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㉗ 根特在11世纪时必定已成为一个织造中心，因为《马卡里伊生平》（《德意志历史文献·著述》，第15卷，第616页）谈到附近的领主把他们的羊毛送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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㉘ 关于这一点见《康布雷锡堡圣安德烈年表》（《德意志历史文献·著述》，第7卷，第540页）和《特鲁多宁西乌姆修道院院长言行录》（《德意志历史文献·著述》，第10卷，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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㉙ 奥恩（aune），古尺，合1.18米。——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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㉚ 在11世纪时，《圣巴沃尼斯的奇迹》（《德意志历史文献·著述》，第15卷，第594页）指出在根特“那些世俗人根据他们的职业被称为制革匠”。无疑这些工匠是从外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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㉛ H. 皮雷纳：《尼德兰的古代民主政治》，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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㉜ H. 拉邦德：《博韦及其公社制度史》，第55页（巴黎，18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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㉝ 见吉芒的非常有教益的文献资料：《阿拉斯的圣瓦斯特修道院文件集》，范·德里瓦校注（阿拉斯，1875年）。12世纪初期，该修道院把它的花园、果园、麻风病院如同厄尔门弗雷狄区（Le vicus Ermenfredi）一样划分出去修建住房和客店（第155、157、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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㉞ 关于这些城市地产的情况，见G. 代马雷：《中世纪的特别是佛兰德尔的城市中地产的研究》（根特，1898年）。——就我所知，最早提到城市土地解放的资料是在11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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㉟ 高级审判权指古时授予领主的生杀大权，低级审判权指古时授予领主的处理一般案件的权力。——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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㊱ “一个未被认出的农奴不应从那里拉走，而一个为诚实的人所证明的农奴，无论是基督教徒还是萨拉森人，都应无可争辩地交给他的主人。”〔《卡斯特罗卡尔邦的法律》（1156年），载《西班牙法律史年鉴》，第1卷，第375页（马德里，1924年）〕。尽管这份文献资料的日期较晚而且源出于西班牙，然而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起初各地移居城市的农奴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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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城市 第七章 城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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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城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社会环境，一个存在着极其大量的差别和各种各样的问题的社会环境。在城市中两种并存而不融合的居民之间，暴露出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立。旧的领地组织及其各种传统、观念和感情（这一切可能不是从领地组织中产生，但是接受了领地组织的特别色彩）要对付突然向它提出的需要和愿望，这些需要和愿望同它的利益相抵触，为它所不适应，开始时它顽强地抵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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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领地组织之所以退却是不得已的，因为新的局面有其十分深远的和不可抗拒的原因，以致旧的领地组织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或许社会当局开始时未能正确判断在其周围发生的变革的意义。由于低估了变革的力量，社会当局开始时进行抵制。仅在以后，而且通常很迟，它才顺从于不可避免的事情。变化总不是一下子发生的。常常有人将抵制归因于“封建专制”或“僧侣的妄自尊大”，这是不公正的，抵制有其更为合乎情理的动机。中世纪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从那时以后常常发生的事情。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努力保卫旧秩序，并非仅仅因为他们要确保自己的利益，或许更因为对他们来说保存旧社会是责无旁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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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请注意，这种社会为市民阶级所接受。他们的要求以及可以称之为他们的政治纲领的东西，绝对不是旨在推翻这种社会；他们不加争议地承认王侯、教士和贵族的特权和权力。他们并不想要搞个天翻地覆，而只想要得到简单的让步，因为这是他们的生存所必需的。而且这些让步只限于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完全不关心他们来自其中的农村居民的需要。总之，他们只要求社会给予他们一个与他们所过的那种生活方式相谐和的位置。他们不是革命的，如果他们有时诉诸暴力，也并非是仇恨旧制度，只不过是迫使其让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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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述一下他们的主要要求，就足以相信这些要求并未超出最低的限度。他们所要求的首先是人身的自由，这保证商人或工匠可以来往和居住于他们所愿意的地方，并且可以使他们自己和孩子的人身摆脱对领主权力的依附。其次他们要求赐予一个特别法庭，这样他们就可以一举摆脱他们所属的审判管辖区的繁复以及旧法律的形式主义的程序给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活动造成的麻烦。再次他们要求在城市中建立治安，即制定一部刑法以保证安全。再次他们要求废除与从事商业和工业以及占有和获得土地最不相容的那些捐税。