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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剧烈动荡的情况在二十世纪初仍在继续，那时发生了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这一次没有耶尼色里什么事了，因为他们已在八十二年前被马哈茂德二世摧毁了。这次革命是政治性的，几乎没有流血发生。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76年建立了议会和宪法，但时间不长，在两年以后就被取消。这次他被迫将这些重新恢复。这股政治压力的背后是联合与进步委员会。1909年以宗教名义发动的反政变镇压由马哈茂德·塞夫凯特帕夏（后来在陆军部火灾灭火时被掉下来的房梁击中）带领的奥斯曼军队粉碎。然而这就像是一块缝不牢的补丁。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在那之后进入政治舞台并于1913年在芭比阿里政变中获得统治地位，取代由恩维尔、塔拉特和杰马尔帕夏组成的三人政治独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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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尼色里暴力反叛的一个特点，从苏丹的角度看，最具威胁性的方面就是他们在国家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耶尼色里的煽动性行为对任何苏丹以及他手下的大臣来说都会产生悲剧性结局。耶尼色里在城中横行的问题还有另外的意义，是对城中居民的日常生活具有更直接的影响，即使他们自己也会卷入反叛部队的暴乱之中。这就是耶尼色里内部的暴力冲突。这个特点成为十八世纪，尤其是十九世纪早期伊斯坦布尔城市生活的普遍特点。即使这些冲突由来已久，但是对城市的影响，在早期的那几个世纪中一直被局限于伊斯坦布尔以内。当冲突发生在城市范围以内时，城中居民都能感受得到。耶尼色里的内部争斗会非常暴力，对公共秩序总会产生很大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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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年，贝亚济区爆发了一场耶尼色里内讧，他们彼此持枪对射。安全官员急急忙忙跑到刚刚上任几天的塞克班巴西（耶尼色里阿加的副官）塞利比阿加扎德那里，告诉他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斗殴事件，需要采取措施才能予以制止。塞利比阿加扎德完全不为所动，他答道：“请坐下，喝杯咖啡。你急匆匆跑过来一定很累了。”咖啡来了，得知斗殴的规模和枪击情况以后，塞利比阿加扎德问是否有发生死亡。安全官员说：“没有，还没见到有人死亡”。“啊？”塞利比阿加扎德答道：“那还急什么？等死了几百人我们再去也不迟”。然后，他出发来到贝亚济区的安全署。那里的官员催促他应该到现场去看一看，因为情况已经失控了。塞利比阿加扎德问是否有人死亡，说如果有的话，他们应该将尸体挪开。但是官员回答说没有，没有人死亡。塞利比阿加扎德表示他很吃惊：“什么，这么频繁的枪击战中，竟然没有一百人死亡吗？这算什么打仗？”于是，他给自己要了一杯咖啡。然后，他来到阿加门（耶尼色里总部），招聚了各级耶尼色里领导以及安全官员，对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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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需要这等士兵，也不会到争斗的现场去。如果你们不将这些如此表现的人遣散，那就请将他们缴械，送回兵营。我不会让你们再回部队了，我要马上把你们拉到马厩里处死，然后把你们的尸体送到太凯利宫前面的库姆莫伊丹尼。我们来瞧瞧这些你们曾经帮助过的臭兵蛋子，当他们回兵营或者去监狱的路上从那里经过的时候，是否还能救你们。”不到两个小时，那些官员们就集中了所有武器，将士兵们送回兵营。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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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尼色里和西帕希之间的争斗也是个问题。