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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这种情况在欧洲北部尤甚。相反，在法兰西南部和意大利，罗马帝国的城市组织未完全消失，伯爵们通常住在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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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对于9和10世纪的城镇还未进行充分的研究。我在这里和下文所说系借用法兰克王国敕令中的许多段落以及分散在编年史和圣徒传记中的某些文献资料。至于德意志的城镇（自然比高卢的城镇为数少得多和不重要得多），应该查阅S. 里切尔的重要著作：《加洛林时代末期德意志土地上的城市》（莱比锡，18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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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自然我只是力图说明一般情况的特点。我并非不知道一般情况中包含着许多例外情况；但是这些例外情况不能改变从研究事实所得出的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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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S. 里切尔：《加洛林时代末期德意志土地上的城市》，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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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A. 布朗谢：《高卢的罗马城镇》（巴黎，19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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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L. 阿尔方：《卡佩王朝初期的巴黎》，第5页（巴黎，19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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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L. H. 拉邦德：《博韦及其公社制度史》，第7页（巴黎，1892年）；W. 福格尔：《诺曼人和法兰克王国》，第135、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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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法兰西的大部分城堡是由世俗王侯修建的。不过加洛林王朝的最后几个国王修建了几座。在德意志，王权保持得比较强大，国王不仅修建城堡，而且从理论上说甚至只有国王才有权修建城堡。无论在德意志还是在意大利，国王授予主教们封地，主教们自然和世俗王侯一样修建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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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 在诺曼人到来以前，除了主教管辖的城镇以外，没有或者几乎没有筑垒之地（哈里乌尔弗：《圣里基埃修道院编年史》，F. 洛校注，第118页，巴黎，1894年）。参阅R. 帕里索：《加洛林王朝时代的洛林王国》，第55页（巴黎，1899年）。在意大利，修筑城堡（castra）是由于匈牙利人的入侵（F. 施赖德：《意大利的城堡和城镇的产生》，第263页，柏林，1924年）。在德意志是由于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的入侵。在法兰西南部是由于萨拉森人的入侵（布吕塔伊：《鲁西荣省的农村阶级史》，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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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 关于这些词的意义，见K. 黑格尔：《古代德意志史学学会新文库》，第18卷（1892年）和G. 代·马雷：《oppidum一词的法律含义》，载《H. 布吕纳纪念册》（柏林，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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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 这四个词中，burg, borough是英语，bourg是法语，borgo是意大利语，都有城、镇的意思。——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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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 E. 迪姆勒：《东法兰克王国史》，第2版，第3卷，第156页（莱比锡，18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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⑮ H. 皮雷纳：《十二世纪以前佛兰德尔的城市》〔《东部和北部年刊》，第1卷（1905年），第12页〕。见我所校注的布鲁日的加尔贝的著作中所载12世纪初期布鲁日城堡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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⑯ W. 梅特兰：《城镇和城堡》（剑桥，1898年）。参阅M. C. 斯蒂芬森的论著：《英国城镇的起源》，这篇文章最近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上。还必须将西部的城堡和捕禽者亨利10世纪时为抵御斯拉夫人沿易北河和萨勒河所建立的城堡相比较（C. 克恩：《城堡、城堡居民和城市》，载《历史杂志》，第133卷，1925年）。——关于城堡的社会作用，我只引用在我看来非常有代表性的下述文献资料，说的是996年建立康布雷锡城堡的问题，“这是防御盗匪的屏障和保护附近农村居民自由的堡垒”（《康布雷主教言行录》，载《德意志历史文献·著述》，第7卷，第450页）。见C. 克恩：《城堡、城堡居民和城市》，第11页，注5的一个类似的例子，说的是在希尔德斯海姆主教管区建立一个城堡的问题：“为了保护……免受奸诈的斯拉夫人的攻击和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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⑰ W. 布洛马埃：《佛兰德尔的城堡主》（根特，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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⑱ 见《圣柏尔提尼的奇迹》（《德意志历史文献·著述》，第15卷，第512页）提供的关于891年围绕圣柏尔提尼修道院构筑的堡垒（castellum）的非常生动的细节。