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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对娼妓的惩罚》，摘自让·杜蒙特（Jean Dumont，Sieur du Mont）所著《勒旺新旅》（A New Voyage to the Levant）（伦敦，1705）第266页和267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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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还会采取羞辱人格，而不是凶残骇人的方法。1577年的一个案件就是这种情况。有两个外国人，一个是威尼斯船东，另一个是与他一起工作的水手。他们在加拉塔与两个女人一起被捉，一个女人是土耳其人，另外一个是奥斯曼希腊人。那位船东光着头和双脚，被强行要求只穿棉布内衣在罗萨游街，十分羞辱。所有的商人和他的朋友都被招来，带到撒巴西面前。船东被打九十七板子，而那位船员，由于是被船东引入歧途，则只在脚掌上挨了几下打。那两位妇女屁股上挨了打，但是衣服没被除去，她们后来被投进监狱。一开始，男人所受的刑罚是割包皮，但是后来减轻到男人只需要付给撒巴西一千泰勒就可以解决问题。这个数字又由于商人们的请求而减至四百到五百泰勒。另外还要付给苏丹一千泰勒。两个男人一个月后被释放，船东除了支付他自己的罚金，还要替水手付罚金，因为那位水手没有钱。这实在是一次昂贵的经历。就像格拉克记述的，这项娱乐活动花了他们近两千泰勒。(1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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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犯罪的回应不是都那么暴力，刑罚还包括监禁、流放或者关禁闭。社会上的重要人物都被囚禁在臭名昭著的耶蒂库尔。但是在那里，他们过得也许没有那么不舒服。利斯哥很吃惊地记述到，“那里空气怡人，对排解忧郁情绪很有帮助”。211不管惩罚是什么，实践中总有随意性和灵活性的因素。这意味着，没有严格的规则规定某种形式的暴力对应某种形式的刑罚。不同时期、不同个人，刑罚会随机而变。根据被告的社会地位不同，同样的罪行会有不同程度的刑罚。由于苏丹个性和偏好不同，也会影响所施行的惩罚。例如，为了某些过犯，有的大维齐尔侥幸得以保命，而另外的却不能。纳苏赫帕夏因为向其岳父艾哈迈德一世隐瞒哥萨克攻占锡诺普的消息而付出生命的代价；而穆拉德三世执政时期的菲尔海德帕夏，虽然他隐瞒了摩尔达维亚的真实情况，但仍保住了性命。212个人也是这样，他们会发现同样的罪行会有不同的刑罚。仆人会被杀，但是更高社会地位的人却不必死；妓女因卖淫会被处死，但她们的顾客却不会。人们可能会为了所作出的疯狂举动而立时毙命，一个人在周五祷告仪式上向塞利姆三世扔石头就是这样。213或者，也可能会被送到精神病院，214或者流放。1703年，一个人在圣索菲亚清真寺周五祷告仪式上，将讲坛的旗帜抓在手里，口里高喊着让“穆罕默德的人民”跟随他。经调查他的确是个疯子，于是便被流放到利姆诺斯岛。215因为偷窃被判处死刑之前会施以酷刑，或者，如果他们向苏丹申请，可能就是以绞刑了事。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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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的程度与当时城中负责人的个性有很大关系。活跃于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的耶尼色里阿加高丝·穆罕默德阿加以其对待耶尼色里士兵的严苛态度和强硬执法手段著称。无论什么时候他捉到一名妓女，都会将其绞死。他的残忍程度可以这样来形容，任何人如果被他传唤，就得马上进行安葬前的沐浴仪式，并安排遗嘱。217有的苏丹比别的苏丹更倾向于使用严厉的刑罚措施。塞利姆三世就特别坚定地打击卖淫。他会命令相关部门白天晚上在城中对妓院进行排查，并将妓院老鸨、龟公投进监狱。218穆拉德四世在夜间微服出行时，会随时随地施行执法行动。他会将任何他发现与他命令相违背的人就地正法，以致尸体会吓到第二天早晨路过的普通百姓。人们害怕到一个程度，以至于他们不再聚在一起聊天，因为他们绝对相信隔墙有耳。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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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性和灵活性使刑罚的根本性质无法确定。由于制度的腐败，刑罚总是随意更改、可以通融。一位十七世纪佚名历史学者认为当时的情况就是腐败盛行，甚至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也能当上管理人员。钱就是一切。220虽然实际情况可能不像他描述得那么严重，但是，腐败的确无处不在。艾哈迈德三世微服巡城的时候，就亲眼见到这种情况。2211623年，英国大使托马斯·罗爵士对大维齐尔显然没有什么好印象，他在给杜德雷·卡尔顿爵士的信中说：“大维齐尔的良知和负疚感一直让他寝不安席，甚至睡觉都要斜眼四望。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位维齐尔的管辖生活”。