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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清楚的是，欧洲经济的演变看来是罗马帝国经济演变的直接延续。或许在经济领域如同在所有其他领域一样，出现了社会景气的下降。我们已经看到在帝国末期出现衰退现象，入侵的灾难自然使这种现象更加突出。但是，如果认为日耳曼人的到来所造成的后果，是单纯的农业经济和商品流通的普遍停滞代替了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那就是大错特错了。⑫所谓蛮族人厌恶城市的说法，是公认的神话，已为事实所揭穿。尽管在帝国的边远地区，某些城市遭到抢劫、焚毁和破坏，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的城市得以幸存。统计一下今天存在于法国、意大利甚至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城市，可以证明这些城市中大多数都坐落在原来罗马城市所在的地方，而且它们的名字也往往只是罗马城市名字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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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教会是按照帝国行政区域来划分教区的。一般来说，每个主教管区相当于一个城市。因为教会组织在入侵时期几乎一点没有改变，结果在日耳曼征服者建立的新王国中，教会组织保留了它的城市特性。这是确确实实的，以致从6世纪起，城市一词具有主教管辖城市即主教管区中心的特殊含义。作为教会基础的帝国灭亡之后，教会得以幸存，因此教会在保卫罗马城市的生存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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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应该承认，这些城市本身也长期保持着很大的重要性。并不是日耳曼人一到，城市制度就骤然消失了。我们看到，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西班牙，甚至在高卢，这些城市保留着十人团——一种由拥有司法和行政权力的地方长官组成的团体。它的细节我们不清楚，但是它存在和起源于罗马却是不容否认的⑬。我们还看到在这些城市里设有城市保卫官，并且把正式的法令记入城市志。另一方面，更为无可置疑的是，在我们看来这些城市是经济活动的中心，这种经济活动也是以前文明的遗存。每座城市仍是周围农村的市场、所在地区大地主的冬居地，只要地理位置适中，它也是商业的中心，距离地中海海岸愈近，商业发展程度愈高。读一读图尔的格雷戈里的著作就足以使自己相信，在他那个时代的高卢还有一个定居在城市的专业商人阶级。在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段落中，他提到凡尔登、巴黎、奥尔良、克莱蒙费朗、马赛、尼姆和波尔多的商人。⑭或许应该注意不要夸大他们的重要性，而低估他们的价值同样也是大错特错。无疑，墨洛温高卢的经济组织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是建立在农业而不是任何其他活动形式的基础上的，因为在罗马帝国时期已经是这样，所以这时情况更为明显。但是这并不妨碍内部的商品流通即食物与商品的进出口起着相当积极的作用，以致应该承认这种进出口对于社会生计是必不可少的。商品通行税卡的收入提供了一个间接的证明。我们知道，罗马行政当局在公路、港口、桥梁和其他地方设置的征收通行税的关卡被称为商品通行税卡。法兰克的国王们让这些关卡全部继续存在，并且从中得到如此大量的收入，以致征收这类捐税的人员名列在国王的最有用的官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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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入侵以后商业得以保持，同时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以及作为商业工具的商人也得以继续存在，这一切是由于地中海贸易还在继续。君士坦丁大帝以后地中海贸易是个什么样子，在5至8世纪，从大的轮廓来看，地中海贸易还是那个样子。地中海贸易的衰落在加剧，事实或许如此；然而，拜占庭的东部和蛮族统治的西部之间呈现出一幅不曾间断的相互交往的图景，这也同样是事实。通过从西班牙和高卢海岸到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海岸的航运，地中海沿岸地区继续保持几个世纪以来在帝国共同体内形成的经济统一。由于处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罗马世界的经济组织在政治分裂以后得以继续存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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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有其他证据，法兰克诸王的货币制度就足以清楚地证明这一事实。这种制度大家所知甚多，这里毋庸赘述，它纯粹是罗马的，严格地说是罗马一拜占庭的。这种货币制度之所以是罗马-拜占庭的，是由于这种货币制度所铸造的硬币是索利达（solidus）、特里恩（triens）和德纳鲁（denarius），即苏（sou）、三分之一苏（le tiers de sou）和德尼埃（denier）；还由于这种货币制度所用的金属是金子，金子用来铸造苏和三分之一苏；也由于这种货币制度所给予硬币的重量；最后还由于这种货币制度所规定铸在硬币上的塑像。请注意：在墨洛温诸王时期，铸币厂长期保留着这样的习惯，即在硬币正面铸上皇帝的胸像，在其反面铸上皇帝的胜利的象征，并且这种模仿趋于极端，当拜占庭人用十字架代替那次胜利的象征时，他们立即效法。如此十足的奴颜婢膝非用某种迫切的理由来解释不可。原因显然在于必须保持当地货币与帝国货币之间的一致性。如果不是在墨洛温的商业和地中海整体商业之间继续存在着最紧密的联系，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墨洛温的商业继续紧紧地和拜占庭帝国的商业联系在一起，则保持货币的一致性就是毫无理由的。⑮而且，关于这种联系还有大量的证据，这里只要提出其中最有意义的几件也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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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请注意，直到8世纪初，马赛继续是高卢的大港。图尔的格雷戈里在他所写的大量轶闻中有时谈到这座城市，从他的措辞来看，我们不能不认为马赛是一个特别生气勃勃的经济中心。⑯非常活跃的航运把马赛与君士坦丁堡、叙利亚、非洲、埃及、西班牙和意大利联结在一起。东部地区的产品——纸草、香料、奢华的织品、酒和油——是经常输入马赛的物品。外国商人，大部分是犹太人和叙利亚人，在马赛安家。他们的国籍表明了马赛和拜占庭各地区之间关系的紧密。最后，墨洛温时代在马赛所铸造的数量非常之大的硬币为那里商业的活跃提供了物证。⑰该城的人口除了商人以外一定还包括人数相当众多的工匠阶级。