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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 [:170532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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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 国家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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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各种暴力事件，国家的应对措施也各不相同。从城中普通居民的角度来看，政府的反应实际上加剧了暴力程度。这暴力充斥着他们的生活，使生存的不确定性以及暴力的不可控性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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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国家一样，奥斯曼帝国也试图掌控百姓的活动。有时还会采取宵禁的形式。艾哈迈德一世1603年一登上王位就是这么做了。183他严格控制所有夜间活动，人们在城中走动必须带灯笼出行。如有违反立即逮捕，甚至就地正法。184穆拉德四世在夜间微服出行的时候，如果发现任何人没带灯笼，就会立即将其处死。一天晚上，在霍克帕夏马哈勒，他遇见霍克帕夏清真寺伊玛目的儿子才结束晚祷路过清真寺返家。穆拉德问这位年轻人他是否听说过夜间出行必须带灯的命令，还没等年轻人回答，他就毙命了。185女人出行尤其受到限制。因为她们在街上露面被视作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尤其是人心浮动的庆祝场合，比如斋月。1810年的斋月期间，于斯屈达尔的妇女们在当权者看来太过乍眼了。一开始就是走访朋友，然后又开始朝拜清真寺，再后来她们在市场闲逛到很晚，还在步道街漫步。至此，当局开始有所反应，施行了宵禁，由公告传报员公布，禁止妇女夜间外出。186守夜人员在各个街区巡逻、耶尼色里安全部队或者警察（在十九世纪成立之后）在城中各个地区维持治安。潜在的热点场所，比如妓院都在监督之下；各种不同信息网络收集有关潜在的捣乱分子的消息。根据威尼斯大使彼得罗·福斯卡里尼的记载，在1637年的伊斯坦布尔，穆拉德四世对都城所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福斯卡里尼的继任者埃尔维斯·康塔里尼说，他到处都有奸细。187政府官员还可以从各个马哈勒的居民那里收集情报。1811年的情况就是这样。皇家卫队长阿卜杜拉阿加在考斯库阁(13)专门接待于斯屈达尔的各界有声望的居民。他先是与他们谈论到处都缺乏秩序的问题，然后请求他们，如果他们知道有任何人，无论是什么重要人物，如果参与了不合宜的活动都要告诉他。并且，他向他们保证，当权者会不遗余力地对局势负责的。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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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伊城内的军界和移民所带来的问题尝试各种措施予以解决。政府针对水手问题，做出一个特殊的行动计划。此前水手们住在加拉塔和卡西姆帕夏为移民工人预备的工棚里。政府在十八世纪末的时候为他们建了特殊的住宅，但没产生什么显著效果，因为水手们和从前一样，继续逃避政府管理。189为了用集体责任感的概念来控制移民以及保证城市的秩序和稳定，国家施行了各种担保制度。这种体制下，所有移民都必须有一位诚实、正直的城市固定居民成为他的担保者。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苏丹们越来越强力施行担保者制度，因为城中的移民问题日趋严重。1567年，塞利姆二世授权给街区一级的掌权者，让他们负责管理所有欧洲领土和安纳托利亚领土的移民。从1580年开始，一项规定要求，任何没有担保者也没有工作的移民，都不得住在社区区域内，包括工棚、旅馆或者店铺内。任何留宿、收受贿赂，或者协助者，都会蹲禁闭。190尽管采取了所有这些管控措施，但是很显然这些尝试最终归于失败，并且情况甚至更加恶化。到马哈茂德一世的时候，对待移民的办法是遣返，连担保制度都不用了。塞利姆三世用更系统的方式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对非法移民可能逗留的住处每六个月检查一次，对移民和他们的担保者进行登记。