222很久之后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对待他的海军大臣，就是以类似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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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贿对屈枉正直、逃脱法律制裁非常有效。在十六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即使是被判绞刑的小偷和杀人犯，也可以通过向伊斯坦布尔撒巴西卡拉·黑泽尔支付巨额贿赂而为自己买得自由。223卡拉·黑泽尔敛财，不仅是从罪犯手里，还能从没犯罪的人那里搜刮。有一次，他指控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妇人将男人带到家里行淫，并告诉她苏丹已经下令要对她施以酷刑。虽然整个街区都能为这位妇人的名誉和正直表现担保，但是由于害怕，她还是支付给他一百金币才得以释放。224钦奇·侯赛因先生在易卜拉欣一世的宫廷中是个拉斯普廷(15)式的人物，人称钦奇霍卡。他的唯一作用就是制造贿赂交易。作为首席法官，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卖官的机会，即使是最小的职位，也要付一笔合适的款项。225官职低一些的官员通过受贿疯狂敛财。1594年，一位撒巴西每周都有新的受贿款项进账，却对非法的博萨酒馆视而不见。226穆拉德三世统治时期，城市安全员沿着海边巡逻，搜查妓女出没之处。他们查出一个，便索取六到七个，甚至八个达克特，并威胁说不给钱就将其交给撒巴西。被捉住的人倒是愿意付这笔钱，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被送到撒巴西那里，就会付得更多，并且，一旦被投进监狱，即便是无辜的，也得付一大笔钱才能出来。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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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伊城防暴所做的努力，包括以暴制暴、暴力威吓，再加上所产生的腐败以及刑罚的突变性和随意性，例如就地正法等，这些现象所产生的影响，从很多方面使得城中居民生命财产越发廉价。他们不仅仅成为暴动和刑事犯罪的牺牲品，也成为国家暴力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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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 百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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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各位苏丹在努力防暴、遏制犯罪；另一方面平民百姓也以各种方式回应不论是耶尼色里，或者是政府，又或者是普通刑事犯罪所引发的暴力事件：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其中，也会吓得目瞪口呆地观望，或者自娱自乐地看热闹，并且，他们一定会团结起来保护自己。总之，他们既是奥斯曼都城暴力之都的贡献者，同时也是其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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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中的严重政治动乱不可避免地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到城中居民的生活。1703年，按那时的一位《当代奥斯曼历史》的匿名作者所记，“伊斯坦布尔的所有居民，不管愿意与否，都卷入了那场叛乱”。228这位匿名历史学者的观点是，人们是被迫加入反叛行列的。这说明普通大众不可避免地会牵涉进叛乱活动，不管他们喜欢与否，他们是被迫参与的。但是比这个观点更容易让人相信的是，百姓似乎拥有更多的独立选择权。人们绝不总是被动地被拉进反叛行列的。相反，他们可以选择远离。在1730年，帕特罗纳·哈利勒试图推翻艾哈迈德三世。百姓所做的正是这样。“在不知道局势会引向何处的时候，他们不做任何选择，在恐慌中把自己关在家里”。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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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至1809年间高度不稳定、快速变化的政治局势，使百姓经常落入无法解脱的暴力受害者的境地。海军舰队司令拉米兹帕夏对耶尼色里聚集地阿加门（耶尼色里总部）进行炮轰——根据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的记载，这是一次报复行动——不仅没能驱散他们，反倒产生了事与愿违的负面效果。这次轰炸给耶尼色里提供了反政府的言论武器，也将被炮火吓坏了的百姓推倒耶尼色里一边。大部分炮弹并没有击中目标，反而像下雨一样落在其他地方，例如库姆卡普、贝亚济区、维法和苏莱曼伊耶。甚至苏莱曼尼耶清真寺(16)都被击中，原来有一颗炮弹被不小心打进了清真寺的窗户。还有一颗炮弹击中高官奥斯曼阿加位于霍克帕夏的府邸，一人当场毙命。位于卡皮花园的耶尼清真寺也未能幸免于难。当所有在阿加门的人在炮轰的紧张和恐惧等待的时候，他们派出人骑在马背上到城区四处高喊：“穆罕默德先知的众民啊，这些人用大炮想毁掉清真寺啦，他们要把伊斯坦布尔交给异教徒啦”，230当苏莱曼尼耶被大炮击中的时候，就更给这话增加了分量。