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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戈德里基的故事，如果去掉神秘的结局，也就是许许多多其他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极为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起先一无所有的人，如何得以在一段相当短的时间内积累起大量的资金。环境和机会或许对他的发财致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成功的基本原因是才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商业意识。我们所讲述的这本当时人写的传记的作者，在书中很多地方强调了这一点。⑩在我们看来，圣戈德里基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天赋有在各个时代具有进取精神的人身上并不少见的那种商业本能。追求利润的思想指导着他的一切行动，在他的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出那种著名的“资本主义的精神”，可是有人要我们相信这种精神仅仅始于文艺复兴时代。如果有人说圣戈德里基经营商业仅仅在于满足他自己日常生活的需要，那是不可能拿出根据来的。他不是将赚来的钱深藏在箱底，而只是用来维持和扩大他的买卖。不妨用一句过于现代的话来说，他获得的利润陆续用来增加他的流动资本。看到这位未来的修士的良心完全不受宗教道德的约束，简直令人惊异。他费尽心机为每件商品寻找能赚取最大利润的市场，是明目张胆地违抗教会对各种投机倒把所持的谴责态度以及“公平价格”的经济学说的。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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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戈德里基致富的原因不仅在于经商技巧。在一个仍像11世纪时一样野蛮的社会里，个人的创造性只有依靠联合才能成功。太多的危险威胁着这位商人的漫游生涯，不能不使他感到首先需要联合起来进行自卫。也还有另外的原因促使他同他的伙伴们联合起来。在市集和市场上如果发生争端，他可以在他们中间找到在法庭上为他辩护的证人或保人。与他们合作，他就可以大批买进依靠他个人的财力所无法买进的商品。有了他所参加的集体的信誉，他个人的信誉得以提高。由于这个集体，他在与敌手的竞争中可以比较容易地占上风。圣戈德里基传的作者说得很恰当，他告诉我们：他的主人公自与一支流动商人的商队合伙之日起，他的生意就突飞猛进。他这样做只不过是按照习惯。中世纪早期的商业只有在以商队为其特殊表现的那种原始形式下产生。只是由于商队在其成员间建立的相互保证、商队规定给他们的纪律、商队使他们服从的规章，商业才有可能进行。无论海上贸易或者陆地贸易，都是同样的情景。船舶只有结成队才航行，同样商人只有结成帮才周游各地。只有以武力保证安全才有他们的安全，而武力是联合起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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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商人合伙组织（从10世纪起就可以发现合伙组织的迹象）是德意志独有的现象，那是完全错误的。确实，在欧洲北部用来表示合伙组织的专门名词——基尔特（gild）和汉萨（hanse）——源于德语。但是这种合伙的做法在各地经济生活中都可以见到，尽管在细节方面因地而异，但在基本方面各地相同，因为各地同样存在着必须实行合伙的环境。在意大利如同在尼德兰一样，商业传播靠的是相互帮助。罗曼语各国的“同乐会”（frairies）、“互济会”（charités）和商人“协会”（compagnies）正好是德语地区的基尔特和汉萨的相似词。⑫对经济组织起决定性影响的不是“民族的特性”，而是社会的需要。商业的早期组织如同封建制度的早期组织一样是世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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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世纪起在西部欧洲出现越来越多的商队，根据原始资料我们可以对这些商队形成一个确切的概念。⑬应该想像得出，商队是武装的马帮，队员佩带弓剑，环护着负载袋子、包裹和木桶的马匹和货车。一名掌旗人走在商队的前头。一名首领（汉萨伯爵或长老）统率商队。商队由“兄弟们”组成，忠诚誓盟把他们彼此约束在一起。紧密团结的精神鼓舞着整个商队。一切迹象表明，商品是同买同卖，利润是根据各人在合伙组织中股份的多少按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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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些商队一般来说是长途跋涉的。如果认为这个时期的商业只是一种地方性的商业，狭隘地局限在一个地区市场范围之内，那是大错特错的。我们已经看到，意大利商人远至巴黎和佛兰德尔。在10世纪末，伦敦港有科隆、于伊、迪南、佛兰德尔和鲁昂的商人常来常往。有一件文献资料谈到与西班牙做生意的凡尔登人。⑭在塞纳河流域，水路商人的巴黎汉萨与鲁昂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圣戈德里基传的作者向我们讲述圣戈德里基远行至波罗的海和北海，也就同时告诉我们他的伙伴们也是远涉重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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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际贸易，如果用一个更确切的词来说就是远距离的贸易，是中世纪经济复兴的特征。正如威尼斯和阿马尔菲的航海事业以及后来比萨和热那亚的航海事业从一开始就大胆从事远洋航行一样，大陆的商人也在广阔的空间过着他们的漂泊生活。⑮这是他们获得巨额利润的惟一方法。为了卖得高价，必须到远方去寻找货源充足的产品，俾能随后在该产品短缺价格上涨的地方高利出售。商人走得愈远，愈是有利可图。因而我们易于理解，利益的引诱是多么地强烈，足以抵消漂泊不定、听天由命的生活的劳累和危险。除了冬天以外，中世纪的商人终年在旅途之中。12世纪的英国文献生动地称他们为“灰尘脚板”（pedespulverosi）。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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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流浪者，这些经商的游民，他们奇特的生活方式必定从一开始就使农业社会感到惊讶，他们与这个社会的一切习惯相抵触，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他们的地位。