这个堡垒有一条壕沟，壕沟边上竖起土墙，土墙顶上装着木栅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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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城市 第四章 商业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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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认为9世纪末是这样的时刻：根据西部欧洲经济发展所描绘的曲线达到了关闭地中海以来的最低点；9世纪末也是这样的时刻：入侵者的劫掠和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社会混乱达到了最高峰。10世纪即使不是复兴的时期，至少也是相对的稳定与和平的时期。诺曼底让予罗隆（912年）①标志着在西面斯堪的纳维亚人大规模入侵的结束，同时在东面捕禽者亨利和奥托沿易北河阻止住了斯拉夫人，在多瑙河流域阻止住了匈牙利人（934、955年）。与此同时，在法兰西，肯定地战胜了王权的封建制度在加洛林王朝旧结构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反之，在德意志，社会的发展较慢，使萨克森家族的王侯们得以抵住世俗贵族的侵犯；他们所依靠的主教们的权势，使他们得以恢复君主的权力，并且使他们得以打着罗马皇帝的旗号，自称拥有查理大帝行使过的万能的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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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做到这一切并非没有斗争，然而毋庸置疑这一切还是有好处的。欧洲不再遭受无情的蹂躏；欧洲恢复了对未来的信心，有了这种信心，也就恢复了热情和工作。很可能人口回升始于10世纪。更加明显的是，社会当局又开始履行其应尽之职责。从那时起，在封建的诸侯国中如同在主教的诸侯国中一样，突然出现为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而组织起来的最早痕迹。在那个几乎不能摆脱混乱状态的时代，最大的需要是和平的需要，即社会一切需要中最基本和最主要的需要。请注意，第一次上帝的和平于989年宣布。私人战争，那个时代的灾害，受到法兰西各地的伯爵们和德意志帝国教会的高级教士们强有力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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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1世纪呈现的画面在10世纪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尽管10世纪依旧显得黯淡。关于千年恐怖的著名传说在这一点上不无象征意义。如果说人们预计一千年是世界的末日，那无疑是不确实的；但是，从一千年开始的那个世纪，与前一个世纪大不相同，它的特点是如此引人注目地重新活跃起来，以致可以认为是一个长期被令人苦恼的梦魇所压抑的社会觉醒了。在每一个领地内都可以看到同样的精神焕发，也就是说，充满乐观情绪。因克吕尼的改革而恢复了生气的教会着手涤除侵蚀教规的流弊，并且摆脱顺从于皇帝的状态。激励着教会并由教会灌输给教徒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热情，把他们投入威武雄壮的十字军进军，这场进军使西方的基督教重新挺直腰杆对抗伊斯兰教。封建主义的尚武精神使教会发动并且完成了史诗般的事业。诺曼底的骑士们去南意大利同拜占庭人以及穆斯林作战，在那里建立诸侯国，不久由此产生西西里王国。另外的诺曼底人联合佛兰德尔人和北部的法兰西人在威廉公爵领导下征服英格兰。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南，基督教徒把西班牙的萨拉森人赶向后退，并且占领托莱多和巴伦西亚（1072—1109年）。这样的事业不仅表明性格坚强的人物的毅力和气魄，而且表明社会的健全。如果没有作为11世纪特点之一的高出生率，这样的事业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在这个时期，家庭中人丁兴旺的现象似乎在贵族中和在农民中一样地普遍。年轻的小伙子到处皆是，他们感到自己的乡土上人满为患，渴望到远方去碰碰运气。处处可以遇见找钱赚和找工作的冒险者。军队中充满了雇佣兵（茅屋农或佛兰德尔人），谁想要雇佣他们，就给谁效力。自12世纪初起，成帮结伙的农民离开佛兰德尔和荷兰去给易北河沿岸的沼泽排水。在欧洲各地都有大量的劳动力；从这时起，垦荒和筑堤的巨大工程的数目不断增加，其原因肯定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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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马时代到11世纪，耕地面积似乎没有明显地增加。除在德意志各国以外，修道院几乎没有改变耕地面积的原状，几乎总是保持在原有的土地上，对于减少领地内的森林、荒地和沼泽面积无所作为。但是一旦由于人口增加可以好好利用这些不生产的土地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就在1000年左右，开始了垦荒的时期，开垦面积不断扩大，一直继续到12世纪末。由于居民的增加，欧洲向自己“殖民”。王侯们和大领主们开始兴建新的城市，无地耕种的小伙子们大批去到那里。②大森林开始被砍伐。在1150年左右，佛兰德尔出现了第一批围海田。③1098年成立的西斯特教团立即致力于垦荒和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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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人口增加和重新活跃（前者既是后者的原因也是结果）转过来有利于农业经济。但是人口增长必定也对商业产生影响。自11世纪起，商业进入复兴时期。这次复兴是在两个策源地的影响下开始的，一个策源地位于欧洲南部，另一个位于欧洲北部：即一方面是威尼斯和南意大利，另一方面是佛兰德尔海岸。这就是说，商业复兴是外部刺激的结果。正是由于这两个地方与外国商业所保持的联系，商业复兴才得以出现和传开。商业复兴或许有可能在另外的情况下出现。商业活动可能按照一般经济生活的发展趋势而得以恢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对外出口关闭之时西部地区的商业消失一样，对外出口重开之日，西部地区的商业也随之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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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威尼斯在欧洲经济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它对于西部地区商业的影响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和蒂尔一样，威尼斯确实表现出一种独有的商业性。威尼斯的第一批居民是在匈奴人、哥特人和伦巴德人逼近之时逃来的，他们于5和6世纪时逃到里阿尔托、奥利沃洛、斯皮纳隆加和多索杜罗等环礁湖中荒芜的小岛上避难。④为了生存，他们必须竭尽心机并且与大自然作斗争。他们一无所有，甚至饮水也短缺。但是对善于经营的人来说，海就足以维持生活。捕鱼和制盐立即保证了威尼斯人的生计，因为这使他们能够拿自己的产品与附近沿岸居民换取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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