与此同时，一群人聚集到考普鲁克和艾米诺努，为要观看放炮的热闹场面。他们被当成是耶尼色里，成为炮击的目标，死于非命。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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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暴力事件都会牵连其他人。有些时候那只是可供观赏的一场热闹，就像火灾一样。按照伊福利亚·塞利比的观点，即便性情温和、文雅、有教养、有绅士风度的人不感兴趣，但是这类事件对普罗大众仍然是具有吸引力的。1649年7月，很多鸦片吸食者以及一些游手好闲之徒从城里蜂拥赶到于斯屈达尔，就为了观看由“匪徒”领袖古尔库·内比、卡提尔希奥格鲁·穆罕默德和卡扎兹·艾哈迈德领导的耶尼色里对塞莱利反叛行动的战斗场面。大维齐尔在卡姆利山坐镇，位于于斯屈达尔的耶尼色里和西帕希人数高达一万人之多。这就需要每日运送五千块面包以及从切克赛斯米运水，因为那时天气炎热。232成千上万的人流向于斯屈达尔，身着盛装，在那里以及百格拉、卡拉萨赫米特苏丹修道院和米思琪恩勒尔修道院寻找合适的地点，好让他们可以舒舒服服地观看即将爆发的战斗。人们所关心的，就是哪个葡萄园或者哪座山包更利于观看。有些人还没找到合适的地点就开始野餐了，他们在路边享用的食品包括熏牛肉、萨库克（开胃香肠）、凯卡瓦尔奶酪、烤鹰嘴豆、坚果和棒子。这些人就像是漫步在通往凯基森的步行道上，又像是在射箭场那里享受生活。他们围坐在一起，或者是在墓地里，或者是在葡萄园中，有的挥舞着衣服到处跑，还有的在放烟花，也有的在玩球，或者是背诗唱歌，骑马周游。有些人甚至混迹于士兵中间，吸烟斗、扇扇子。当战斗打响的时候，会跟奔赴战场的士兵索取饮用水或者点烟斗的火石。有人还带来了弓和箭袋。尽管这些武器非常破旧，羽毛被虫蛀了，但是武器的主人更热衷于说大话，他们保证说要碾碎这些背信弃义的塞莱利叛乱分子。还有另外一些人预言说如果塞莱利分子得胜，那么灾难就会降临。他们说于斯屈达尔的所有人都会被扔进姑娘塔的海里，那时，贫穷、困苦的人即使有一千金币也无法找得到一条船。战斗打响了，持续了一整天，用望远镜观看的人向大家报告着进展情况。最终，塞莱利的部队后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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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福利亚·塞利比对这些人的行为非常愤怒，他们就像是在看好玩的娱乐节目，然而那些战斗中的人们却是在面对生死攸关的大事。他的描述完全没有讨好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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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群孱弱的可怜人，他们腿像蝗虫，是身上无毛的瘾君子。他们流着鼻涕、带着恶兆、弯腰驼背、嘴歪眼斜，在闷热中聚在一起。他们身穿薄外衣，或者是披着印度艾哈迈巴德布，人挨人地坐着，有人手里拿着扇子，有人拿着背挠，观看眼前的战斗情景。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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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热衷观看战斗场面，人们还会抢着看死难者的尸体。尽管他们在1730年帕特罗纳·哈利勒反叛的时候是将自己关在家里静候结果，但他们仍然没忍住，赶出来看了海军舰队司令穆斯塔法帕夏以及穆罕默德帕夏的尸体，还跟着后者走了一段。他们仇恨的眼光就好像有仇要向他们报一样。234他们厌恶地看着尼夫赛赫尔利·达麦德·易卜拉欣帕夏的尸体，并欣然向帕特罗纳·哈利勒表达感谢。但没过多久，当帕特罗纳·哈利勒失败，被新登基的苏丹马哈茂德一世处死时，人们又转而为此雀跃。他们赶来看他被扔在贝布胡马雍的尸体，为他的死而发出感谢。235公告传报员被派到城中各处，公布叛军领袖死亡的好消息。人们从以前忠心支持帕特罗纳·哈利勒的立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表示欢迎这一事件，并为苏丹的成功向真主祈求。236虽然他们愿意帕特罗纳·哈利勒扳倒易卜拉欣帕夏，但是随后的混乱状态并不是他们喜欢的。刚刚用痛恨的眼光看过倒台的大维齐尔的尸体，现在他们又很高兴地观看帕特罗纳·哈利勒的尸体。大众的立场变幻无常，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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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公众再次有尸体可看了。这回是前皇太后侍从优素福帕夏的尸体。他的项上人头是从布尔萨带回来的。之前他被流放，后被处死，尸体停放在易卜拉特塔西。237这颗头颅吸引一大群人来观看，“一连三天，很多人就像看展览一样来看这颗头颅，离开的时候都会再辱骂几句”。238这种活动很显然具有镇静作用，因为人们燃烧起来的热情因此能冷静下来，群众的愤怒程度会随之下降。2391809年人们对放在易卜拉特塔西那警示之石上的卡迪帕夏的人头反应更热烈一些。他倒台的消息使整个城市都翻腾起来，至少根据那时的奥古路奇安的记载是这样。“全城的人都涌到那里，他们冲着那颗头颅叫骂，很多人拽下胡须，他们还吐唾沫在上面，最后整颗头颅都被吐沫盖满，胡须也给拔得一根不剩”。