⑱因此从各个方面来看，马赛在法兰克诸王统治时期似乎都很好地保留了罗马城市鲜明的城市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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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经济的发展自然蔓延到该港的腹地。在马赛的吸引下，高卢的全部商业都朝向地中海。法兰克王国最重要的商品通行税卡就设置在该城附近的福斯、阿尔、土伦、索格、瓦朗斯、维也纳和阿维尼翁。⑲这就清楚地证明在马赛上岸的商品被运往内地。商品既经过罗马的公路也经过罗讷河与索恩河到达王国的北部。我们还有国王准许科比修道院免向福斯征税卡缴纳大量食物和产品的通行税的证书，可以看到在这些免税的物产中既有纸草也有来自东方的品种异常繁多的香料。⑳在这种情况下，做出下述假定不可谓之大胆，即大西洋沿岸的鲁昂港和南特港以及北海沿岸的康托维克港和杜尔斯泰德港的商业活动是靠马赛的吸引力来维持的。圣德尼市集如同香巴尼市集将在12和13世纪所做的那样（我们可以认为圣德尼市集是香巴尼市集的“前兆”），使得经鲁昂和康托维克而来的盎格鲁-撒克逊商人与伦巴第、西班牙、普罗旺斯的商人取得接触，因而使得他们参加地中海的商业活动。㉑但是显然在王国的南部地中海的影响最为明显。墨洛温高卢的所有最大的城市如同罗马帝国时代一样全部在卢瓦尔河以南。图尔的格雷戈里提供的关于克莱蒙费朗和奥尔良的详细情况，表明在这些地方的墙垣之内有犹太人和叙利亚人的名副其实的殖民地。如果说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享有特权地位的那些“城镇”尚且如此，像波尔多和里昂那样一些更为重要得多的中心也一定是如此。而且我们知道在加洛林时代里昂仍有为数很多的犹太居民。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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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就足以得出如下结论：由于地中海航运的继续与马赛所起的中转站的作用，墨洛温时代存在着我们确实可以称之为国际贸易的活动。如果认为在高卢的东方商人的买卖只限于奢侈品，则肯定是错误的。或许贩卖金银器、陶瓷器和丝织品可以使他们牟取巨利，但是这不足以解释为何他们人数特别之多，而且他们异常地遍及全国。马赛贸易首先是靠一般消费品如酒、油（且不说香料和纸草）来维持的。如上所述，这些商品输出到北部。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法兰克王国的东方商人在从事批发生意。他们的船只在马赛码头卸货之后，当离开普罗旺斯海岸的时候，带回去的肯定不仅有旅客而且还有回程货物。确实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并未向我们提供有关这些货物的性质的情况。在各种推测之中，可能性最大的是，这些货物中至少很大一部分是当作货物的人，也就是奴隶。直到9世纪末奴隶贸易在法兰克王国一直进行着。对萨克森、图林根和斯拉夫地区的蛮族人所发动的战争为奴隶贸易提供了似乎相当丰富的货源。图尔的格雷戈里谈到了属于奥尔良的一个商人的一些萨克森奴隶。㉓下述推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个萨莫在7世纪的上半叶带着一帮伙伴前往温德人的国家，最后成了那里的国王，萨莫只不过是一个贩卖奴隶的冒险家。㉔最后请注意，犹太人在9世纪时仍旧相当积极地从事的奴隶贸易一定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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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墨洛温高卢的大部分商业无可否认地掌握在东方商人手中，然而除了东方商人之外还有资料提到本地商人，而且很可能他们之间还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图尔的格雷戈里并非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本地商人的情况，如果这些情况不是偶然写进故事的，那么篇幅一定长得多。他告诉我们国王同意给予凡尔登的商人们一笔贷款，他们的生意是如此兴隆，以致他们不久就能够还钱给国王。㉕他告诉我们在巴黎有一个商人之家，很可能是一种商场或商店。㉖他还告诉我们一个商人利用585年的大饥荒发财致富。㉗毫无疑义，所有这些轶闻谈到的是职业的商人而不是偶尔的普通卖者或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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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洛温高卢在我们面前所展现的图景自然也同样出现于地中海沿岸的其他日耳曼王国——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非洲的汪达尔王国、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之中。狄奥多里克的敕令中包括着大量的有关商人的规定。迦太基继续是与西班牙联系的重要港口，它的船只似乎甚至上溯到波尔多。西哥特的法律也提到海外的商人。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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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切可以得出有力的结论：在日耳曼人入侵以后，罗马帝国的商业活动继续在进行。日耳曼人的入侵并未终结古典时代的经济统一。由于地中海及其所维持的西部和东部的联系，这种统一相反非常清楚地得以保存。这个欧洲的内陆大海不再和过去一样属于同一个国家，但是还没有理由预见它不久将停止发挥几个世纪以来对周围地区的吸引力。尽管地中海地区出现了变化，新世界并未失去古代世界的地中海特性。新世界的卓越活动仍旧集中在地中海沿岸，并且在那里受到滋养。没有迹象预示罗马帝国创建的文明共同体的终结。在7世纪初，任何展望未来的人，都找不到任何理由不相信传统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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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合情合理的预见并未实现。日耳曼人入侵以后得以幸存的世界秩序，在伊斯兰教的入侵中却难免于难。一场全球性大灾难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将世界秩序抛出了历史的轨道。甚至当穆罕默德（571—632年）在世的时候，也没有人想到过这种情况并做好应付的准备。但是这股力量只用了五十多年的时间就从中国海扩展到大西洋。没有东西能够阻挡住它。第一次冲击，它推翻了波斯帝国（633—644年），相继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了叙利亚（634—636年）、埃及（640—642年）和非洲（643—708年），并侵入西班牙（711年）。它的侵略性进军到8世纪初才停止下来，那时一方面是君士坦丁堡的城墙（717年），另一方面是查理·马特的士兵（732年），粉碎了它对基督教两翼实行包抄合围的强大攻势。