最后他们要求相当广泛的政治自治和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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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切远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和得到理论原则上的说明。在最初的市民阶级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人权和公民权的观念。他们要求人身的自由，也并非把自由当作天赋的权利。只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他们才寻求人身的自由。这是千真万确的，例如在阿拉斯，商人企图冒充圣瓦斯特修道院的农奴，以便享受给予农奴的免缴商品通行税的权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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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1世纪初期起市民阶级开始企图反对使他们受到损害的现状。此后他们的斗争再未停止。经过各种曲折，改革运动不可抗拒地向目标迈进，必要时大力粉碎抵挡他们前进的阻力，在12世纪时终于达到把基本的城市制度授予城市的目的，这将成为城市组织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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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商人在各地发动和领导事变，这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情。他们是城市居民中最活跃、最富裕、最有影响的分子，他们最难忍受损害他们的利益和自信心的处境。②尽管时间和环境迥异，他们当时所起的作用正好比得上18世纪末期以后资产阶级在结束旧制度的政治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无论此时或彼时，与社会变革最为直接有关的社会集团领头反抗而为群众所追随。在中世纪如同近代一样，民主政治是在杰出人物的推动下开始的，他们将自己的纲领塞进人民群众纷乱杂沓的愿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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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管辖的城镇首先成为斗争的舞台。如果将这一事实归因于主教们个人的品格，那肯定是错误的。反之，他们之中非常多的人以明智地关心公共福利闻名。卓越的行政官员在他们之中并不罕见，在几个世纪中人们一直怀念他们。例如在列日，诺热（972—1008年）攻打为害邻里进行抢劫的领主们的城堡；将默兹河的一条支流改道，使得列日城市清洁；还加强了列日城的防御工事。③类似的例子还可以随便举出康布雷、乌德勒支、科隆、沃尔姆斯、美因兹和德意志的许多城镇，在锡封权斗争以前，皇帝们总是尽量给这些地方任命在才智和精力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高级神职人员担任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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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主教们愈是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们就愈是想要捍卫自己的统治拒绝臣民的要求，并且愈是想要将臣民保持在专制独裁和家长式的制度之下。而且由于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集中在他们手中，在他们看来任何让步对教会都是危险的。还不应忘记，他们的职责使得他们常驻在他们的城镇，理所当然地担心市民阶级的自治将会给他们造成困难，因为他们就生活在市民阶级之中。最后，我们已经知道，教会对商业很少同情。教会对商业持怀疑的态度，这自然使得教会对商人以及聚集在他们后面的人民群众的愿望充耳不闻，妨碍教会理解他们的要求，并且使得教会对他们的力量产生错觉。由此产生误解、摩擦，很快成为相互的敌对，从11世纪初期起，敌对终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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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发端于意大利北部。在那里商业生活出现较早，它的政治后果也就较快地表现出来。遗憾的是关于这些事变的详细情况所知极少。可以肯定，当时折磨着教会的动乱必然加快事变的发展。有些修士和神甫发动一场运动反对教士的恶习，攻击西蒙式以及教士结婚，谴责世俗当局干涉教会的管理，城市的人民热烈地站在这些修士和神甫一边。主教们是由皇帝任命的，就为这一点而受到牵累，因此面对着一支反对力量；神秘主义、商人的要求和工业劳动者中间由贫困引起的不满，这些因素结合在这支反对力量之中，相互得以加强。可以肯定，有些贵族参加了这种动乱，因为这给予他们动摇主教统治地位的机会；他们与市民、帕塔兰（保守派对其敌手的蔑称）采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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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年，在当时已是伦巴第城镇皇后的米兰发生了反对大主教的骚乱。⑤锡封权争吵的发展自然使得骚乱蔓延开去，随着教皇的主张胜过了皇帝的主张，骚乱也就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叛乱分子的方向发展。或是经过主教的同意或是通过暴力，一些城市设置了称为“执政官”（consuls）的负责城镇行政管理的地方长官。⑥最早见诸文字或许并不是最早存在的执政官，于1080年出现在卢卡。在1068年已有关于该城“公社法庭”（Curtis communalis）的记载，这是城市自治所特有的征兆，在这同一时期其他许多地方一定还存在城市自治。⑦到1107年才有资料提到米兰的执政官，但是肯定他们早就已经有了。执政官一出现就明显地表现出公社长官的特点。他们从社会各阶级中，即从资本家（capitanei）、武士（valvassores）和公民（cives）中选聘，他们代表城市公社（communio civitatis）。这种地方长官职位的最大特点是其任期的年度性，因此显然不同于封建制度所独有的终身官职。职位的年度性是由职位的选举性产生的。城市居民掌握着权力，他们将权力委托给他们自己任命的代表。这样既显示出选举的原则，也显示出监督的原则。城市公社从其初创之时就建立了为它自己行使职权所必需的工具，并且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它从此以后一直沿着走下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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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府不久从意大利传播到普罗旺斯各城市，这是它完全适合市民阶级切身需要的明证。马赛在12世纪初，最迟在1128年，有了执政官⑧，以后在阿尔和尼姆发现了执政官，随着商业以及连带而来的政治变革在法兰西南部逐步蔓延，执政官也就渐渐遍及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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