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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穆斯塔法苏丹从卡菲斯（王子居住的后宫）出来，而塞利姆苏丹离开国王的房间时，他们相遇的时候拥抱在一起，两人都流下眼泪。塞利姆苏丹说道：“我的儿子，去，坐上那宝座吧！希望它能带给你好运，因为这是它带给我的命运。”他亲吻了儿子的额头。穆斯塔法俯下身体亲吻了父亲的脚。塞利姆继续说道：“让我来给你一些忠告。不要惯坏了你的仆人，不要相信他们的话。他们毁了我，现在就是那结果。请从中学些教训吧。”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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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互不信任的氛围中，大臣们带着怀疑的态度对待上诉和请愿，他们不喜欢在周五祈祷游行的时候将请愿上呈苏丹的做法。请愿内容极有可能是揭露大臣们自己的错事。因此，用十七世纪早期威尼斯大使奥特威亚诺·伯恩的话说，他们“害怕为他们所作的坏事付出生命的代价”。59确实如此，1693年，大维齐尔和得福特达(18)（财政大臣）萨利·穆罕默德帕夏落马，就是成百上千的请愿和诉讼在每一次底万和苏丹每次去周五祈祷仪式的时候得以交到苏丹手里的结果。60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官员们会尝试阻止这些诉状——虽然不总成功，甚至有的时候带来灾难性后果。穆罕默德三世在他上任之初就免了耶尼色里将军的职，这是因为他看见耶尼色里士兵阻止来自鲁塞(19)和锡利斯特拉(20)的人在他参加完周五祈祷仪式后靠近他。61可能也是这个原因，才有了十八世纪无名作者所记的如下史录。大维齐尔的一项职责就是对请愿和上诉进行仔细分析，是否接受哪个案子，不是看表面价值，而要在心里分辨清楚其动机为何，例如报复，或者希望获得好处和奖赏。那位作者写道，必须要对上诉进行认真调查。62前大维齐尔鲁特菲帕夏在此之前两个世纪的时候也建议说，应该对上诉进行深入透彻的调查和研究，由于小过错而对重要官员进行处罚，应该按罪量刑。如果量刑过重，就会助长人们因个人目的而滥用上诉权。63这个观点对大臣们来说当然更能接受。仔细核对情况，而不是彻底消灭，这常常应该能令人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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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在城里这样高调出场还被一种相反的做法映衬，显出更加突出的效果：苏丹还微服私访——这种做法既能保证苏丹随时了解京城里的实际情况（这对大臣们来说更加恼人、令人不安），也使人们感到一种他本人无处不在的气息。苏丹可能就在你身旁，但你却看不见他。这加强了人们视苏丹为全知者这一普遍信念。他了解情况，他关心城中民情。这一做法还传递出更具威胁力的信息，能遏制暴动和反政府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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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将自己装扮成各种身份，西帕希（sipahi，骑兵），索福达（Softa，穆斯林学生），炮兵、水手、向导，或者看管水道的。64苏丹满城巡视，带着一位特殊保镖。他查看军事设施、体察民情、监督财税，还到清真寺的人群中祈祷。马哈茂德二世或参加祷告，65或有时由海军上将陪伴巡视船坞；66而艾哈迈德一世（1603-1617）则在于斯屈达尔(21)查看军队情况；67艾哈迈德三世查访耶尼色里的营房，68或者查看汇率变化之后1704年的财政措施是否落实，以及对货币伪造的刑罚是否执行。69塞利姆三世经常进进出出，对他所看见的事情常常深感不悦。城市太过拥挤、人们抢食干粮、街上到处都是麻风病人和乞丐、水手举止粗俗、争吵的穆斯林学生让人无法忍受。70马哈茂德二世在随后的一个世纪初微服私访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人们由于食物短缺而造成的紧张场面。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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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其实还有其他像大维齐尔这样的官员，72都乔装之后在城中巡行。这对外国大使和其他西方人来说实在稀奇。