但是，尽管伊斯兰教的扩张力量衰竭了，它却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它的快速推进摧毁了古代世界。古代世界聚集起来的地中海共同体完结了。这个曾把共同体的各个地区联合在一起的亲密似家庭的海洋，将变成各个地区之间的障碍。几个世纪以来在地中海沿岸各个地区，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宗教是相同的，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是相同的或者非常相近的。北方蛮族的入侵对于这种情况没有基本的改变。现在这些文明的诞生地突然失去了它的文明，对先知的膜拜代替了对基督的信仰，穆斯林法代替了罗马法，阿拉伯语代替了希腊语和拉丁语。地中海曾经是一个罗马湖，现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穆斯林湖。从此以后，地中海把欧洲的东部和西部分开，而不是将其统一起来。原来联结拜占庭帝国与西部日耳曼诸王国的纽带断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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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 舍费尔-博伊肖斯特：《在西方的叙利亚人的历史》〔《奥地利历史研究所通报》，第6卷（1885年），第521页〕；L. 布雷伊埃：《中世纪初期东方人在西方的侨居地》〔《拜占庭杂志》，第12卷（1903年）〕。参阅F. 居蒙：《在罗马异教中的东方宗教》，第132页（巴黎，19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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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克洛维（Clovis，481—511年），法兰克王国的创建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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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希尔德贝尔（Childebert）和克洛泰尔（Clothaire），克洛维之子.——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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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特德贝尔（Theudebert），克洛维之孙。——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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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纳赛斯（Narsès，472—568年），查士丁尼的将军，曾任意大利总督。——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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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大力神柱指欧洲的直布罗陀角和非洲的休达角，相传这两个海角是由大力神的臂膀分开的。——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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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罗慕路斯·奥古斯都鲁斯（Romulus Augustulus），西罗马的末代皇帝（475—476年）。——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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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H. 皮雷纳：《穆罕默德和查理大帝》（《比利时文献和历史杂志》，第1卷〈1922年〉，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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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波提乌斯（Boëthius），古罗马晚期哲学家，曾为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所重用。——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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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伊思多尔（Isidore），塞维利亚的大主教。——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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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 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狄奥多里克时期的作家、政治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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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 A. 多普施：《欧洲文化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第2卷，第527页（维也纳，1920年），有力地驳斥了所谓日耳曼人使罗马文明消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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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 菲斯泰尔·德·库朗热：《法兰克王国》，第236页；A. 多普施：《欧洲文化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第2卷，第342页；E. 迈尔：《德国和法国政治制度史》，第1卷，第296页（莱比锡，18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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