在庆祝穆拉德三世的儿子穆罕默德的割礼期间，一些西帕希组织了各种秘密娱乐活动，将妓女带到兵营里。当警察撒巴西搜捕兵营，要带走妓女的时候，西帕希拒绝配合。他们捆上撒巴西，把他送到赛马场。这种行为让那里的耶尼色里大为光火，他们与西帕希之间发生了冲突，导致时任耶尼色里阿加(9)的菲尔海德帕夏过问此事。正是在这次事件中，两名西帕希被杀。整个事件的过程，苏丹在附近一幢建筑里通过飘窗看得一清二楚。为了停止冲突，他从窗户里伸出一块布作为信号，希望争闹止息。带来两位西帕希死讯的大维齐尔希南帕夏命令菲尔海德帕夏带着他的耶尼色里士兵离开。这才使事件得以止息。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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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耶尼色里内部或者耶尼色里与西帕希之间的冲突问题，而是在一个更低的水平上，耶尼色里是暴民的代表，他们制造混乱、到处惹事、常常处于失控状态。在国势式微的时期，人们无暇顾及他们制造的混乱；但只要可能，政府就会严厉制裁耶尼色里暴行。在普通的民事案件中，比如两名耶尼色里士兵1812年行刺两名白人妇女，导致行凶者被处以绞刑。这两名耶尼色里士兵尾随两名沿着底万街与一名女性贩奴者同行的妇女，并大声挑逗她们。贩奴者斥责他们，要求他们如果喜欢的话就付钱买走，要么就不要骚扰她们。这两位士兵被激怒，在袭击、殴打这两名妇女之后将她们刺杀。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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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07年至1809年的混乱时期，耶尼色里比无法无天的暴民好不了多少。他们强行低价购买商品、为争夺妓女斗殴、用贬值的钱币兑换足量的钱币，用1809年耶尼色里阿加的话说，他们简直就是“明抢”。1621811年，他们甚至给一位名叫吴尊·陶·亚寇（Uzun［Tall］Yako）换银钱的犹太人写信，告诉他，如果不将五百库鲁（小面额硬币）放到某个商店，他们就会杀了他。亚寇在那封信上写了一段话，又把信寄回去了。那段话是这样写的：“任何时候谁要杀我的话，都会在我身上发现大概五百雅克斯，不会空手而归的。但是，只要我活着，我不会给任何人钱。”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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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尼色里如果在经济利益受到损失，或者是他们当中任何人受到伤害，都会随时采取暴力行动。耶尼色里曾在1596年捣毁塔赫塔凯尔附近撒巴西（警察）李德万·卡乌斯的家。李德万·卡乌斯和他的家人勉强从中逃脱。事情的起因是，耶尼色里对李德万在斋月期间施行的政策不满。他曾下令要求处死醉酒者、酒馆不得开放、斋月结束时不得在公共场所设立秋千庆祝。塞兰尼奇从心里厌恶这些秋千，认为它们将良善的伊斯兰人引入犯罪。只是，从事这一行当的耶尼色里可是从中大发其财的。164五年前他们闯入德里·易卜拉欣帕夏的家也是出于报复的原因。耶尼色里点着了他的马厩，撞开了他家的房门。德里·易卜拉欣答应给他们钱，并将钱包扔到他们面前的地上。他抓住士兵们专注从地上捡钱的机会，从房顶逃脱。耶尼色里洗劫了他的家，甚至把帕夏为苏丹准备的礼物也没放过。最后，他们点着了房子。在随后的问询中，苏丹想知道是什么导致耶尼色里干出如此恶行。他们回答说，德里·易卜拉欣行事不公正，说在他担任埃尔祖鲁姆总督时曾杀过一名耶尼色里。165还有其他人状告他仗势欺人。于是，德里·易卜拉欣被投进耶尼海撒尔的监狱，后来在1594年又被关在耶蒂库尔。这明显是为了取悦大众。他的财产都被没收。他于一年以后被勒死，尸体投进纳尔里卡皮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据传言，他的尸体被他的仆人从海中捞起，葬于托普哈内的希兹麦西巴西的修道院（Çizmecibaşi Tekkesi）。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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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耶尼色里更为危险又很难控制的，是他们所处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地位。耶尼色里起步时曾是帝国战斗力中的精英，耶尼色里步兵团是伟大的奥斯曼军事机器中的动力中心，其永无穷尽的征服浪潮就是靠着耶尼色里在推进。