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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表示“不同意”的6例英语恭维语回应中，例（15）和例（16）直接使用了简单的否认表达。例（16）的“No，no，no！”（“不，不，不！”）是典型的“中式英语”，也是中国的英语初学者中最常见的英语语用偏误。而例（15）更有意思，干脆通过“语码转换”（code switching）而直接采用了最典型的汉语回应“N伲li，N伲li！”。这种简单否认的回应策略可能反映了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成效。在对外汉语教学中，“A：你的汉语很好！——B：哪里！哪里！”这样一个话轮几乎是所有汉语学习者都会接触到的，尤其是在课堂教学中，汉语教师都会不遗余力地组织反复操练，因此使得被试在听到他人的恭维时，就下意识地采用了中式表达法。当然，例（15）直接采用汉语回应，也可以有别的解释，即这样的语码转换是故意的。因为被试知道调查者也会说汉语，所以可能想表明他对汉语语用规范的了解，显示自己的汉语已经学得很地道，或者显示自身与调查者双方具有一种共同熟悉的二语，以便进一步拉近彼此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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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使用“反问”的2例中，例（21）的回应可以归因于自信不足。而例（22）的回应显示被恭维者怀疑恭维者的诚意。值得一提的是，该被试是本研究中汉语水平最高者之一，已获得汉语水平考试（HSK）8级证书，与汉文化中“越是水平高越要谦虚”的价值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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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例（23）未作任何回应。在汉语恭维语回应中，“无视”（即不作回应）是较为常见的策略之一。相比之下，这种策略在英语中是难以被社会所承认并接受的。尽管如此，该被试还是违背了英语的这种语用规范，而向汉语规范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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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认为，在一部分以英语为母语的来华汉语学习者中，确实存在明显的语用反向迁移，并可能正在形成一种中介文化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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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2中国大学生汉语请求行动中的中介文化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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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燕妮、李柏令（2011）针对中国大学生实施请求言语行动的策略倾向，复制了塞诺兹（Cenoz，2003）的研究，以检验“中介文化风格”假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人的英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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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调查的对象为上海交通大学的139名在校大学生，其中英语专业学生63人，非英语专业大一学生76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都以汉语为母语，英语为二语，可排除其文化背景、教育背景、地区差异、职业状况、年龄差异等影响因素干扰调查结果。被试根据其是否英语专业分为“流利”和“不流利”两组，英语专业的归为“流利组”，非英语专业的归为“不流利组”。“流利组”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其课程以专业英语为主，大部分课程都以英语授课，对英语文化的了解比较深入。“不流利组”的学生都有自己不同的专业，“大学英语”只是必修课程之一，对英语文化的了解相对较少。在被试所在年级的选择上，“流利组”均为大三，“不流利组”均为大一，便于拉开两组被试在整体英语水平方面的差距。与塞诺兹（Cenoz，2003）的研究对象相比，该研究的“不流利组”的英语学习经历有所不同，即中国的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在大学低年级期间仍然需要修读大学英语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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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采用“话语补全测试”（DCT）作为调查工具，实施的步骤与塞诺兹（Cenoz，2003）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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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测试包括被试信息和测试题两部分。测试题先以描述场景的形式提出问题，然后要求被试根据场景做出回答。测试任务共设计了12个场景，包括师生之间、店员顾客之间、同学之间、同龄陌生人之间等各种人际关系。具体场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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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没有按时完成专业课的学期论文，去办公室找教授要求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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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去澡堂，发现没带校园卡，回宿舍拿又太麻烦，这时你想借你旁边同学的校园卡（你们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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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市中心，你向一位年龄相仿的陌生人打听最近的电影院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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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电脑城买电脑，你请服务员给你介绍你感兴趣的电脑的功能以及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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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从图书馆出来回宿舍，外面正下雨却没带伞。这时，你看到一个学生（你不认识）走过来，你提出和他/她共用一把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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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球场打球，球飞到球场外，请路过的同学帮忙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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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你因为生病缺了一节专业课，需要借同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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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期末考试结束了，你邀请朋友一起去KTV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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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出去旅行住在宾馆，准备洗澡时，发现热水器坏了，请工作人员上门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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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你的室友弄坏了你的电脑，可是迟迟没有拿去帮你维修，你要求他/她尽快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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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你有两张电影票，邀请你的好朋友和你一起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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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你找了一份实习工作，可是公司给出的工资太低，你向领导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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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在“流利组”的英语请求行动中，采用直接策略的比重只占到17.46%。这个结果，与布龙——库尔卡等人（Blum-Kulka et al，1989）提出的英语采用直接策略只占9.80%的结论比较接近，说明“流利组”英语请求策略的使用已经接近英语母语者的规范。不过，在“流利组”的汉语请求行动中，采用直接策略的比重占31.90%，与其英语直接请求策略的使用仍有较大差异。这一差异表明，“流利组”尚未形成典型的中介文化风格，即塞诺兹（Cenoz，2003）关于二语达到高度流利水平的人基本上以相同的方式用其一语和二语提出请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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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组的汉语请求策略对比中，“不流利组”比“流利组”倾向于使用更直接的策略，即42.49% vs 31.90%。这一结果与塞诺兹（Cenoz，2003）的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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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呼语方面，“流利组”汉语和英语请求中的使用率仍存在明显差异，但均高于“不流利组”的汉语请求，明显地展现了“流利组”在汉英两种语言使用中的一致性，以及其与“不流利组”的汉语之间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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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部修饰语的使用上，“流利组”的汉语请求同样有着向英语趋同而与“不流利组”的汉语卷趋异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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