191到马哈茂德二世执政的时候，人们找到一个激进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将移民工人的住处逐渐取消。这一行动深受大众欢迎，因为工棚区所产生的问题已经严重到使城中全体居民从心底里无法忍受那些淫窝、争斗，甚至按有的记载，还有疾病。到了这一步，担保制彻底破产，已经没有人愿意承担那个责任了。加拉塔和卡皮花园的工棚在1812年爆发的瘟疫中被彻底取缔。这场瘟疫成了一个很好的借口。192耶尼色里问题由同一位苏丹以更加激烈的方式予以终结。在1826年的“吉祥事件”中，耶尼色里集体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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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影响城中居民人身安全的暴力事件和犯罪行为所采取的措施，有两个突出特点：集体主义和大力宣传。奥斯曼社会的功能性是同类特点的居民住在同一街区，个人特点完全被忽略。故此，伊斯坦布尔的居民是分群聚居的——例如，按宗教分的话，东正教在宗主管理下；犹太人在首席拉比的领导下。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这种方式非常易于管理，就如税收程序被大大简化那样，即每年一次性集中收税，免除政府向个人收税的繁琐和麻烦。与此类似，伊斯坦布尔的手艺人和商人都被归类到艾斯纳夫贸易群体或者行业协会中，例如搬运工、船工，或者铜匠。在特殊场合，比如苏丹儿子的割礼庆典上，人们展示自己工艺品是以这些行业协会为单位进行的。行业协会官员负责成员的操守表现、应付款项、职业标准修正以及所有与市场有关的活动。在这一方面，国家同样是受益于最小化干预以及最大化管控，而供养和福利的责任则落在别人身上。苏丹们都试图通过连坐的方式来达到防治暴力的目的，那就是让一个群体与另外一个群体对抗。193苏莱曼一世所做的正是这样。他曾威胁耶尼色里说他会利用集中住在工人宿舍的移民来对付他们。他们在调查犯罪案件的时候也使用了这一方法。通过刑讯逼供这一非常普遍的方式来获取信息，信息可能是包罗万象的，而对象可能是处于犯罪现场附近的人，而不是直接参与犯罪的人。举例来说，发生盗窃案件的市场里的商人可能被捉并受到拷打。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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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和调查案件的过程中同样使用这种连坐的方式。为了某一事件，或者怀疑可能发生的事件、与其成员之一有关的一群人都会受到惩罚。就像行业协会领导要为本协会成员所犯的错负责任一样，希腊东正教教主或者首席拉比都要为他们下属会众的行为负责。仅仅是怀疑就足以成为惩罚某一群体成员的理由，不必考虑是否存在群体参与的证据，个体犯罪就更是如此。1528年，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案，人被杀光，东西被抢劫一空。一些做日工的单身阿尔巴尼亚人成为嫌犯。结果，八百名单身男性面包师、做蜡烛的、小贩、厨师和伐木工在市场和街上被抓并当场处死。惩罚如此严厉、专制，其目的是为了对恶棍和劫匪产生威吓，以避免此类事件继续发生。根据帕塞维的记载，这个目标成功达成。195但是，这种过度行为有人认为是走得太远了，至少慕内辛巴西·艾哈迈德·狄德是这样认为。对他来说，苏莱曼一世在街上对商贩滥杀以回应抢劫和谋杀，与伊斯兰教法是不相符合的。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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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应该让人看起来是在社会能够容忍的范围之内。过分的酷吏做法会导致相关官员落马。约翰·桑德森以这样的方式评价苏丹在外出征期间哈桑帕夏的暴力统治以及他本人的极端残酷本性，“皇太后在儿子回来的时候要了他的项上人头”。197维齐尔菲尔海德帕夏向苏丹报告预谋中的耶尼色里反叛（其中一个要求就是要菲尔海德帕夏的项上人头）的幕后人物就是前塞尔达尔（军事指挥官）希南帕夏和希格拉扎德·希南帕夏。苏丹下令剜去希南帕夏的双眼，流放希格拉扎德·希南帕夏。但是菲尔海德帕夏并没有执行剜眼的刑罚。因为他手下有人劝阻他，认为这样的刑罚太过暴虐，并且奥斯曼帝国以前并没有施行过。如果大维齐尔这么做了，他在人民中间就会获得恶劣的名声。并且，还有将剜眼变成例行惯例的风险，会让很多无辜之人因此受苦。对此，菲尔海德帕夏是要负责任的。按塞兰尼奇的记载，大维齐尔因此并没有剜去前塞尔达尔希南帕夏的眼睛，而是将他流放到马尔卡拉，将希格拉扎德流放到塞宾卡拉堡垒，还有一说是到了阿克塞西尔（Akşehir）。