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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多兰航海地图中的地中海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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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针一旦投入广泛使用，熟练的水手们通过读取上面的刻度来确定航向时，判断不同地点相对位置的更加实用的方法也就应运而生。到那时为止，地理学家们（主要是希腊人和阿拉伯人）不得不依靠商人和士兵的行程日志来大致确定各处地点的相对位置。现在，在指南针的协助下，确定两点之间的相对位置变得容易了，也可以毫无困难地将那些蜿蜒的道路画在纸上。因此，虽然有学问的僧侣们对他们绘制在地图上的神话与寓言相结合的内容并没有什么不满，但是航行在地中海的水手们却逐渐绘出了自己的海图，包括海洋及其周围的陆地，而且它们的位置与实际情况的出入并不大。其中一张这样的海图叫作“波多兰航海地图”，标出了港口之间的最佳航道。诺登斯基尔德男爵曾指出了波多兰海图上的各种标注是如何从一张加泰罗尼亚地图上借鉴过来的，这张加泰罗尼亚地图虽然已经散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在1266年至1291年间编纂完成的。不过，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愿意从水手那里采纳这些实用性的知识。1339年，一个名叫安杰力科·杜尔赛特的马略卡人根据波多兰海图精心制作了一张世界地图，画出了海岸线——至少包括地中海——准确度非常高。在后来的1375年，同样来自马略卡岛的犹太人克斯开对这张图进行了重要的改进，他根据马可·波罗新近获得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增补了地图的东方部分。他的地图（通常被称为加泰罗尼亚地图，因为图上标注的大多是加泰罗尼亚语）将世界分成八个横条，地图的前一页是它的缩略版，准确地再现了波多兰海图中地中海的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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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图 毛罗修道士 意大利 14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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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波多兰海图，地理学再次回到了前进的路线上，恢复了陈述事实的原则，而且对海岸线进行了准确的描述。这使得水手们能够更加无畏地冒险，更安全地返回。反过来，他们的航行又可以丰富已有的地理知识。如我们所见，这些知识帮助航海家亨利王子开始了一系列的地理调查活动，并最终引向结束黑暗中世纪的那些伟大发现，给这个时代的地理学史画上句号，将其正式列为地理学发展的一个系统性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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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必须简短地回顾和总结一下那些由旅行者、朝圣者、商人所增添的地理知识，以及那些以游记的形式记录下来的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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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大发现的故事 第 4 章 中世纪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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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世纪的游记所增添的地理知识主要包括中国大部以及日本列岛的情况，随附的地图展示了各种重要探索和游历的路线，以帮助读者理解地理学科是如何将托勒密对东西方世界的估测和马可·波罗带来的地理新知识结合起来，从而拉近欧洲与东方的距离，进而为哥伦布的探索做好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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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大发现的故事 在中世纪——也就是说，在公元5世纪蛮族攻入罗马帝国至15世纪发现新大陆的1000年里——影响到人类地理知识扩展的几个主要历史阶段包括：我们在前文曾经提到过的公元8世纪和9世纪维京人的航行；12世纪和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13世纪和14世纪蒙古帝国的崛起。维京人获得的新知识并未渗透到欧洲其他国家；十字军及其前辈（到耶路撒冷朝圣的人）带回的知识仅仅以经典著作的形式储存在西欧；然而蒙古帝国的扩张具有更为广泛、深远的重要性，并且带来了罗马人未曾掌握的关于东亚的知识，这些知识直到19世纪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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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初，小鞑靼部落的领导者成吉思汗征服了中欧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古代中国。在他的儿子窝阔台的领导下，蒙古鞑靼人从中国转向西方，征服了亚美尼亚。1241年，蒙古将领巴图劫掠了俄罗斯南部和波兰，并占领了布达佩斯。蒙古大军的所向披靡甚至让人觉得似乎预言中的世界末日已经到来，强大的歌革和玛各终于出现了。但是，窝阔台的突然去世迫使蒙古军队被召回，全面的恐慌笼罩了欧洲。作为基督教世界的首领，教皇决定向大可汗派遣使者，以确定他的真实意图。