他们在附着于土地的人们中间引起了波澜；他们向一个忠于传统和尊重把每个阶级的作用和地位固定起来的等级制度的社会，显示出一种老谋深算和理性主义的活动，因为有了这种活动，财富就取决于人的才智和精力，而不是用人的社会地位来衡量。他们引起公愤，也是不足为奇的。对于这些不知从何而来的暴发户，贵族向来只给以蔑视。他们的财富太惹人注目，贵族不能容忍。眼见他们的钱财多于自己，贵族勃然大怒；在窘困之时不得不向这些新富豪的钱囊求助，贵族感到屈辱。经商是降低身份，这种偏见直到旧制度⑰结束以前在贵族中是根深蒂固的，只有意大利的情况不同，那里的贵胄家族毫不犹豫地以放债人的身份关心商业活动，从而增加了他们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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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教士，他们对商人的态度更加不好。在教会的心目中，商业生活对于拯救灵魂是危险的。圣杰罗姆写的一部著作中说：“商人难以取悦上帝。”在教规学者看来，商业似乎是高利贷的一种形式。他们谴责营利，把营利与贪婪混为一谈。他们的“公平价格”学说想要迫使人们放弃经济生活，简言之，迫使人们信奉与经济生活的自然发展不相容的禁欲主义。任何一种投机在他们看来都是罪孽。这种严峻的态度并非仅仅由于对基督教道德观念的严格解释，很可能也是由于教会的生存环境。教会的生活事实上完全依赖于领地组织，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这种领地组织与经商牟利的思想毫不相干。如果再考虑到克吕尼的神秘主义赋予宗教虔诚的安贫思想，就不难理解教会对商业复兴所采取的挑战和敌对态度，因为商业复兴对教会来说是一件令人气愤和忧虑的东西。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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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必须承认，这种态度并非没有好处，结果肯定阻止了利欲无限制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穷人限制了富人，保护了借债人限制了放债人。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非常沉重地压在人民身上的债务灾祸，中世纪的社会得以避免；可以认为这种好的结果主要应归功于教会。教会所享有的普遍的威信起了道德马衔的作用。尽管这种威信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使商人服从“公平价格”的理论，但是却足以阻止他们问心无愧地耽于利欲。许多人肯定担心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使灵魂得不到拯救的危险。忧虑来世折磨着他们的良心。许多人在弥留之际立下遗嘱，建立慈善机构或者拨出一部分财产以退还所得的不义之财。圣戈德里基的感化人的结局说明在他们的灵魂中一定经常进行着不可抗拒的财富诱惑和严峻的宗教道德规定之间的冲突，尽管他们崇敬宗教道德，但是他们的职业使他们不断地违犯宗教道德。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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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法律地位最终使他们在那个他们在许多方面使之惊讶的社会中处于完全与众不同的位置。正是由于他们过着流浪生活，所以他们到处被视为外乡人。无人知道这些长年旅行者的出身。肯定他们之中大部分人的父母是非自由民，他们很早就离开父母铤而走险。但是奴隶身份不能推定，而要证明。凡是法律不能确定其主人的人，法律必须以自由人对待之。因此出现这样的情况：必须把商人看作是一直享有自由的人，尽管他们之中许多人或许是农奴的儿子。由于离开了乡土，他们事实上自行获得了解放。在一个人民依附于土地、每人隶属于一个领主的社会组织中，他们周游各地，不属于任何人，显得与众不同。他们并不要求自由，自由却给予了他们，因为不可能证明他们不曾享有自由。可以说他们根据惯例和时效⑳而获得自由。简言之，正如农业文明使农民成为通常处于奴隶地位的人一样，商业使商人成为通常享有自由身份的人。从此以往，他们只服从政府的审判权，而不服从领主和领地的审判权。有权审讯他们的只有凌驾于大量私人法庭之上、仍然保留着法兰克王国司法组织的老架子的法院。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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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政府也将商人置于保护之下。地方王侯必须维护本伯爵领地内的社会治安和秩序，沿公路设警和保护行旅正是职责攸关，所以他们把保护范围扩及到商人。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继承了被他们篡夺了权力的那个国家的传统。查理大帝已经注意保持他的农业帝国的交通不受阻碍。他颁布过有利于犹太人的或基督教的香客和商人的措施，而且他的继承者们的敕令证明他们一直忠于这项政策。萨克森王室的皇帝们在德意志未曾另行其事，法兰西的国王们掌权以后也是照章办理。而且王侯们非常注意把商人吸引到他们的国家，商人使那里重新活跃起来，并且大大增加商品通行税卡的收入。我们发现，伯爵们很早就采取有力措施打击匪徒，注意维护市集的良好秩序和交通线的安全。11世纪时取得巨大的进步，史家称有些地区一个人可以背着满满一袋金子旅行而没有被抢劫的危险。就教会方面来说，它以开除教籍惩治拦路抢劫的强盗，而且它在10世纪末创导的上帝的和平尤其保护了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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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把商人置于政府的保护和审判权之下是不够的。他们职业的新颖性还要求根据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制定的法律变得比较灵活，适应于这种新颖性向法律提出的基本要求。司法程序中僵化的和传统的形式主义，延误时日，和裁判决斗㉒一样原始的证明方法，免诉宣誓的流弊，全凭偶然性判决的“神意裁判”等等，对于商人来说是无休止的折磨。他们需要一种比较简便、比较迅速和比较公平的法律。在市集和市场上，他们之间制定了一种商业习惯法（jus mercatorum），最早的记载见于10世纪。㉓极为可能，在司法实践中很早就采用了这种习惯法，至少是用于解决商人之间的诉讼。