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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清真寺既豪华又壮观，是建筑工程史上的奇迹。它们彼此之间也是竞相斗艳，要成为最大、最好。穆罕默德二世发出指令，要求在这座新近征服的都城里建一座他的清真寺，要在“高度、漂亮程度和规模上……与现存最大、最好的圣殿媲美。他下命令要人们挑选、准备材料，除了大量规格适中、外形漂亮的柱石，还有最好的大理石以及其他昂贵的打磨好的石料，还有大量的铁、铜、铅，及其他所需材料”。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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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穆罕默德二世及其继任者们相抗衡的建筑是圣索菲亚。图尔松贝伊是穆罕默德执政期间的司法大臣，他不客气地将这座高大建筑形容为学徒之作。其他人却对其赞赏有加。尼古拉斯·德·尼古拉于十六世纪中期陪同法国大使造访苏莱曼一世的宫廷，对他来说，这是“庄严、壮丽、宏伟之作，其华美无与伦比”；63对穆拉德三世的御医多曼尼科来说，想描述这座殿宇，就像“沧海泛舟”一般。64图尔松贝伊虽然承认圣索菲亚的影响力，但仍认为穆罕默德清真寺要超越于她。因为后者“不仅传承了圣索菲亚的所有精华，还将现代无可媲美的最新风格融入进去，彰显出摩西洁白之手的光辉和神力”。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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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图尔松贝伊的眼中穆罕默德清真寺超过了圣索菲亚，但是圣索菲亚对很多人来说，其卓尔不群、为人争相效法的地位仍然不可撼动。艾哈迈德一世很显然也受到这个欲望的驱动，要让自己的清真寺不论在形式上和美感上都要超过圣索菲亚。毋庸置疑，他成功了。66佳菲尔先生是十七世纪早期一本建筑专著的作者。根据他的记载，艾哈迈德清真寺成为伊斯坦布尔所有苏丹清真寺中最华美的一座，是“清真寺大军中的总司令”。67几个世纪以后，这座清真寺风韵犹存。艾哈迈德·汉姆迪·坦比纳是一位著名诗人，也是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作家和文学历史学家。对他来说，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的内部装饰堪比“天堂花园”，也恰似“蓝色春梦”。68苏莱曼一世也决意修建最好的。他的建筑师是著名的米马尔·希南。此人除了在奥斯曼帝国范围内兴建很多清真寺和建筑物以外，还曾是塞赫扎德、苏莱曼伊耶和塞利姆伊耶清真寺的建筑师。他立志要给这个清真寺修一个比圣索菲亚圆顶更大的圆顶。69他所造的是“可以与世界七大奇观媲美的作品”，70这是乔万尼·弗朗西斯科·杰梅利·卡雷利后来所同意的定论。他把这座清真寺描述为“毫无疑问是我所见过最精美的”。71对多曼尼科来说，除了圣索菲亚，这是最美丽的清真寺。他写道，“由各种各样的大理石刻成的柱石，极其美丽地装饰着这座清真寺，四周的建筑包括医院、学校、浴池以及其他住宅，都被充分利用着。”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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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们在清真寺的修建上一掷千金，展现这个国家的丰功伟绩。多曼尼科记载苏莱曼在苏莱曼伊耶的修建上使用了两百五十块金块。73在修建过程中，从远方运来顶梁柱，一根来自亚历山大，一根来自巴勒贝克；白色大理石来自马尔马拉；斑岩理石从另外的地方运来；绿色的大理石是来自阿拉伯。门是由乌木制成，能工巧匠在其上镶嵌了珍珠。玻璃是由最有名的玻璃工匠萨尔霍斯·易卜拉欣上彩、雕刻。穹顶的里面刻着著名书法家卡拉希萨里所写的书法。每扇门都刻着不同的文字，是由最著名的雕刻家雕刻而成。把这些柱子立起来，用了成千上万的阿杰米欧古兰（耶尼色里预备队的年轻人）。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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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德一世甚至在他的清真寺打地基之前，就花费大量金钱买下包括维齐尔府邸的各种建筑物，以便拆毁之后给行将修建的清真寺腾出空地。75他在他的清真寺上的花费不计其数，按卡雷利的记载，其华美超过圣索菲亚，76这是个融入他很深个人情感的工程，甚至他本人亲自参加其建设。他与普通工人为伍，用衣襟兜土，还高喊着，“真主啊，这是你仆人艾哈迈德的侍奉，愿它在你面前被你悦纳。”77据说他每天都亲临工地，并亲自支付工人的工钱。78虽然他这样努力，却还是没能活着看到工程竣工。