语语用教学和二语语用习得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这是因为，如果要开展二语语用教学和二语语用习得研究，必须以对目的语语用特征的描写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