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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拜占庭商业确实决定了中世纪早期俄罗斯人的社会组织。对俄罗斯人来说,不仅地产的重要性不为他们所知,而且就连地产的观念也没有,这与加洛林欧洲的他们同时代人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的财富观念只包括动产,其中最贵重的是奴隶。只是在通过控制土地而能占有土地的产品的情况下,他们才对土地感兴趣。虽然这种观念是征服者武士阶级的观念,但是毋庸置疑,这种观念之所以保持的时间如此之久,那是因为这些武士同时又是商人。补充说一句,俄罗斯人集中在城镇开始是出于军事的需要,而这也正好非常符合于商业的需要。因而蛮族人旨在奴役被征服居民而建立的组织,非常适合于他们被拜占庭和巴格达的经济吸引之后所改过的那种生活。他们的例子表明,一个社会在致力于商业之前并非一定要经过农业阶段。在这里商业看来是原始的现象。之所以如此,在于俄罗斯人不是像西部欧洲的居民那样与世隔绝,相反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推向或者更确切地说被拉向与外界的往来。因此,将他们的社会状况与加洛林帝国的社会状况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强烈的对比:不是领地贵族,而是商业贵族;不是依附于封建领地的农奴,而是当作劳动工具的奴隶;不是生活在乡村的居民,而是聚集在城市的居民;最后,不是简单的消费经济,而是交换经济和经常持久的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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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异常清楚地证明:这些如此鲜明的对照是环境造成的,环境向俄罗斯提供了出路,而剥夺了加洛林帝国的出路。事实上,俄罗斯的商业,只有在通向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的道路依然朝它开放的时候,才能维持下去。而且它也不可能经受住佩切涅格人在11世纪给它造成的危机。这些蛮族人入侵里海和黑海海岸,带来了与8世纪时伊斯兰教入侵地中海给西部欧洲所造成的同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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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伊斯兰教入侵切断了高卢和东部地区之间的交通一样,佩切涅格人入侵切断了俄罗斯人和它的国外市场之间的交通。对两者来说,交通断绝的后果是非常一致的。在俄罗斯如同在高卢一样,由于不再有货物的转口,所以城市人口减少;由于居民不得不就地寻求谋生的办法,所以农业经济时期取代了商业经济时期。尽管细节不同,两者都是同样的情景。遭到蛮族人毁坏和骚扰的南部地区落后于北部地区。基辅如同过去马赛一样陷入衰落之境;俄罗斯国家的中心移到莫斯科,正如过去法兰克国家的中心随着加洛林王朝一起移到莱茵河流域。下述结果进一步说明了两者的相似性:我们看到,在俄罗斯如同在高卢一样,土地贵族形成了,领地制度建立起来了,在这种制度下,由于不可能出口或出售,生产不得不限于满足领主和他的农民的需要。因此,在这两个地方,同样的原因产生了同样的结果。但是这种因果不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的。在加洛林帝国只有领地制度的时候,俄罗斯人靠贸易为生;在西部欧洲由于找到新的出路因而与领地制度决裂的时候,俄罗斯人建立起领地制度。我们还要进一步考察这种决裂是怎样实现的。现在已用俄罗斯的例子证明了下述观点也就够了:加洛林时代的经济不是内部发展的结果,而必须首先归因于伊斯兰教关闭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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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 皮雷纳:《穆罕默德和查理大帝》(《比利时文献和历史杂志》,第1卷,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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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有人或许会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查理大帝在意大利征服了伦巴德人的王国,在西班牙征服了比利牛斯山和埃布罗河之间地区。但是他的南进绝非由于希望控制地中海海岸。远征伦巴德人是由于政治原因,特别是由于同罗马教廷的联盟。占领西班牙北部的目的仅在于建立抵御穆斯林的坚固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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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H. 皮雷纳:《经济对比: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比利时文献和历史杂志》,第2卷,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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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不过纸草的进口这时尚未完全停止。就我们所知,最后提到在高卢使用纸草的时间是787年(M. 普鲁:《古文字学教程》,第4版,第9页)。在意大利纸草继续使用到11世纪(吉里:《古文书学教程》,第494页)。那里的纸草或者从埃及或者更可能从西西里进口。通过半岛南部拜占庭城市的贸易或者通过威尼斯的贸易,阿拉伯人将纸草的加工方法传到了西西里。这一点将在第四章中讨论。——在墨洛温时代尚广泛食用的东方水果(见本书第11页,注4),从加洛林时代起完全消失,这一点也是能够说明问题的。如果查阅规定出巡官员膳食的御赐出巡证书,就可以看到加洛林王朝巡按使的膳食缩减到只不过是农民饭桌上的东西:肉、蛋和黄油。见G. 魏茨:《政治制度史》,第2卷之二,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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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见本书第11页。在斯塔弗洛存在同样的现象,该地修士不再要求核准西热贝尔三世给予他们的免缴渡过卢瓦尔河即去马赛的路上的商品通行税的特权(阿尔坎和罗兰:《斯塔弗洛-马尔梅迪修道院文件集》,第1卷,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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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F. 基内:《普罗旺斯政治制度史》,第31页。