他死于1617年，就在完工之前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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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德一世清真寺后来成为最后的大型皇家清真寺。虽然后来皇家清真寺也在建设，尤其是苏丹皇太后吐尔汗苏丹清真寺，其华美，“用一句话来形容，无论是对称结构还是经济上的花费，人眼所见的，没有比这再美了”。79维齐尔们也兴建清真寺——例如，考普鲁路斯家族，这是活跃于十七世纪后叶的大维齐尔家族，或者，就在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不久的大维齐尔马哈茂德帕夏，他也热衷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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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般认为，是经济紧张导致皇家清真寺建设走向消亡。可能有必要回顾一下，奥斯曼帝国在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早期那段时间的主要敌人不是埃及的马穆鲁克，就是伊朗的萨法维王朝，这两个都是伊斯兰强国。来自埃及的威胁终结于1517年奥斯曼对该国的占领，而来自伊朗的危险到艾哈迈德统治时期大大减弱。与帝国前一百五十年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苏丹们的大型建设方向，从清真寺改到了皇宫，例如多玛巴切宫、契拉昂宫、贝西克塔斯宫和贝勒贝伊宫，这些宫殿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角度望去都清晰可见、赫然在目。现在的竞争对象与欧洲国家有关，所以修建这些宫殿也是与头脑中的欧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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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皇家清真寺院以及或大或小的威齐夫除了体现统治者的权力和合法性，还对奥斯曼社会的运作具有更进一步的重要贡献。它们是社会经济保持良好状况的基础。它们提供就业机会、拥有商业地产并且刺激经济活动。城市的日常商业活动与它们密不可分。威齐夫还致力于城市基础设施维护，例如，其周边地区的道路保养。巴拉特的亚美尼亚教堂所属威齐夫定期为区域内的道路维修和改造提供资金。苏莱曼伊耶所属威齐夫负责维修城墙外面从耶蒂库尔到埃格里卡皮的道路。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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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清真寺建筑群需要从普通工人到特殊工匠的大量劳力，也涉及大量的原材料，并且工时会持续很多年。例如艾哈迈德一世清真寺，从1609年到1617年，共耗时八年。所以，单单是工程本身就代表了对经济的刺激。一旦建成，整个寺院会直接雇佣大量人员来进行经营管理。有七百人在苏莱曼伊耶工作，81在1490年，有四百九十六人在穆罕默德二世清真寺工作。82经营所需收入来自寺院所有的商业企业，这样又间接为成千上万人提供就业机会，从而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除了大型清真寺院，其他的小型威齐夫的收入也是源自其自有商业企业。这样，客店、哈马姆、住宅可供出租，店铺、咖啡馆、博萨汉恩（销售博萨的店铺，博萨是发酵粟米制成的一种酒）、市场、磨房、面包房、工厂、公共体重计、储存羊头、羊蹄的仓库、屠宰场、榨油厂、染坊以及制革作坊，这些都能成为威齐夫的财产。1478年，来自2360间店铺、1300栋住宅、4家客店、30个博萨汉恩以及23间羊头和羊蹄仓库的收入，被专门指定用于修缮圣索菲亚清真寺以及相应用工。83苏莱曼伊耶的收入来自221个村庄、30块田地、2个马哈勒、7个磨房、2个渔场、2个码头、1块草场、2个农场、5个村庄以及两个岛屿的出产。841773年至1774年间捐赠的穆斯塔法三世威齐夫，包括数家玻璃厂、奶牛场、一间制瓦厂、一个蜡烛工厂、一个硫黄工厂、几个锦缎靠垫作坊、一个铅弹厂、榨油厂。这些或者建在皇家领地，或者建在专为马哈茂德帕夏的威齐夫之用而购买的土地上。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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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人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被威齐夫所左右。