自从1453年征服了伊斯坦布尔之后，这只战斗部队就一直驻扎在城中。然而，到下一世纪末的时候，他们的精英军事地位就开始下降了。随着战役逐渐减少，他们在城中所花的时间越来越多于在前线征战的时间。现在的耶尼色里，已经从全时间的职业士兵演变为城市居民。他们拥有军人身份，但却从事其他职业或者干着其他行业的工作。对于塞兰尼奇来说，穆拉德三世统治时期，是耶尼色里成为国家性问题的开始。耶尼色里的晋级标准降低、纪律松弛、对国家的忠诚和尊敬不复存在。考希贝伊在1631年的记录也是如此。167穆拉德三世本人对士兵参与买卖、成为商人一事非常担心。他们开店铺，在街上、市场里以及小船上摆摊售货。他们甚至通过从船上采购并阻止别人这样做来牟取暴利。他们无视纳尔（限价），以高价出售。他们对市场管理、官员或者检查人员都不予理睬。穆拉德下令停止一切贸易活动；士兵不应该参与贸易而应该以战事为念。168根据盖利博鲁鲁·穆斯塔法·阿里西帕希的记载，造成十六世纪九十年代一团糟局面的一个原因，就是耶尼色里和西帕希进入商业领域，他们开始擅自经商。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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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尼色里与城市居民为伍，致使他们成为手工艺者，拥有店铺，从事某种行业。到1792年，耶尼色里已经拥有金角湾地区40％的店铺和手工作坊。170这使耶尼色里成为行业从业人员，成为同行业的保护者，甚至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强大后盾。但是，即使耶尼色里可能是一位制革工匠，或者咖啡店主，但他仍是耶尼色里，对他的兵团有绝对的效忠之心，他背后也拥有其组织的支持。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耶尼色里就是耶尼色里，应该统一着装。这是奥斯曼社会所有成员身上都有的服装记号。例如，塞利姆三世就坚持认为耶尼色里的着装应该能够使他们区别于其他人群。171这样，手工艺者耶尼色里所保护的利益，与其说是行业的利益，还不如说是他本人的。虽然与他作为耶尼色里的军事联系非常薄弱，但却给了他滥用商人和手工艺者这个角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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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他们的军界背景，使他们可以践踏其他商人和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即使有一个耶尼色里被伊城卡迪宣布有罪，但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这在一位青年军官的案子上非常明显。他虽然有军衔在身，但却从未上过前线，这本身就说明耶尼色里只是名义上的士兵，可情况已经乱到了什么样的程度。1811年，这位年轻人来到耶尼清真寺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前，有几位来自同一军团“和他类似的狐朋狗友”与之同行。这是一家在附近生意很好、很有名气的咖啡店。二十五到三十年前，这里是生肉铺，但是由于政府命令被迫关闭，并空置过一段时间。再后来才逐渐启用。这位青年军官声称这些房产原来是属于他父亲的。他父亲在当初关门之后离开了，但是这家店现在应该属于他。他和他朋友一起向伊城卡迪起诉，想要回他宣称的地产。因为伊城卡迪主张维持现状，他没能获得希望得到的结果。便和他的同伙来到阿加门（耶尼色里总部）塞克班巴西(10)那里。塞克班巴西有礼貌地让他们先离开，说会过问此事。第二天，那位青年军官带了几只绵羊，来到那家咖啡店。他宰了羊，将其挂在店门口。他的朋友也照着做。因为这完全是非法行为，所以咖啡店主提出抗议，并将伊城卡迪的判决书以及他自己的诉状带到卡迪、苏丹以及塞克班巴西那里。他的案情看似获得支持，塞克班巴西甚至向他保证会将那名耶尼色里送入监狱、予以惩罚，可最后他们什么也没做。那名耶尼色里继续将羊挂在咖啡店门口，和他的朋友上蹿下跳、耀武扬威，以武器进行炫耀和威胁。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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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十九世纪以前，伊城的警察或者安全部队都是由耶尼色里掌控，所以行业的从业人员和耶尼色里这样的双重身份还有助于他们进行其他非法活动。