十九世纪初期的查尔斯·帕图西亚(22)写道：“这么广大的帝国的总理大臣，降卑自己，穿上乔装的服装，到处巡视，这真的很奇怪。当我们得知甚至苏丹自己也这么做时，就更加震惊了。”73来自西方的好奇让穆罕默德六世（法赫德丁，Vahdeddin）甚是喜悦。他打从心眼里喜欢鲁特菲·西玛维所记录的一个外国大使对此事的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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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听到苏丹微服私访，巡视政府官员、在市场和咖啡屋与人聊天的新传闻。有一次，一位和我对话的大使专门提起这个话题，他想知道有关这件事的实情。我没有直接回答，但我很确信地告诉他，苏丹确实非常活跃。我后来得知这位大使将我的回答理解成已被证实的话，并告诉了很多其他的外国人。我将这件事告诉了苏丹，我们都大笑起来。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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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 来自大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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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形象，常常是封闭于托普卡帕宫遥不可及、昏暗模糊的。他们是一些历史进程中个性苍白的人物。西方观察家们还认为他们拥有绝对权力、至高无上。这个观点仍然在一些关于奥斯曼统治者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对于十五世纪的西方观察者来说，正像尼科洛·提格诺斯（Niccolò Tignosi）在《攻占君士坦丁堡》（Expugnatio Costantinopolitana）中所记载的，正是苏丹的这个特点才使奥斯曼人与众不同，更有“东方”特点。75按照马基雅维利(23)在《君主论》中所说，奥斯曼苏丹的独裁权力与法国国王的商议性权力形成对照。这构成了西方统治体系与东方统治体系的分界线。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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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统治及其所带来的残酷和野蛮色彩，充斥了很多西方有关奥斯曼帝国的记载。有些记载中，这种描述特别适用于某一位苏丹。例如穆罕默德二世，很多人感觉他尤其残忍——这可能是对他成功摧毁基督徒世界观、征服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反应。热那亚商人雅各布·德·普罗蒙托里奥评论说苏丹有能力随意处死他的官员和臣民。77他讲了一个与此有关的故事，这个故事被十六世纪历史学家斯潘多内斯重复过，并增加了一些内容，从中可以看出这位统治者的真实个性。在这个故事中，穆罕默德禁止任何人触碰皇家园林中一个多汁、正在生长的嫩瓜。但是随侍他左右的一个男孩却因实在忍不住嘴馋违反了这个规定。他摘了那瓜并把它吃掉了。皇帝一转身发现瓜不见了，却不知是谁干的，便下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找到元凶。于是，他让人打开了十四个男孩的肚子。是第十四个证明了那瓜是他吃的。78斯潘多内斯还提到布尔萨一位官员的悲惨命运。他受贿事发，带到伊斯坦布尔之后被活剥人皮。他的儿子替补了他的职位，并被警告说如果他有任何不轨，就会遭受同样命运。“他在布尔萨(24)官邸里所坐的地毯，就是他亡故父亲的人皮”。79这些故事强调了在西方人眼中穆罕默德的残忍程度，可能也增加了他留给人们的恐怖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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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实并非如此，但这并不奇怪。奥斯曼苏丹不能简单地将其对手赶尽杀绝，这与西方统治者并无两样。他不能完全无视其大臣、军官和普通大众。人们为了抗议穆罕默德二世占领伊斯坦布尔之后的税收计划而纷纷离开，以致他不得不予以取消。80他的儿子兼继任者巴耶济德二世和他父亲相比，不那么强势。面对来自社会各方不可调和的强烈反对，他取消了很多穆罕默德的财税政策，特别还设立乌理玛(25)机构。没有哪一位苏丹可以实施统治而对伊斯坦布尔市民置若罔闻。