手艺人在威齐夫所属的作坊里工作，然后将他们的商品在威齐夫所属的店铺或者市场出售。商人需要在威齐夫的客店住店，人们在威齐夫所属的咖啡馆和博萨汉恩吃喝，住的房子是从威齐夫租来的，去的哈马姆也是威齐夫的，购物菜店和面包房也是。一句话，城市的经济生活在很高程度上是围着威齐夫在转的，不仅依赖于它而且受其刺激而发展。威齐夫不仅是伊斯坦布尔福利供应的中心，也是其经济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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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为奥斯曼首都一开始，情况就是这样。穆罕默德二世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就充分利用威齐夫机构，建起无数的客店、市场、店铺以及其他经济实体来维持其生存。这带来大幅度的经济增长，给城市带来生机。他的寺院综合体——法提赫清真寺——在城周围规划的范围内拥有三十五个村庄，86在城区内除了有萨拉克拉尔（马具店）市场，还有成百上千个店铺。87供外来游客和商人之用的汉恩有四个，其收入以及所附属店铺的收入都上缴威齐夫；88为城市居民所建的住房收益也用于负担威齐夫开支。89穆罕默德还建了十四个哈马姆，其中十一个在老城、三个在加拉塔，都是为了“方便群众”，另有五十四个磨面作坊。哈马姆和磨粉坊的收入归威齐夫所有。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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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威齐夫的条例是建立在基本契约之上，但是这些条例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奥斯曼帝国的所有事情一样，威齐夫也具有灵活性和实用性。这使威齐夫有能力在漫长的岁月中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还意味着威齐夫能够对变化的经济情况具有快速反应的能力——这是城市经济的宝贵财富。例如，当伊斯坦布尔遭受严重地震和火灾时——这不是偶尔发生的事情——威齐夫能够调整其基本契约中的条款，卖掉其财产，重新分配收入所得。这意味着它通过重建商业设施并继续发放福利这些行动，常常能够快速调整自己并有效应对灾情。需求改变会导致管理和经营结构的改变，这会偏离原始的基本契约中规定的条件。连威齐夫产业也可以卖掉，例如隶属于圣索菲亚清真寺的威齐夫在加拉塔的店铺，就在1565年被卖掉了。91这是由当时的新情况决定的。那时巴耶济德二世要实行一个新举措，增加由他父亲穆罕默德二世所建的法提赫威齐夫的用工人数。92虽然塞利姆二世去世的时候，为了他陵墓的日常维护设立了一个威齐夫，而穆拉德三世去世的时候，却没有类似的安排。不过有趣的是，塞利姆二世威齐夫所得收入因为高于维护塞利姆陵墓之用，便被取出一部分给穆拉德三世的陵墓，作为日常维护的费用。整个管理过程由塞利姆二世威齐夫的穆特威利负责。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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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和地震对威齐夫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城市面貌因此经常改变。在像房子这类的地标经常被毁的情况下，威齐夫的地产界线也倾向于无法固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界线会变得模糊不定，有时是无意的，有时却是腐败的结果——侵吞本不属于威齐夫的地产。这会导致威齐夫之间的产权纠纷。1583年，当发现加拉塔的大部分产业所得并没有进入威齐夫的账户，而是被他人挪用时，圣索菲亚威齐夫就卷入一场这样的纠纷。这个情况是苏丹定意要阻止的。其他地方的其他地产成为圣索菲亚威齐夫和鲁斯泰姆帕夏威齐夫之间争夺的猎物。这些产业归圣索菲亚威齐夫所有，但由鲁斯泰姆帕夏威齐夫使用，在三十万雅克斯的收入中，只有九千雅克斯真正交付圣索菲亚威齐夫。甚至有这样的情况，鲁斯泰姆帕夏威齐夫将属于这些财产一部分的店铺给卖掉了。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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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齐夫对城市的经济福利方面的贡献是卓有成效的，同时对出资家庭也毫无疑问地起到同样的作用。人们常常认为，对维齐尔和帕夏来说，成立一间威齐夫，就是建立一个维持家庭财富的新途径。在如此的环境下，政治力量的崛起与自然死亡的情况成反比，创建威齐夫可以保护财富和财产，保证这些财富和财产留在家族手中，而不是归国家所有。