240还有很多人过来会用脚踢它，他们对卡迪帕夏曾试图捣毁耶尼色里，用新的军队代替他们非常愤怒。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施，伊斯坦布尔城里就会连一个活着的耶尼色里也剩不下。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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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城的暴力绝不单单是政治原因，百姓还受普通犯罪、谋财害命、盗窃、绑架和凶杀之害的影响。与任何其他大都市一样，人们会被凶杀、绑架、强奸或者抢劫。甚至有信仰的人也会觊觎他人财物。1807年，在霍克帕夏的公共厕所里发现了一只人的胳膊。市政官穆萨帕夏下令调查。结果发现，是一所麦德莱斯(17)的两位毛拉(18)谋财害命，他们还将死者的屁股和两只脚扔到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的公共厕所里。为此，这两个人被处以绞刑。242一桩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凶杀案于1876年2月在《格拉斯哥前驱报》上连载。这个发生在培拉区的二人命案“既神秘，又惊悚”，死者是两位亚美尼亚姐妹。她们失踪后六个月尸体才被找到。奇怪的是，其中一位姐妹的房东在房租到期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有重新找房客。《格拉斯哥前驱报》写道：“除了这一情况，还有一件事实，那就是这房东所住房间的天花板渗出被杀妇女的血迹。所有这些线索使人们倾向于他就是罪犯，至少也是知情人。”一位加拉塔股票经纪人似乎也有牵连。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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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凶杀案的动机令人匪夷所思，即便有高层调查机构介入，仍无定论。一个箱中尸首的案子，即使是像泽尔尼塞尼扎德·伊斯梅尔阿加这样有能力的博斯坦茨巴西也无法拿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在1805年至1906年间，一条小船在阿尔卡帕(19)外的码头卸下一个木箱子。木箱被交到一个搬运工手里，让他送到海关，说在那里他会发现货主。搬运工把箱子运到了，但是货主并不在那里。于是他丢下箱子，离开了。过了几天，箱子里冒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人们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放着一具尸体。因为尸体是从城外过来的（也因为是从海上来的），人们将此事报了官。大维齐尔和苏丹向博斯坦茨巴西伊斯梅尔阿加提出质疑，如果这是一桩单纯谋杀案，那么尸体应该直接从船上抛到海里。为什么有意要将尸体带到海关？这很难解释。博斯坦茨巴西伊斯梅尔阿加多方努力，仍未获得任何进展。这个案子一直悬而未决。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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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受害人是位大人物，是负责调查案件的大维齐尔本人，结果有时仍然“秘不见官”。1590年，维齐尔优素福帕夏在库鲁塞斯米的家中被人用匕首刺死，是一大早被发现的。大维齐尔希南帕夏天一亮就亲临现场，进行调查。他将随从、阿加以及其他仆人都集中起来，把他们投进监狱施以酷刑，但是仍无结果。调查非常彻底，其范围甚至扩大到外国使馆。尽管如此，罪犯仍未找到。很久以后，杀他的两个仆人的尸体才被发现（优素福帕夏很显然是恶待仆人的）。在事件发生那么久以后才找到他们的尸体，这件事让人很吃惊，同时也引起猜测，那就是在帕夏之死这件事情上，有大人物染指。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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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面对犯罪行为的一个方法是群体认同。国家防暴、控暴使用统一管理的方法，百姓也是如此，他们常常以群体对抗犯罪活动。这样的群体可以是以职业划分的，就像1810年针对搬运工长期受虐问题，人们团结以待之；246或者是1811年的商人们，一些士兵在耶尼清真寺（皇太后清真寺）的院子里殴打一位妇女，他们用关自己店铺和关百叶窗的杆子痛打了这些士兵；247或者，同一宗教的人可以组成一个群体来保护自己免受迫害。1810年巴拉特的犹太人向驻扎在那里的耶尼色里发起攻击，下定决心要保护自己不再遭受他们长久以来所受的耶尼色里的迫害，他们已经到了不计后果的程度。这次冲突之后，他们中有些人被抓，有的则被绞死。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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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确定伊斯坦布尔市民身份归属的一个标志是马哈勒，事实上对任何奥斯曼人都是如此——不管他走到帝国的哪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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