例如，一个名叫凯勒斯，也是耶尼色里的制革匠在1809年从于斯屈达尔码头清真寺的庭院里绑架了一位名声极好的妇女，将她带到制革厂。于斯屈达尔的安全部门与制革匠来自同一耶尼色里军团，他们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只是乱喊一通：“世道这么乱，我们有什么法子呢？”最终是一群当地百姓来到制革厂，将那位妇女救了出来，并将她送到一条小船上，驶向欧洲。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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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耶尼色里对伊城治安中的非法和暴力状况无疑要负起很大责任，但肇事者绝非只有他们，因为城里还住着很大数量的水手。伊斯坦布尔不仅是座都城，还是一个巨型港口。很多外国水手在这里靠泊，也有很多人从帝国的其他地方被吸引到这里，在海军和帝国船厂工作，与水手们混居在一起。海军上将负责水手操行，加拉塔地区有很多水手，他的部分时间都花在那里解决频繁爆发的斗殴事件。这些斗殴事件可能非常严重，海军上将为了平息船员之间的争斗甚至不得不冒着枪林弹雨，将尸体搬走、封锁现场。有一次是在一家咖啡店，最终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的海军上将哈桑帕夏止息了那场争斗。1741788年在加拉塔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水手冲突，伤亡惨重。促使阿卜杜勒哈米德给伊城总督发了一道命令，表达他对水手频发争斗的愤怒，要求总督警告海军上将哈桑帕夏一定要控制住局面。就在当天，加拉塔的水手中间又爆发了另外一场冲突，还死了几个人。哈桑帕夏带着几百火枪手冲到现场，镇压了咖啡馆里的争斗，驱散了所有在场的人。他收缴了所有武器，在城门口设置卫兵。海军上将的强硬措施在城市居民中产生了安抚效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因为水手之间频繁的暴力争斗真是让居民不胜其烦。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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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次争斗的起因都是饮酒过量造成的，但是水手们还可能因其他原因造成死亡。1788年，恶劣天气使帝国舰队靠泊在比于克代雷，一些水手侥幸逃生。他们冲到加拉塔庆祝生还。一通大酒下肚，他们就又打了起来，有几位受了伤。之后他们带上几个妓女回到兵营寻欢。就在那天夜里，太和塔汉恩起火。这里是兵营所在地，烧毁了三家汉恩、两家磨粉厂、一家面包房、一家罗盘店、一家皮帽子店、一些枪支商店还有其他房产。明显处于醉酒昏迷中的几名水手以及三十五名妓女丧命。五十名被救出的妓女完全赤裸。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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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告说于斯屈达尔的市场有水手谋划抢夺良家妇女，于是塞利姆三世急忙微服私访。但是当他到达的时候，水手们已经离开了。他在给总督的公文里非常气愤地表示，如果他当时在现场，一定会惩罚那些人。他质问道：“怎么能这样？我不需要这些悖逆、毫无价值的水手。他们不是我需要的。至于你，你也要对这类事睁大眼睛，否则有你好看的。”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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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在政治上衰弱时，耶尼色里的暴行可以凭借他们的军界背景不受惩罚。和他们一样，水手们也会趁乱渔利、谋财害命。对此，普通大众几乎毫无办法。在塞利姆三世被推翻之后的混乱时期情况尤其如此。像于斯区达利·德里（麦德）·穆罕默德那样的水手，在混乱时期通过从事像黑手党那样的活动获利。他租用卡西姆帕夏的德里哈曼(11)，将临近街区花园中的树木砍倒。那时，木材价格很高，但当地人对此敢怒不敢言。178他为自己寻觅配偶的方式也与此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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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穆罕默德成为船长之后，宣布自己打算结婚成家的意图。