奥斯曼的政治舞台变幻莫测，政权更迭频繁，就像1621至1628年间英国大使托马斯·罗在写给加尔沃特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写道，“似乎没有哪一位维齐尔能够长久在任；我感觉我们选维齐尔就像选西瓜一样，尝一尝，就丢掉了，直到碰到好的为止”。95当然，官员们很担心他们死后的财产是否能得以保全，甚至也要担心威齐夫产业。1598年，当博斯坦茨巴西菲尔海德阿加来到耶蒂库尔执行哈桑帕夏死刑的时候，哈桑帕夏请求恩准不要解散他的威齐夫，并将他的尸骨葬于他建的公共喷泉旁边。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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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建立威齐夫是个脱离苏丹贪婪之手的自我保护办法。这一观点有其真实的一面。苏丹的权力无疑可以延伸到掌控别人继承财产的地步，无论是威齐夫内的还是威齐夫外的。但是威齐夫的确是给城中居民提供了他们所需的重要福利。既然是这样，威齐夫是否有效地履行社会责任，是否对首都的稳定起到作用，苏丹其实不必特别关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威齐夫的慈善功能开始减弱。到十八世纪，很多威齐夫已经蜕变成逃税的工具。因为至少在理论上，并且主要在其始创阶段，威齐夫的财富是捐给慈善事业的，所以国家采取了免税政策。但是到了这时，由于经济财产消失在威齐夫基金中，致使国家减少了大量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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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不管早期威齐夫是否为了这个目的，但是保护财产更是维齐尔和高官所关心的事情，而不是并不关心敛财问题的底层和妇女的事。除了对塞弗阿伯（神对敬虔行为在地上的奖赏）的渴望，让很多人想要建立威齐夫的，是他们有能力如其所愿把他们的财富和财产变成一份遗产传承下去。成立威齐夫可以使他们规避伊斯兰继承法的条款，指定他们想要的继承人，而排出那些他们不想要的，并且保证财产完整，不必按宗教律法的要求对财产进行分割。财产管理永远是以家庭为单位，选择穆特威利总是在家庭成员的范围之内。这样，这里的财产保护不是由国家负责，而是来自遗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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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制度也为了让获得自由的奴隶成为他们前主人遗产的受益者，允许人们借此规避遗产法。有人狭隘地认为奴隶不能从他们前主人的遗产中获益，但是这个想法不适用于伊斯坦布尔人的心态以及社会关系秩序。正像著名奥斯曼历史学家巴肯和艾沃迪指出的，如果一个制度下的奴隶对未来没有希望，那么就会很难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并确保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最大的回报。97除了那些出于慈悲意愿而无条件获得自由的奴隶，大多数人获得自由是在他们的主人去世的时候。侍妾如果成为其主人孩子的母亲，那么在主人去世时就会自动获得自由。其他奴隶是在与主人签订合约条款期满的时候获得自由。在这样的合约下，他们或者是过了多少年以后，或者是完成合同规定的职责以后，就可以给自己赎回自由。根据这些合约，奴隶可以从贸易或者其他商业活动中赚取固定收入，比如通过织布，可以攒足一笔足够买得自由的赎金。但获得自由之后的人们，他们需要经济手段才能维持生计，也需要资金、设备和生活的地方。老年妇人、老年的家臣以及孩子母亲尤其需要这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成立了不同类型的威齐夫，以便用各种方式维持获得自由的奴隶的生活。所建立的威齐夫，其穆特威利可能是一位获得自由的奴隶，也可能将这一职位给了出资人的家庭成员。威齐夫所得收入可以留给获得自由的奴隶，或者是将威齐夫当成分配给他们居住的房子。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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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间威齐夫是一件事，但是保护它不被挪用又是另一件事。为确保威齐夫的远大核心价值得以实现，其成功运营显得尤为重要，这促使政府对其管理实行严格掌控、对腐败或者管理不善施行严重刑罚，有时对不称职官员进行高压责难。1703年苏莱曼伊耶威齐夫在账务方面的不法行为惊动以大维齐尔为首的调查小组介入调查；991501年，巴耶济德二世下令对穆罕默德二世的威齐夫进行财务调查。这个调查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区塔西亚的卡迪接到命令，调查负责穆罕默德二世威齐夫所属财产的穆特威利，以及所有其他在那里工作的人，包括为威齐夫收税的人、书记员和其他有关官员。