街上人群的反应对统治者以及他的大臣们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会决定统治者的人选。1617年穆斯塔法一世（1617-1618，1622-1623）登上王位，他的精神障碍问题引起人们的争议。正因如此，他的登基遭到黑人太监总管穆斯塔法阿加的反对。穆斯塔法阿加在穆斯塔法一世的前任艾哈迈德一世在位期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反对被伊斯兰教总教长埃萨德先生和萨达莱特(26)凯玛卡米(27)（当大维齐尔出征时的代理大维齐尔）索夫·穆罕默德帕夏推翻。他们认为唯一能代替穆斯塔法的就是还很幼小的奥斯曼。他也是艾哈迈德一世的儿子。如果在这么小的年纪登基，会引起民众的骚动。他们说，要想不落话柄，不可能不让穆斯塔法登基。穆斯塔法一直隐居宫中。他们希望等他开始社会交往的时候，他的精神障碍会有所改善，能够正常行使权力。81可惜，他们所指望的正常与人交往并没有实现。穆斯塔法在埃于普登基典礼上的表现证明他并没有成为正常人。人们“不看好他，并清楚地知道他精神实在是不正常”。82他的精神障碍逃不出维齐尔的眼睛。当他们向他禀奏国事的时候，他会拽掉他们的头巾，拉扯他们的胡须；他在游船上观光时，会向小鸟和鱼儿扔钱。“这种情况举国上下的人都看到了，他们明白他有心理问题”。在1618年，他被废黜，由还是孩子的奥斯曼代替了他。83穆斯塔法虽然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不适合做统治者，但因为那时奥斯曼二世被推翻并遭杀害，所以他还是在1622年被再次被推上王位。人们对这两位君王的评价非常负面，84英国大使托马斯·罗爵士（Sir Thomas Roe）说：“现在的皇帝就是个傻瓜。”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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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对兄弟相残这个奥斯曼习俗的反应也可见一斑。这种恶行应该是始于穆拉德一世（1359-1389）执政期间。人们认为，如果对国家稳定有利，就是必要的。塞利姆二世的五个“无辜的”儿子在其父1574年驾崩之时被杀，其结果就是“真主命令天使聆听伊斯坦布尔人的哀声，让活着的人们见证这大屠杀的意义并引以为戒”。86同样的哀声人们在二十一年之后再一次听到。穆罕默德三世将他十九个弟兄杀害，那些“天真无邪的男孩”活生生地被从他们母亲的膝下拉走了。87约翰·桑德森曾看着那些尸体运走下葬，有七名“身着黑衣”的维齐尔护送。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虽然他们是土耳其人，但也是无辜的孩子啊”，真是可怜。88残杀这些无辜之人，89“这种可怕行为无法不让人心痛”，实在令人同情。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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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哀声在兄弟相残这件事情上没能对取消这个做法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保有宫廷中男性继任者，使他们的数量不致下降，这个政策的出台，或多或少是受到公众呼声的影响的。当1614年锡诺普城堡被哥萨克人洗劫的时候，正是逃到伊斯坦布尔之人的悲声，他们的“哭声达于天际”，让艾哈迈德一世得到警示。而他的大维齐尔，也是他的女婿纳苏赫帕夏，却否认曾发生过的惨剧。只是伊斯兰教总教长证实了这件事。向苏丹说谎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行刑的人如期奉派来到纳苏赫帕夏的宫里。他们到达的时候，苏丹正和帕夏交谈。苏丹退到窗户边，这位大臣就这样被处决了。按苏丹的命令，他的遗体被葬在苏莱曼一世的大维齐尔易卜拉欣帕夏的旁边。后者的结局与之类似。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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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公众哀声，苏丹还不得不认真对待来势凶猛的流言。那些流言就像血管里流淌的鲜血，在城市各个角落肆意泛滥。有关作战计划的流言会使奸商一路小跑地查看库存，以便估定如何抬高物价。流言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对市场产生影响的。92流言还能使苏丹和大维齐尔都倍感恐惧。