他的朋友，伯萨维·海莱希乍得·艾尔海科·艾萨德阿加的儿子告诉他自己有个妹妹。他也将他朋友的事情告诉了父亲，并建议他父亲同意这门婚事，因为德里·穆罕默德深得海军上将的赏识。他父亲同意了，并接受了六百五十库鲁士(12)的准新郎彩礼。虽然艾萨德阿加很满意这门婚事，但是他的兄弟海希·赛义德先生却不这么想。他说他们家族中从来没有水手或者船长，而德里·穆罕默德是个臭名远扬的酒鬼。他建议说，虽然双方已经彼此承诺，但是订婚仪式还没举行，所以他们可以将彩礼退回，摆脱这门亲事。德里·穆罕默德从那女孩的兄弟那里得知这个消息，便纠集了八、九个恶棍，醉醺醺地在夜里来到艾萨德阿加在于斯屈达尔的家。他将未来岳父从家里拉出来，打了一顿，伤了好几处，并质问他：“你为什么还不把我的妻子给我？”他确定了婚期，并邀请了海军上将的手下。现在他要求将新娘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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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巧，艾萨德阿加的家就在赛义赫清真寺隔壁。德里·穆罕默德叫来清真寺的赛义赫，要求他马上主持婚礼。赛义赫并不情愿，“我的儿子，我不是这个街区的伊玛目。请明天叫伊玛目来，让他来主持吧。”德里·穆罕默德并未因此退却，他只简单反问一句：“你不是穆斯林吗？”便强迫他给婚礼做主持。女孩的哥哥非常热心，他将德里·穆罕默德带到女子的哈莱姆（闺房）。他们将女孩抓住，带到卡西姆帕夏的家中。婚礼于第二天举行，请来众多舞者助兴。艾萨德阿加向大维齐尔申诉。大维齐尔将此事转给海军上将侯赛因帕夏办理。侯赛因帕夏将德里穆罕默德和艾萨德阿加招来问询。德里·穆罕默德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他说他已与女孩订婚，他的岳父已经收了彩礼，同意将其女儿嫁给他。他进了女孩的哈莱姆，那是在其岳父儿子的带领下去接他自己的妻子。他的申诉获得采纳。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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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作为首都和繁华的港口城市，对各省居民来说，也是一个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国际大都会。十五至十六世纪的时候，苏丹希望增加这里的城市人口，从帝国的各处将人们带到这里。但是到十六世纪后半叶的时候，情况发生了逆转。开始出现的各种移民问题，对伊斯坦布尔产生严重影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前半叶的时候，塞莱利叛乱导致农民的移民潮。他们离开土地，逃离安纳托利亚的暴乱，来到首都寻找安身之所。到十七世纪中期，甚至首都周边地区都被移民占据。180在下一世纪当中，伊斯坦布尔的移民问题成为各位苏丹主要关心的问题。人们离开家园从各省流入，其主要原因包括经济危机、战争以及普遍存在的管理上的腐败。来自欧洲领土和安纳托利亚的移民对伊城的公共秩序和保障供给产生很大威胁，住在兵营里的单身男人的问题尤为严重。按十七世纪奥斯曼旅行家伊福利亚·塞利比的记述，每个兵营里有两千人居住在里面。181还有的就住在公共浴池和汉恩里。即使国家做出各种努力，仍是无济于事。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这些移民已经成为首都政治骚乱的积极参与者。182这种移民状况还造成经济问题，使市场难以保持稳定、价格飞涨、失业加剧。移民们主要从事一些特定的低级劳动，例如搬运工和船工。到十九世纪初的时候，这群人像耶尼色里一样成为难以控制的破坏力量。这些移民中年轻、单身的男人居多，很容易卷入都城里发生的暴力事件，包括政治上的和经常普遍发生的日常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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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 国家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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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各种暴力事件，国家的应对措施也各不相同。