还派人到各村核实生产情况、调查现金以及谷物或者任何其他出产的收入。所有事项，无论大小，都要清理核实，入册登记。还要检查威齐夫官员所做的详细登记账目，如果与调查人员的登记没有出入，那么就要按此做出一个详细登记。但是如果无论在哪方面发生了不符规定的情况，就要将事项及其责任人上报苏丹。所有对穆特威利或者任何其他威齐夫官员有意见的，都可以来到检查组，将其意见报告登记，并送达苏丹。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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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兰尼奇本人曾于1596年至1598年间负责帝国威齐夫财政事务。他提供很多盗用公款的案例，并严厉批评他那个时代里很多穆特威利的操行标准。艾奇克·阿里·塞利比是穆罕默德二世威齐夫的穆特威利。塞兰尼奇描述他为“皮条客”，他于1596年因贪污接受调查，他“背叛”了自己的职责，但是却矢口否认。然而，他最终还是被判有罪，离开了那个职位。101两年以后的1598年，似乎帝国威齐夫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一批穆特威利被撤换，由塞兰尼奇笔下那些知名又可靠的人所代替。穆斯塔法·塞利比是在埃迪尔内的穆拉德伊耶威齐夫的前穆特威利，成了苏莱曼伊耶的穆特威利。卡兰德尔·卡福斯成了苏丹塞利姆一世的穆特威利，埃迪尔内里·凯马尔扎德被任命为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穆特威利。102这次大规模的人事变动没产生什么明显效果，因为仅仅两年以后的1600年，巴耶济德二世威齐夫的穆特威利卡拉-布拉克就被革职了。103按塞兰尼奇不客气的话说，他是个到处兜售鸦片、从事各种非法勾当的人。就是在同一年，伊斯兰教总教长苏努拉赫先生也对帝国威齐夫表达了不满。在皇家清真寺里举办的纪念穆罕默德先知生日的祷告仪式上，穆特威利不理会穷人和其他会众，当着他们的面只服侍那些大人物，给他们提供冰冻果子露和各种食品。这种行为完全不能容忍。这位伊斯兰教总教长写道，“这种丑恶行径毫无公义可言。”他说，如果他们想提供食物给威齐夫条款以外的人——威齐夫条款以内的包括医院的患者以及学校的学生——那么也应该是穷人和麻风病人，而不是那些富人。这种不公义行为的泛滥以及将不合理的开支和费用记在威齐夫的账上，都是罪恶和不法行为。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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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公共书记，摘自艾米西斯所著《君士坦丁堡》第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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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塞兰尼奇的记载，这段时期是盛极一时的帝国威齐夫走向毁灭的时期，因为人们从威齐夫预算中行贿、送礼成风。105的确如此，在后来的一些分配中，慈善用途的确越来越少。1790年由穆斯塔法的儿子塞利姆三世将穆斯塔法三世威齐夫的钱，在节日期间以礼物的形式分给宫廷大小官员。106塞兰尼奇还对任命标准十分担心，他说由于不称职的穆特威利占据着这些位置，致使威齐夫入不敷出，甚至施粥场无米下锅，每一家威齐夫都负债累累。107作为良善、正直的穆斯林，塞兰尼奇对圣、俗事务都经验丰富、颇多了解。他抱怨说那些连最简单的祷告都不懂，也不讲基本卫生的人都成了穆特威利。所造成的恶果就是，这样的人占据了比很多国家重要官员都更高的位置，在塞兰尼奇看来，这种现象是不能容忍的。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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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兰尼奇绝不是唯一一位对威齐夫事务忧心忡忡的人，这段时期也不是唯一发生这种情况的时期。捐款人很清楚有可能会产生贪污腐败，所以他们捐款的同时还诉诸祷告，好使那些管理人员以及卡迪能够按照威齐夫条款行事。他们写道，“愿你明白真主的怜悯，愿你在天上、地下两个世界都能如愿以偿。”也许是对这样的祷告并不抱有完全的希望，很多人还对不履行威齐夫条件，将捐赠另作其他非法用途的官员另加其他内容的祷告。对那些人，祷告词是这样的，“愿他们在真主、天使和人那里都受到诅咒”“愿他们被列在真主眼中的罪人中间。真主是人的帮助，也是人至高的主宰”。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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