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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佛兰德尔并非是惟一受到北方航运有利影响的地方。这种影响在流到尼德兰的各条河流的沿岸都有反应。有资料提到，埃斯科河岸的康布雷和瓦朗西安以及默兹河岸的列日、于伊和迪南，在10世纪时就已经是商业中心。莱茵河岸的科隆和美因兹也是如此。离北海活动中心较远的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沿岸没有显出同样的重要性。在那里，除了与英格兰有天然联系的鲁昂以及再靠南一些的波尔多和巴荣纳（此地发展较晚）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地方值得一提。至于法兰西和德意志的内地，只是在或从意大利向上或从尼德兰向下逐渐向那里蔓延的经济渗透的影响下，非常慢地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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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12世纪时，经济渗透逐渐蔓延，终于改变了西部欧洲的面貌。经济渗透使西部欧洲摆脱了传统的静止状态，这种静止状态是一种仅仅建立在人和土地的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强加于西部欧洲的。商业和工业不再仅仅处在从属于农业的地位，而是反过来对农业起作用。农业产品不再只供土地的所有者和耕作者消费，而是作为交换品或原料卷入总的商品流通系统。到那时为止禁锢着经济活动的领地制度的框框被打破了，整个社会显得比较灵活、活跃和丰富多彩。如同古典时代一样，乡村重新趋向于城市。在商业的影响下，古代的罗马城镇恢复生气，居民增加；在城堡脚下，在海边、河岸、河流的汇合处以及天然道路的交叉点形成了商人聚居地。每个城市构成一个市场，其吸引力的大小与其重要性成正比，有的对附近地区有影响，有的影响到很远的地方。城市或大或小，到处可以见到，平均每五平方里厄㉑就有一座。这是因为城市确实已成为社会必不可少的东西。城市采用了社会再不可无的劳动分工。城市和乡村之间相互服务。日益紧密的利害关系把城乡联结在一起：乡村向城市供应粮食，反过来城市向乡村供应商品和产品。市民的物质生活依靠农民，而农民的社会生活则依靠市民。因为市民向农民展示了一种较为舒适、讲究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激起了农民的希望，因而增加了他们的需要和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标准。然而城市的出现并非仅仅在这方面有力地刺激了社会的进步。城市的出现还向全世界传播了新的劳动观念，这对社会进步同样做出了贡献。在城市出现以前，劳动是奴役性的；随着城市的出现，劳动成为自由的。这一事实的后果（以后我们还要谈到）是无法估量的。最后再补充一点：经济的复兴（12世纪时经济由复兴到繁荣）显示了资本的力量，我们还将充分地谈到这一点，以便说明很少的时代对社会产生过更为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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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勃勃、面貌一新、迈步前进的新欧洲，总之更像古代的欧洲，而不像加洛林时代的欧洲。因为新欧洲恢复了古代欧洲作为一个城市地区的那种基本特性。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如果说城市在政治组织方面的作用在古典时代比在中世纪为大，那么城市的经济影响在中世纪则远远超过古典时代。总的说来，在罗马帝国西部各省中，大的商业城镇相对地稀少，几乎只可举出那不勒斯、米兰、马赛和里昂。当时不存在可与威尼斯、比萨、热那亚、布鲁日那样的港口或者米兰、佛罗伦萨、伊普雷、根特那样的工业中心相比拟的地方。在高卢，诸如奥尔良、波尔多、科隆、南特、鲁昂等古代城镇，在12世纪时所具有的重要性看来远远超过它们在罗马皇帝统治时期所具有的重要性。最后，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发展超越了罗马欧洲的经济发展所达到的范围，不是停止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而是广泛地蔓延到德意志，并且一直延伸到维斯杜拉河。那些在基督纪元开始之时只有很少的琥珀和毛皮商人经过的、在我们祖先看来就像非洲中心一样荒凉的地区，现在到处都是繁荣的城市。罗马商船从未曾穿过的松得海峡，这时船舶来来往往显出一派生气。人们如同在地中海一样在波罗的海和北海航行。在这两个海的沿岸有着几乎同样多的港口。商业利用这两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商业控制着这两个把欧洲大陆非常奇妙的锯齿形海岸夹在当中的内陆海。正如意大利的城市将穆斯林从地中海赶了回去一样，在12世纪时德意志的城市也将斯堪的纳维亚人从北海和波罗的海赶了回去，条顿人的汉萨同盟的船舶满布在这两个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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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商业的扩展发端于两个地方（由于这两个地方，也就是说通过威尼斯和佛兰德尔，欧洲与东方世界发生接触），像一种健康的时尚传遍整个大陆。㉒商业活动分别从北面和南面向内地发展，最后会合在一起，在从布鲁日到威尼斯的天然道路的中点——香巴尼平原——取得接触。自12世纪起在那里建立起特鲁瓦、拉尼、普罗万和奥布河畔巴尔等著名的市集，这些市集直到13世纪末在中世纪的欧洲起着交易所和票据交换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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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隆（Rollon），第一任诺曼底公爵，原为北欧海盗。——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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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关于11世纪人口增长情况，见赫斯费尔德的朗贝尔：《编年史》，第121页，O. 霍尔德-埃格校注（汉诺威，1894年）；絮热：《法国史学家文集》，第12卷，第54页；图尔内的埃尔芒：《德意志历史文献·著述》，第14卷，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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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H. 皮雷纳：《比利时史》，第1卷，第4版，第148、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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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L. M. 哈特曼：《威尼斯经济之发轫》〔《社会和经济季刊》，第2卷（19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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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A. 昂德雷阿代：《拜占庭皇帝时期君士坦丁堡的人口》（罗维戈，1920年）。尚无一部君士坦丁堡的经济史。既然没有更好的，可以查阅L. 勃伦塔诺：《拜占庭的国民经济》（莱比锡，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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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R. 海南：《威尼斯资本主义的产生》，第15页（斯图加特，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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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R. 海南：《威尼斯资本主义的产生》，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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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K. 绍布：《罗曼语民族的商业史》，第61页（慕尼黑，19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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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埃伊德：《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商业史》，第1卷，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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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埃伊德：《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商业史》，第1卷，第121页；K. 绍布：《罗曼语民族的商业史》，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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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 E. 迪·梅里：《中世纪拉丁文民间诗》，第251页（巴黎，18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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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 K. 绍布：《罗曼语民族的商业史》，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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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 A. 许尔特：《中世纪德国西部和意大利间商业关系史》，第1卷，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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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 K. 绍布：《罗曼语民族的商业史》，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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⑮ 布鲁日的加尔贝：《佛兰德尔伯爵，好心的查理遇害始末》，H. 皮雷纳校注，第28页（巴黎，18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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⑯ 见本书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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⑰ W. 福格尔：《中古初期欧洲北部和西部的航海》〔《汉萨历史杂志》，第13卷（1907年），第170页〕；A. 布格：《中古初期欧洲北部的交通道路》〔《社会和经济史季刊》，第4卷（1906年），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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⑱ 昂热和塞吕尔：《中世纪古钱学教程》，第2卷，第5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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⑲ 利伯曼：《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法律》，第1卷，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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⑳ H. 皮雷纳：《弗里斯兰的呢绒还是佛兰德尔的呢绒？》〔《社会和经济史季刊》，第7卷（1909年），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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㉑ 里厄（lieue），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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