从城中普通居民的角度来看，政府的反应实际上加剧了暴力程度。这暴力充斥着他们的生活，使生存的不确定性以及暴力的不可控性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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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国家一样，奥斯曼帝国也试图掌控百姓的活动。有时还会采取宵禁的形式。艾哈迈德一世1603年一登上王位就是这么做了。183他严格控制所有夜间活动，人们在城中走动必须带灯笼出行。如有违反立即逮捕，甚至就地正法。184穆拉德四世在夜间微服出行的时候，如果发现任何人没带灯笼，就会立即将其处死。一天晚上，在霍克帕夏马哈勒，他遇见霍克帕夏清真寺伊玛目的儿子才结束晚祷路过清真寺返家。穆拉德问这位年轻人他是否听说过夜间出行必须带灯的命令，还没等年轻人回答，他就毙命了。185女人出行尤其受到限制。因为她们在街上露面被视作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尤其是人心浮动的庆祝场合，比如斋月。1810年的斋月期间，于斯屈达尔的妇女们在当权者看来太过乍眼了。一开始就是走访朋友，然后又开始朝拜清真寺，再后来她们在市场闲逛到很晚，还在步道街漫步。至此，当局开始有所反应，施行了宵禁，由公告传报员公布，禁止妇女夜间外出。186守夜人员在各个街区巡逻、耶尼色里安全部队或者警察（在十九世纪成立之后）在城中各个地区维持治安。潜在的热点场所，比如妓院都在监督之下；各种不同信息网络收集有关潜在的捣乱分子的消息。根据威尼斯大使彼得罗·福斯卡里尼的记载，在1637年的伊斯坦布尔，穆拉德四世对都城所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福斯卡里尼的继任者埃尔维斯·康塔里尼说，他到处都有奸细。187政府官员还可以从各个马哈勒的居民那里收集情报。1811年的情况就是这样。皇家卫队长阿卜杜拉阿加在考斯库阁(13)专门接待于斯屈达尔的各界有声望的居民。他先是与他们谈论到处都缺乏秩序的问题，然后请求他们，如果他们知道有任何人，无论是什么重要人物，如果参与了不合宜的活动都要告诉他。并且，他向他们保证，当权者会不遗余力地对局势负责的。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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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伊城内的军界和移民所带来的问题尝试各种措施予以解决。政府针对水手问题，做出一个特殊的行动计划。此前水手们住在加拉塔和卡西姆帕夏为移民工人预备的工棚里。政府在十八世纪末的时候为他们建了特殊的住宅，但没产生什么显著效果，因为水手们和从前一样，继续逃避政府管理。189为了用集体责任感的概念来控制移民以及保证城市的秩序和稳定，国家施行了各种担保制度。这种体制下，所有移民都必须有一位诚实、正直的城市固定居民成为他的担保者。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苏丹们越来越强力施行担保者制度，因为城中的移民问题日趋严重。1567年，塞利姆二世授权给街区一级的掌权者，让他们负责管理所有欧洲领土和安纳托利亚领土的移民。从1580年开始，一项规定要求，任何没有担保者也没有工作的移民，都不得住在社区区域内，包括工棚、旅馆或者店铺内。任何留宿、收受贿赂，或者协助者，都会蹲禁闭。190尽管采取了所有这些管控措施，但是很显然这些尝试最终归于失败，并且情况甚至更加恶化。到马哈茂德一世的时候，对待移民的办法是遣返，连担保制度都不用了。塞利姆三世用更系统的方式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对非法移民可能逗留的住处每六个月检查一次，对移民和他们的担保者进行登记。191到马哈茂德二世执政的时候，人们找到一个激进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将移民工人的住处逐渐取消。这一行动深受大众欢迎，因为工棚区所产生的问题已经严重到使城中全体居民从心底里无法忍受那些淫窝、争斗，甚至按有的记载，还有疾病。到了这一步，担保制彻底破产，已经没有人愿意承担那个责任了。加拉塔和卡皮花园的工棚在1812年爆发的瘟疫中被彻底取缔。这场瘟疫成了一个很好的借口。192耶尼色里问题由同一位苏丹以更加激烈的方式予以终结。在1826年的“吉祥事件”中，耶尼色里集体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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