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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2世纪起意大利的情况就是这样，稍晚在皇帝的权力最终衰落以后的德意志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其他各地城市未能动摇王侯们的权力，或者像英格兰和法兰西那样，王权十分强大，不可能在城市面前屈服；或者像尼德兰那样，地方主义使各城市不能将彼此的力量联合起来以赢得独立，即使赢得独立也会立即相互搏斗。因此一般来说城市仍然服从于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并不把城市当作普通臣民看待。地方政府有求于城市的很多，所以不能不尊重城市的利益。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部分依靠城市，国家随着权限的扩大从而开支的增加，越来越经常地感到需要求助于市民的钱袋。我们已经看到，12世纪时国家就向城市借钱。城市借钱并非不要保证的。它们清楚地知道冒着永远得不到偿还的巨大风险，因而要求新的特许权作为同意借款的交换条件。根据封建法律，宗主只可以向他的封臣征收某些确定的捐税，而且总是限于同样的几种。因此宗主不可能专制地迫使城市缴纳人头税，而且无论怎样急需也不可能向城市索取献纳金。在这方面城市特许状给予城市以最庄严的保证。因此宗主不得不同城市协商。王侯们逐渐地养成一种习惯，将市民召来参加高级教士和贵族会议，同他们共商大事。召开这种会议的例子在12世纪时还是很少的。在13世纪时例子增多。在14世纪时这种惯例以三级会议的制度最后法定下来。在三级会议中城市位居教士和贵族之后，虽然在地位方面居第三，但在重要性方面不久即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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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上所述城市对于12世纪时在西部欧洲出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革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但是乍看起来城市在知识的发展方面似乎未起任何作用。至少到13世纪末才见到从市民阶级中产生出来受着他们的精神激励的文学艺术作品。在那时以前，知识一直为教士所垄断，而且只使用拉丁语。用本国语写的文学作品只是有关贵族的事情，至少是表达贵族的思想和感情。建筑和雕刻只是在教堂的修建和装饰方面产生出一些杰作。商场和钟楼（最古老的样板追溯到13世纪初，例如毁于大战之中的伊普雷的令人赞美的商场）仍旧忠实于宗教建筑物的修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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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很快发现城市生活确实对于丰富中世纪的精神财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或许城市文化受着实用观点的支配，在文艺复兴以前阻碍城市文化飞跃发展。但是城市文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专门的世俗文化的特性。从12世纪中叶起，市政会关心为市民阶级的儿童建立学校，这是古典时代结束以来的第一批世俗学校。由于有了这些学校，教育不再为修道院的初学修士和将来的堂区神甫所独享。文化知识为从事商业所必不可少，所以不再为教士所垄断。市民早在贵族之前初步学会了读和写，因为对于贵族来说仅仅是知识奢侈品的东西，对于市民来说却是日常的需要。教会必然立即要求对市立学校实行监督，这引起教会和城市当局之间的大量冲突。宗教问题自然与这些争端无关。这些争端的起因仅仅在于城市希望保持对这些学校的控制，这些学校是它们建立的，它们想要保持对这些学校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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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文艺复兴时代以前，这些学校的教育限于初级教育。所有愿意深造的人不得不求学于教士办的学校。书记就是从这些教士办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从12世纪末起，书记不仅起草公社生活所必需的各种法令并且负责城市的通信和会计工作。而所有这些书记都是在俗教徒，因为与王侯不同，城市从未使教士为其服务，教士根据他们享有的特权不受城市的管辖。城市的书记使用的语言自然首先是拉丁语。但是从13世纪初期起，他们越来越普遍地使用本国方言。在行政事务中首先采用本国方言的是城市，这种首创性完全符合于在中世纪文明中以城市为其杰出代表的那种世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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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种世俗精神与最强烈的宗教热忱结合起来。尽管市民阶级经常与教会当局发生冲突，主教们大量地宣判把他们逐出教会，市民阶级由于反击有时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反教权倾向，然而市民阶级仍然为深切而热烈的信仰所激励。只需举出挤满在城市中的无数宗教建筑以及大量敬神团体和慈善团体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的虔诚带着天真、诚挚和无畏，易于越出严格的正统思想的范围。在各个时期他们都以其神秘主义的激情奔放显得与众不同。正是这一点在11世纪时使他们激昂地站在抨击西蒙式和教士结婚的宗教改革者一边；在12世纪时使贝吉纳派和贝加尔派的静修苦行主义在城市中传播；说明了在13世纪时为什么圣芳济会和多明我会的修士在城市受到热烈的欢迎。然而也正是这一点保证了宗教思想中一切新颖的、过分的和畸形的东西都在城市中获得成功。从12世纪起出现的异端邪说，无一不是在城市中有人皈依。这里只要回想一下阿尔比派在城市中传播之迅猛就足以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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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既是世俗的又是神秘主义的，因而他们为在将来的两个伟大思想运动中所要起的作用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两个运动是：作为世俗精神产物的文艺复兴和宗教神秘主义所导致的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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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 范·韦弗克：《中世纪初期比利时的宗教机构如何得到葡萄酒？》〔《比利时语史和历史杂志》，第2卷（1923年），第6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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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永远管业权（le droit de morte-main），指领主对农奴遗产的永远管业权，即世袭农奴死后无法确定继承人，其产业归领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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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R. 热内斯塔：《修道院作为贷款机构的作用》（巴黎，19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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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H. 皮雷纳：《资本主义的社会史的各时期》（《比利时皇家学院通报·文科类》，1914年，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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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H. 皮雷纳：《资本主义的社会史的各时期》，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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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M. T. 斯特德：《威廉·凯德，十二世纪的一位金融家》（《英国历史评论》，1913年，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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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布列塔尼的纪尧姆：《菲利普》（《德意志历史文献·著述》，第26卷，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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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G. 比格武德：《中世纪比利时有关金融的司法和经济制度》（布鲁塞尔，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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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弗赖辛根的奥托（Otto de Freisingen），12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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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城市 附录一 地名中外文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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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列入书中所见之地名，有法、英、汉三种文字对照，按法语字母顺序排列。山川、海洋、岛屿在汉译中标出“山”、“河”、“岛”等字。外文一般从略，不能从略者列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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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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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iatique Adriatic 亚得里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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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e Aire 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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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x-en-Provence Aix-en-Provence 埃克斯-昂-普罗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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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x-la-Chapelle Aix-la-Chapelle 埃克斯-拉-夏佩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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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p Aleppo 阿勒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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