这种习惯法必定成为用于商人的一种私法，因为法官没有理由不承认它的好处。㉔遗憾的是提到这种习惯法的文献没有把它的内容告诉我们。毋庸置疑，它是从商务活动中产生的惯例的汇编，随着商务活动的扩大而逐渐传开。那些各国商人定期聚集而且我们知道设有负责快速审判的特别法庭的大市集，无疑从一开始就集成了一种商业判例汇编，尽管国别、语言以及国家的法律有所不同，这种判例汇编实质上在各地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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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商人看来不仅是自由人而且是享有特权的人。像教士和贵族一样，他们享有特别法，摆脱了仍然压在农民身上的领地权力和领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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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 海南：《威尼斯资本主义的产生》，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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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R. 海南：《威尼斯资本主义的产生》，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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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尤金-H. 伯恩：《十二世纪热那亚人在和叙利亚通商中所订之商约》（《经济季刊》，1916年，第128页）；《十二世纪热那亚人和叙利亚的贸易》（《美国历史评论》，1920年，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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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R. 海南：《威尼斯资本主义的产生》，第18页；H. 西韦金：《中古意大利诸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和经济史季刊》，1909年，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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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关于威尼斯法律的罗马性，参阅L. 戈尔德施密特：《商业法手册》，第1卷，第150页，注26（斯图加特，18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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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H. 皮雷纳：《资本主义的社会史的各时期》（《比利时皇家学院通报·文科类》，1914年，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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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圣菲狄斯的奇迹》（A. 布耶校注，第63页）关于一个商人说道：“如同所有在世界各地奔波的商人一样，他熟悉陆海大道、公路支线、偏僻小径以及各民族的法律、风俗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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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F. 库尔施曼：《中古的饥荒》（莱比锡，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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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芬查尔的隐修士圣戈德里基的生平和奇迹》，作者杜涅尔门西的隐修士雷吉那尔多，斯蒂芬森校注（伦敦，1845年）。这份文献资料对于经济史的重要性，W. 福格尔在《1100年的一名飘洋过海的商人》〔《汉萨历史杂志》，第12卷（1912年），第239页〕一文中做了很好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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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就是这样平凡地在家中度过了童年的岁月。稍长，开始探索一条比较明智的生活道路，且专心致志攻读世俗知识之书。因此他没有选择务农之业，而努力掌握和实践为培养机敏所应有的基础才学。故而又研究商人竞争之术，开始从事经商。起初小本薄利，以后逐渐发挥其少年的才智赚取巨额的利润。”（《芬查尔的隐修士圣戈德里基的生平和奇迹》，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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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 “收购货物原样加利转卖出去的人，是从主的圣殿里赶走的商人。”（《通谕》，第1卷，第88类，第11章）。关于教会对商业的观点，见F. 绍布：《中古反对高利贷、不公平的价格和贪婪自私的商业的斗争》（布赖斯高地区弗赖堡，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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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 甚至在达尔马提亚也有相似的组织。见C. 伊雷策克：《拉古察在中古商业史上的重要性》（《维也纳科学院年刊》，1899年，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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