198其实，剜眼的刑罚之前由穆拉德一世施行过。据说他剜了儿子塞弗希的眼睛，因其在1373年与拜占庭约翰五世的儿子安德洛尼卡联合，试图篡位。199不论奥斯曼人以前是否施行过这项刑罚，故事的重要一面在于刑罚要有界限的观念以及民众反响的重要性。在奥斯曼帝国，除非能够带来明显的益处，否则做任何事情都要避免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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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很低的层次上，包括维持治安过度激进以及不公的刑罚，都是不能容忍的。塞利姆三世的舰队司令警告耶尼色里在于斯屈达尔的安全要员，说他逮捕两名无辜的船员来显示他工作干练、有效率，这很让司令恼火。司令表示要想指控任何人并将其吓到半死，必须要有十分足够的理由。如果他胆敢再如此妄为，他就会亲自赶到于斯屈达尔将其吊死在树上。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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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集体连坐制度，在维持秩序、建立以苏丹为制衡的金字塔式实效管控模式上，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然而其危险性在于，在金字塔的顶部，这一制度是存在负面问题的。团结就是力量，而在暴力里的团结则极为危险。就像耶尼色里为了保护其成员的利益会以激烈的方式进行回应，其他团体也同样如此。根据罗的记载，大维齐尔“粗鲁地”用脚踢一位卡迪，结果惹怒了众多的卡迪们。于是他们加入西帕希的反叛行列。2011590年，有卡迪因为滥用职权被逮捕，其他卡迪便跑到咖啡馆寻求卡迪助理代米斯曼德和神学生声援，鼓动他们说逮捕卡迪就是背叛乌理玛，暗示他们这些卡迪被捕就意味着对他们所有人的逮捕。人们聚集在法提赫清真寺，但是其中有人向大维齐尔告了秘。结果有七名卡迪被捕，并被投进耶蒂库尔的监狱。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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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刑罚》，摘自施威格所著《从德国到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的新发现》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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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用使城中居民群体利益一致的方法来防止犯罪和暴力事件的发生。此外，他们还把城市当做画布，在上面勾画和演示刑罚的具体应用，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造反者被砍下的头颅要在“易卜拉特塔西”（ibret taşi）石头上示众，那是位于托普卡帕宫中门奥尔塔卡皮前的“警示之石”。像对待那十七个非穆斯林奥斯曼人叛徒一样，他们在1790年战场上帮助了敌人，他们的尸体被悬挂于各个城门示众，以儆效尤。203妓女的尸体为了防备被男人观看，要先装在口袋中，然后也会高悬示众。举个例子，塞利姆三世命令在城中召开集会，他挑选了六个声名狼藉的妓女，把她们吊死在六个城门之上，并警告说今后再有被捉到的，就要“喂鱼”了。204很多妓女在淹死或勒死后尸体被扔进大海。205然而，不是所有的妓女都会被淹死，因为巡行在雅米斯码头和艾米诺努之间的金丹门附近船工会从海里救上来一些。206违反法律的人，会被就地正法。例如不同服装就是不同的符号，当有人在街上被看到穿了不属于他名分的衣服，就会当场处死。违反市场规则的店主会被吊死在店门口，以警示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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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还可能极端残忍，成为非常形象的违法乱纪的提醒。1596年，一名臭名昭著的耶尼色里抓住一个德高望重的伊玛目的儿子，该男子外貌俊美，还是处男，耶尼色里带着他招摇过市。对他的刑罚极为奇特，也非常恐怖。他们两人在于斯屈达尔被抓，人们要求男孩讲出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人们在托普哈内将那位耶尼色里用布缠裹起来，塞进炮筒，并点燃大炮。这种恐怖的刑罚方式真是骇人听闻。