教皇派出修士普兰迦尔宾，从里昂出发前往拔都的大营（位于伏尔加河河畔），拔都让普兰迦尔宾来到位于喀喇昆仑山麓的帝国首都，进入大可汗的宫廷，而在现在的鄂尔浑河左岸（贝加尔湖以南数百英里处）已经找不到多少当年皇宫的遗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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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里，欧洲人第一次听说亚洲东海岸还有华夏大地尚未被蒙古人征服。另一位叫作威廉·瑞思博克的修士获得了更全面的信息，他是佛拉芒人，曾以圣路易斯大使的身份到过喀喇昆仑，并于1255年返回欧洲。瑞思博克与罗吉尔·培根交流了一些他所掌握的信息，他说：“这些中国人个子小，爱用鼻音说话，而且长相和东方人都差不多，眼睛很窄……华夏的钱里面包括一些棉纸，约有手掌大小，上面印着一些线条，象征蒙古可汗的大印。他们用类似画家作画的那种笔写字，一个中国字里面包含好几个字母，以此来组成完整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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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认为，这些中国人就是古代人口中的赛里斯人。托勒密知道，赛里斯人的故乡就是丝绸的产地，但他也听说那里也有一族人叫作秦尼，所以分不清这两个民族的区别。据推测，中国人的这些别称是通过航海活动传到西方的，而“赛里斯”和“华夏”等名词都经过了马来人的修改，从而引起了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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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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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方济各会的修士到过东方。其中，维诺的约翰就以大主教的身份在汗八里（皇城）——即北京——定居（约1358年）；1316年到1330年间，波代诺内（靠近弗留利）的奥多里克修士到过印度和中国，还带回一本写满奇闻逸事的远航日记，但大部分内容是从约翰·莫德维尔爵士的著作中照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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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将东亚的情况全面地介绍给欧洲之前，远行的修士们带回的消息已经逐渐变得乏味，马可·波罗在东方整整居住了18年，他的游记开创了地理大发现历史的新纪元，仅次于哥伦布的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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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尼可洛·波罗和马菲奥·波罗——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准备到克里米亚从事贸易。其后，他们在向导的带领下访问了布哈拉，并从那里来到了大可汗忽必烈的宫廷，忽必烈非常礼貌地接待了他们，而且他非常希望将西方文明介绍到蒙古帝国，于是便委托兄弟俩给教皇带去消息，请他派遣一百名西方的智慧之士到东方来，给蒙古人传授基督教信仰和西方艺术。1269年，兄弟俩回到故乡威尼斯，却发现无法找教皇满足大可汗的要求；因为教皇克雷芒四世已经在前一年去世了，他的继任者尚未任命。他们只好等了两年多，直到新教皇格列高利十世当选，然而新教皇对大可汗的要求并不热心，仅派了两位多明我会修士陪同波罗兄弟返回东方，时年17岁的马可·波罗也偶然跟随父亲一起去了东方。他们在1271年11月出发，但两位同行的修士很快便对旅行失去了信心，原路返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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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先是去了波斯湾口的霍尔木兹，然后北上，穿过呼罗珊巴尔赫到阿姆河，再到帕米尔高原。接着穿越戈壁大沙漠，1275年5月，他们终于来到了忽必烈在开平府的夏宫，觐见大可汗。尽管他们没有满足忽必烈的要求，可汗还是友好地接见了他们，并且对马可·波罗产生了特别的好感，甚至请他为自己效力；后来，人们在中国的史册中发现，1277年，一个叫作波罗的人被任命为枢密院的二级专员，他的职责是出使西藏东部、交趾支那甚至印度等地区。波罗一家虽然从可汗那里得到了大量的赏赐，但他们发现可汗不愿意放他们返回欧洲。马可·波罗曾经担任多个重要职务；他做过三年扬州总督，这是一个伟大的城市，而且他很有可能终生都为忽必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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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个时机出现了，他们终于能够返回欧洲。与大可汗有亲属关系的波斯汗希望与大可汗家族的一位公主成亲，但如果从中国到波斯走陆路，这位年轻的女子可能无法忍受沿途的辛苦，于是人们为她选择了环绕亚洲海岸的海路。鞑靼人不擅长航海，所以波罗一家人便奉命护送年轻的公主，完成这段相当危险的旅行。1292年，他们从福建的港口泉州出发，经过两年多的航行，终于成功地沿着亚洲大陆南岸将公主送到了婆家。但是提亲的波斯汗已经去世，公主只得嫁给他的儿子。辞别了公主，波罗一家人穿过波斯国，在1295年回到故土。当他们身穿粗糙的鞑靼服装抵达波罗家族的祖屋时，亲戚们甚至一度没有认出他们。在后来的宴会上，他们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每上一道菜，就要换一套新衣服，还把换下来的服装送给仆人们。宴会结束的时候，他们把到家时穿的破衣烂衫拿出来，用快刀将衣服的接缝割开，从里面取出大堆的红宝石、蓝宝石、石榴石、钻石和祖母绿，他们正是用这种方式带回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此次家族聚会也自然而然地从原本的欢迎宴会变成了亲戚们打听致富消息的“新闻发布会”。作为主要发言人的马可·波罗不得不使用数字“百万”来描述大可汗的财富和他所统治的人口数量，但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他们只是把他的讲述当成普通旅行者的故事姑妄听之，马可·波罗也从他的朋友那里得到了“马可百万先生”的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