9世纪时,越过阿尔卑斯山去马赛的路不再经常有人来往,这一点是能够说明问题的。热内弗尔山的路废弃不用,只有朝北的山口还有人来往:瑟尼山、大小圣伯纳德山、瑟普蒂梅山。见P. A. 舍费尔:《阿尔卑斯山交通史》(柏林,1908—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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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A. 许尔特:《中世纪德国西部和意大利间商业和交通史》,第2卷,第59页(莱比锡,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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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W. 福格尔:《诺曼人和法兰克王国》(海德尔堡,19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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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Ch. 德·拉龙西埃尔:《查理大帝和九世纪的沿海文明》〔《中世纪》,第10卷(1897年),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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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A. 多普施:《加洛林时代的经济发展》(第2卷,第180页以下)旁征博引地指出有大量的商人存在。然而必须看到,其中许多人属于墨洛温时代,而另外许多人远远没有作者赋予他们的含义。还见J. W. 汤普森:《九世纪的法兰西的商业》〔《政治经济日报》,第23卷(1915年),第8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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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 康托维克毁于842和844年的入侵。杜尔斯泰德在834和835年遭到破坏。W. 福格尔:《诺曼人和法兰克王国》,第66、88页;参阅J. 德·弗里斯:《北欧海盗在沿海低地》(哈莱姆,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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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 H. 皮雷纳:《弗里斯兰的呢绒还是佛兰德尔的呢绒?》〔《社会和经济史季刊》,第7卷(1909年),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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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 M. 普鲁:《巴黎国家图书馆墨洛温王朝货币目录》,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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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 W. 福格尔:《诺曼人和法兰克王国》,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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⑮ 《法兰克王国敕令汇编》,波雷提乌斯校注,第2卷,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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⑯ 见本书第12页注2所引用之《阿戈巴尔的书信》。如果想要了解全部文献资料,可参阅阿罗尼乌斯:《1273年以前法兰克和日耳曼诸国犹太人编年史》(柏林,1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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⑰ 与基督教徒不同,西班牙的犹太人由于穆斯林的航运一直与东部保持着联系。见C. 桑切·阿尔沃尔诺:《十世纪莱昂生活图景》(第17页以下,载《皇家历史学院学术演说集》,马德里,1926年)中有关于西班牙的犹太人从事希腊和东部织品贸易的有意义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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⑱ J. W. 汤普森在《九世纪的法兰西商业》一书中为了证明事实与此相反所做的巧妙论证,在语史学方面说不过去,因此令人无法接受。他的立论的根据是说Cappi一词源出于希腊文,这种说法是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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⑲ K. 拉特根:《德国市场的产生》,第9页(达姆斯塔特,18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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⑳ 安巴尔·德·拉图尔:《七至九世纪授予教堂的商业特免权》(《献给加布里埃尔·莫诺的中世纪历史研究》,第71页,巴黎,18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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㉑ 乍看起来人们可能想把828年的一份税则(《马库尔菲的税则》,措伊默尔校注,第314页)所提到的宫廷商人看作大商人。但是这些商人必须向皇帝汇报他们的事务,并且他们受设在宫廷内的专门法庭的审判,看到这一点就只会把他们看作宫廷的供应人员。专业的商人变得非常的稀少,他们的情况与犹太人差不多。此外,许多修道院自己派出仆役到产地采购必需的食品(酒、盐,在荒年还有黑麦和小麦),这一事实证明不存在通过商业途径的正常供应。如果想要否定这一点,就必须证明墨洛温时代城市中的商人区9世纪时还存在。——我还要补充一点,比较研究墨洛温时代和加洛林时代的商品通行税证明9世纪时商业的极度衰落,这一点我打算在别处予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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㉒ M. 普鲁:《巴黎国家图书馆加洛林王朝货币目录》,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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