207像这样的死刑方式野蛮而公开，对百姓来讲，起到印象深刻的有效警示作用，同时也显示出国家的权威性。像侯赛因帕夏谋反的事情尤属此例。在1600年，他人生走到了终点，结局尤其令人作呕。他的衣服被扒掉，手和腿被斧头砍断，赤裸着身体脸朝后放在驮马上。他的脖子上缠着皮带，中间裹着燃烧的蜡烛。接下来他被公开处死，尸体钉在欧顿门前面的挂钩上。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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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不道德行为方面也会使用酷刑。黑博勒竭力解释说土耳其人是有惩罚措施的，这与西方人认为奥斯曼社会对各种不道德行为非常宽容的观点完全对立。为了支持他的论点，他讲到一个案子，一名奥斯曼希腊男人与一名穆斯林寡妇由于通奸被投进监狱，他们被拴在驴上游街，女人在前面，男人在后面，都是脸朝后。女人手里拿着缰绳，男人手里拉着尾巴。当来到鱼市时，男人被剥光衣服，手脚被捆着，活着用钩子穿过他的肋骨，并从身体的另一边穿出来。女人被放进口袋，让男人眼看着溺死在海里。尸体随后交给她的亲属。男人存活了三天，最后是有人给了他毒药才结束了痛苦。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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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对娼妓的惩罚》，摘自让·杜蒙特（Jean Dumont，Sieur du Mont）所著《勒旺新旅》（A New Voyage to the Levant）（伦敦，1705）第266页和267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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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还会采取羞辱人格，而不是凶残骇人的方法。1577年的一个案件就是这种情况。有两个外国人，一个是威尼斯船东，另一个是与他一起工作的水手。他们在加拉塔与两个女人一起被捉，一个女人是土耳其人，另外一个是奥斯曼希腊人。那位船东光着头和双脚，被强行要求只穿棉布内衣在罗萨游街，十分羞辱。所有的商人和他的朋友都被招来，带到撒巴西面前。船东被打九十七板子，而那位船员，由于是被船东引入歧途，则只在脚掌上挨了几下打。那两位妇女屁股上挨了打，但是衣服没被除去，她们后来被投进监狱。一开始，男人所受的刑罚是割包皮，但是后来减轻到男人只需要付给撒巴西一千泰勒就可以解决问题。这个数字又由于商人们的请求而减至四百到五百泰勒。另外还要付给苏丹一千泰勒。两个男人一个月后被释放，船东除了支付他自己的罚金，还要替水手付罚金，因为那位水手没有钱。这实在是一次昂贵的经历。就像格拉克记述的，这项娱乐活动花了他们近两千泰勒。(1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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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犯罪的回应不是都那么暴力，刑罚还包括监禁、流放或者关禁闭。社会上的重要人物都被囚禁在臭名昭著的耶蒂库尔。但是在那里，他们过得也许没有那么不舒服。利斯哥很吃惊地记述到，“那里空气怡人，对排解忧郁情绪很有帮助”。211不管惩罚是什么，实践中总有随意性和灵活性的因素。这意味着，没有严格的规则规定某种形式的暴力对应某种形式的刑罚。不同时期、不同个人，刑罚会随机而变。根据被告的社会地位不同，同样的罪行会有不同程度的刑罚。由于苏丹个性和偏好不同，也会影响所施行的惩罚。例如，为了某些过犯，有的大维齐尔侥幸得以保命，而另外的却不能。纳苏赫帕夏因为向其岳父艾哈迈德一世隐瞒哥萨克攻占锡诺普的消息而付出生命的代价；而穆拉德三世执政时期的菲尔海德帕夏，虽然他隐瞒了摩尔达维亚的真实情况，但仍保住了性命。212个人也是这样，他们会发现同样的罪行会有不同的刑罚。仆人会被杀，但是更高社会地位的人却不必死；妓女因卖淫会被处死，但她们的顾客却不会。人们可能会为了所作出的疯狂举动而立时毙命，一个人在周五祷告仪式上向塞利姆三世扔石头就是这样。213或者，也可能会被送到精神病院，214或者流放。1703年，一个人在圣索菲亚清真寺周五祷告仪式上，将讲坛的旗帜抓在手里，口里高喊着让“穆罕默德的人民”跟随他。经调查他的确是个疯子，于是便被流放到利姆诺斯岛。215因为偷窃被判处死刑之前会施以酷刑，或者，如果他们向苏丹申请，可能就是以绞刑了事。