十九世纪初有位名叫阿兰姆达·穆斯塔法帕夏的大维齐尔，他承认一个有关耶尼色里针对他的谋反报告带来的焦虑和恐惧。提供谣言的人被关进了监狱，并在证实此谣言纯属乌有之后被处死。阿兰姆达·穆斯塔法帕夏对此事发表意见说：“想想他还能给伊斯坦布尔人制造什么样蛊惑人心的话吧”。93阿兰姆达·穆斯塔法帕夏对街边下流咖啡屋里的闲谈坚决镇压，94这件事促使马哈茂德二世禁止人们在清真寺聊天，他感觉这和咖啡屋的闲谈一样可怕。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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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不仅仅是祈祷的地方，也是传播谣言的地方96——咖啡屋、理发店还有酒吧，这些都是有关国事和官员操行的闲聊和谣言滋生的地方。97虽然塞拉尼奇可能认为十六世纪晚期咖啡屋里闲聊的人只是无聊的底层小人，他们本来就谎话连篇、造谣不断，但是谣言的影响却是不能低估的。他本人就承认说，有的时候，所传的却是真实的。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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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塞拉尼奇来说，造成谣言满天飞这种状况的责任应该在政府官员。是他们没能防患于未然。他认为谣言是可以在早期就杜绝的。99从1595年1月开始流行的有关穆拉德三世健康的谣言，就是这种情况。根据塞拉尼奇的记载，“民众中头脑清醒又有智慧”的人建议说，在当前困难又不稳定的氛围中，为了保护宗教以及国家荣誉，人们不应就此事乱发任何议论。事实上，苏丹的病非常严重，但是官员们并没有透露此事。医生宣布，由于气候寒冷，苏丹的膀胱情况恶化了，但是他们所用的药物正在起作用。而事实并非如此。为了使苏丹的病并不严重的虚假消息继续流传，穆罕默德，就是不久成为穆罕默德三世的，他的母亲还假装从马尼萨召见他；苏丹驾崩的消息甚至向维齐尔们都隐瞒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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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言或者以小道消息的形式不断传播，或者突然之间大规模爆发，还可以促使伊斯兰教总教长支持信徒随从乌理玛成员的抱怨。他们散布说苏丹不出兵打仗，允许穆斯林妇女被异教徒奴役。所以伊斯兰教总教长支持大众的反应，要求派兵支援边境的穆斯林战士，并运送钱财、食物和军需品给他们。101谣言促使苏丹做出回应，就他所作的军事决定和外交行为做出解释。耶尼色里和咖啡馆的人群里流传着各种有关穆罕默德三世在佩茨战败的抱怨，他们说所有人都愿意支持、愿意参战。穆罕默德三世不得不对此作出回应。他对民众的批评持不同意见，他说，他的确想发起对佩茨的进攻，但是他想到了军队在前次战役中逃跑的不良表现。他表达自己希望真主像以前一样地帮助他的愿望，但也含蓄地传递出对这种不良行为再次重演的担心。102即使是苏莱曼一世也不能免于公共谴责。曾有人愤怒地批评苏莱曼一世在招待伊朗萨法维王朝统治者塔赫马斯普一世的兄弟阿尔卡斯殿下时花费太多。公众不喜欢作为非逊尼派的阿尔卡斯殿下。他暗中图谋反对伊朗国王，逃到此地只是为了保住脑袋。这个波斯人不敬虔、抵挡真正的信仰。他们非常不愿意让他留在此地。苏丹对此的回应是，他发出宣告说，为了国家的荣誉，他所作的是有必要的。宣告结尾处他说，“如果他（阿尔卡斯殿下）背叛我们，那也是在真主手里”。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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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有关非常个人的私事，苏丹们也常成为人们的谈资，并且他们需要向大众做出解释。鲁斯泰姆帕夏准备迎娶米赫利玛苏丹，苏莱曼一世的女儿。但是坊间一直流传着他患有麻风病的谣言。于是，医生被召来检查，看他身上是否有虱子。人们相信麻风病人身上是找不到虱子的。结果是，医生宣布鲁斯泰姆帕夏身上有虱子，于是他获准结婚。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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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在不停地八卦，他们八卦所有的事情。用一位十八世纪无名历史学家的话说，“他们谈论任何落到他们舌头上的事情，谎言、中伤，只要对他们有好处就好”。105而宫廷则在收集有关人们闲谈内容的报告。