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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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的程度与当时城中负责人的个性有很大关系。活跃于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的耶尼色里阿加高丝·穆罕默德阿加以其对待耶尼色里士兵的严苛态度和强硬执法手段著称。无论什么时候他捉到一名妓女，都会将其绞死。他的残忍程度可以这样来形容，任何人如果被他传唤，就得马上进行安葬前的沐浴仪式，并安排遗嘱。217有的苏丹比别的苏丹更倾向于使用严厉的刑罚措施。塞利姆三世就特别坚定地打击卖淫。他会命令相关部门白天晚上在城中对妓院进行排查，并将妓院老鸨、龟公投进监狱。218穆拉德四世在夜间微服出行时，会随时随地施行执法行动。他会将任何他发现与他命令相违背的人就地正法，以致尸体会吓到第二天早晨路过的普通百姓。人们害怕到一个程度，以至于他们不再聚在一起聊天，因为他们绝对相信隔墙有耳。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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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性和灵活性使刑罚的根本性质无法确定。由于制度的腐败，刑罚总是随意更改、可以通融。一位十七世纪佚名历史学者认为当时的情况就是腐败盛行，甚至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也能当上管理人员。钱就是一切。220虽然实际情况可能不像他描述得那么严重，但是，腐败的确无处不在。艾哈迈德三世微服巡城的时候，就亲眼见到这种情况。2211623年，英国大使托马斯·罗爵士对大维齐尔显然没有什么好印象，他在给杜德雷·卡尔顿爵士的信中说：“大维齐尔的良知和负疚感一直让他寝不安席，甚至睡觉都要斜眼四望。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位维齐尔的管辖生活”。222很久之后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对待他的海军大臣，就是以类似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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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贿对屈枉正直、逃脱法律制裁非常有效。在十六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即使是被判绞刑的小偷和杀人犯，也可以通过向伊斯坦布尔撒巴西卡拉·黑泽尔支付巨额贿赂而为自己买得自由。223卡拉·黑泽尔敛财，不仅是从罪犯手里，还能从没犯罪的人那里搜刮。有一次，他指控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妇人将男人带到家里行淫，并告诉她苏丹已经下令要对她施以酷刑。虽然整个街区都能为这位妇人的名誉和正直表现担保，但是由于害怕，她还是支付给他一百金币才得以释放。224钦奇·侯赛因先生在易卜拉欣一世的宫廷中是个拉斯普廷(15)式的人物，人称钦奇霍卡。他的唯一作用就是制造贿赂交易。作为首席法官，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卖官的机会，即使是最小的职位，也要付一笔合适的款项。225官职低一些的官员通过受贿疯狂敛财。1594年，一位撒巴西每周都有新的受贿款项进账，却对非法的博萨酒馆视而不见。226穆拉德三世统治时期，城市安全员沿着海边巡逻，搜查妓女出没之处。他们查出一个，便索取六到七个，甚至八个达克特，并威胁说不给钱就将其交给撒巴西。被捉住的人倒是愿意付这笔钱，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被送到撒巴西那里，就会付得更多，并且，一旦被投进监狱，即便是无辜的，也得付一大笔钱才能出来。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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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伊城防暴所做的努力，包括以暴制暴、暴力威吓，再加上所产生的腐败以及刑罚的突变性和随意性，例如就地正法等，这些现象所产生的影响，从很多方面使得城中居民生命财产越发廉价。他们不仅仅成为暴动和刑事犯罪的牺牲品，也成为国家暴力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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