高官们也用乔装私访的方式收集信息——即使并不总是成功——鲁斯图帕夏，马哈茂德二世时的凯玛卡米，当他1813年在咖啡馆里忙着收集信息、听取回答的时候，被人认了出来。106受雇佣的密探在咖啡馆、公共浴池和理发店这类人群密集处，将人们谈话的信息传递给上司。1808年，贝亚济区一家理发店被迫关闭，原因是一位乔装的政府官员报告说有一位顾客在这里谈论国事。107有一位女密探报告说苏丹巴耶济德浴池里有女人在谈论国事。这导致相关妇女被捕入狱。108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由于人们将自己周围邻居的信息上报，把对政府有害的流言送入宫中，导致当时以密探方式收集的信息量异常之大。这些信息都收集和记录在耶尔德斯宫的密探报告中。109恶作剧制造者会在高官耳边吹风，借此毁掉流言的谈论对象。十六世纪末，有一位弱智老者就是因为这个被捉进了监狱。他因为与既无好信仰，也无好品行的无赖恶棍和异教徒整日厮混在咖啡馆里，就被那些恶作剧制造者告到了官府。控告他的罪名是，自称自己是马赫迪(28)。最终，他被处以绞刑。一个人的结局就这样被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给终结了。“他落在不相干人说长道短的舌头上，又被众人添油加醋”。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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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宫则尽可能地在竭力压制任何流言的存在。托马斯·罗爵士在1622年7月写给本国大臣加尔沃特的信中说，“我们已经有十四天一直处于平静当中了……我不知道拿什么来解释这宁静，是他们的斋月还是大斋期，又或者有人下了禁令，因为他在国外发预言说本月十五日，如果有什么动静，就是街上会血流成河。”111平静不总是好兆头。1623年9月，罗在他的报告中写道，看起来一切都是平安无事，但是“越是不法分子，却越装出顺从的面孔，（我曾认为这会毁了这座城市），他们先是选择顺服执法者，然后再威胁施行毁灭。平静是和暴风雨一样充满暴力的：先是一派祥和，但是，这是在为战争做准备呢”。112显然，罗不是唯一一位知道寂静意义的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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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在耶尼色里时代，当大使们往本国写报告汇报伊斯坦布尔情况时，瑞典大使所报告的消息总是很准确。其他国的大使们就追问他，“你是从哪里得来准确消息的呢？”他说：“我的消息与传言无关，恐怕应该是思考和观察的结果。关键在于，你要把奥斯曼帝国的情况想象成是在欧洲，然后再颠倒过来。例如，当你看见耶尼色里士兵在咖啡馆里不停抱怨的时候，你可能会向本国报告说：‘按照欧洲的情况看，伊斯坦布尔应该是革命爆发在即。’但是，我会把事情翻转过来，记下‘伊斯坦布尔平安无事’，而事实果真如此。这是因为，耶尼色里士兵通过抱怨，已经排除胸中恶气，他们就不想造反了。当你看到耶尼色里士兵安稳没什么动静的时候，你可能会报告说‘现在，伊斯坦布尔是一派轻松有秩序的气象’，但是，我却相反，会得出结论说这种宁静就是即将爆发革命的信号。我会继续说，耶尼色里会继续保持一段时间的平静，然后，等达到引爆点的时候，就会突然爆发反叛和革命。”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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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苏丹绝不是马基雅维利所谓的叱咤风云、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他们在形成一项决定或政策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地考虑到城中百姓的反应。大众反响是会带来后果的——甚至会引发像“埃迪尔内事件”那样的公开反叛，或者在1730年的时候，当苏丹和他的大臣们表现得漫不经心，114正如凯玛卡米只花时间种植郁金香，而不关心城市情况所表现的那样。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115所以，苏丹不得不考虑、回应并进行安抚。而有的时候，照塞利姆三世的做法，为了保持伊斯坦布尔权利的平衡，他也会威吓百姓。116他们保持平衡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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