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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威齐夫的条例是建立在基本契约之上，但是这些条例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奥斯曼帝国的所有事情一样，威齐夫也具有灵活性和实用性。这使威齐夫有能力在漫长的岁月中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还意味着威齐夫能够对变化的经济情况具有快速反应的能力——这是城市经济的宝贵财富。例如，当伊斯坦布尔遭受严重地震和火灾时——这不是偶尔发生的事情——威齐夫能够调整其基本契约中的条款，卖掉其财产，重新分配收入所得。这意味着它通过重建商业设施并继续发放福利这些行动，常常能够快速调整自己并有效应对灾情。需求改变会导致管理和经营结构的改变，这会偏离原始的基本契约中规定的条件。连威齐夫产业也可以卖掉，例如隶属于圣索菲亚清真寺的威齐夫在加拉塔的店铺，就在1565年被卖掉了。91这是由当时的新情况决定的。那时巴耶济德二世要实行一个新举措，增加由他父亲穆罕默德二世所建的法提赫威齐夫的用工人数。92虽然塞利姆二世去世的时候，为了他陵墓的日常维护设立了一个威齐夫，而穆拉德三世去世的时候，却没有类似的安排。不过有趣的是，塞利姆二世威齐夫所得收入因为高于维护塞利姆陵墓之用，便被取出一部分给穆拉德三世的陵墓，作为日常维护的费用。整个管理过程由塞利姆二世威齐夫的穆特威利负责。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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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和地震对威齐夫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城市面貌因此经常改变。在像房子这类的地标经常被毁的情况下，威齐夫的地产界线也倾向于无法固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界线会变得模糊不定，有时是无意的，有时却是腐败的结果——侵吞本不属于威齐夫的地产。这会导致威齐夫之间的产权纠纷。1583年，当发现加拉塔的大部分产业所得并没有进入威齐夫的账户，而是被他人挪用时，圣索菲亚威齐夫就卷入一场这样的纠纷。这个情况是苏丹定意要阻止的。其他地方的其他地产成为圣索菲亚威齐夫和鲁斯泰姆帕夏威齐夫之间争夺的猎物。这些产业归圣索菲亚威齐夫所有，但由鲁斯泰姆帕夏威齐夫使用，在三十万雅克斯的收入中，只有九千雅克斯真正交付圣索菲亚威齐夫。甚至有这样的情况，鲁斯泰姆帕夏威齐夫将属于这些财产一部分的店铺给卖掉了。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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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齐夫对城市的经济福利方面的贡献是卓有成效的，同时对出资家庭也毫无疑问地起到同样的作用。人们常常认为，对维齐尔和帕夏来说，成立一间威齐夫，就是建立一个维持家庭财富的新途径。在如此的环境下，政治力量的崛起与自然死亡的情况成反比，创建威齐夫可以保护财富和财产，保证这些财富和财产留在家族手中，而不是归国家所有。奥斯曼的政治舞台变幻莫测，政权更迭频繁，就像1621至1628年间英国大使托马斯·罗在写给加尔沃特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写道，“似乎没有哪一位维齐尔能够长久在任；我感觉我们选维齐尔就像选西瓜一样，尝一尝，就丢掉了，直到碰到好的为止”。95当然，官员们很担心他们死后的财产是否能得以保全，甚至也要担心威齐夫产业。1598年，当博斯坦茨巴西菲尔海德阿加来到耶蒂库尔执行哈桑帕夏死刑的时候，哈桑帕夏请求恩准不要解散他的威齐夫，并将他的尸骨葬于他建的公共喷泉旁边。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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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建立威齐夫是个脱离苏丹贪婪之手的自我保护办法。这一观点有其真实的一面。苏丹的权力无疑可以延伸到掌控别人继承财产的地步，无论是威齐夫内的还是威齐夫外的。但是威齐夫的确是给城中居民提供了他们所需的重要福利。既然是这样，威齐夫是否有效地履行社会责任，是否对首都的稳定起到作用，苏丹其实不必特别关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威齐夫的慈善功能开始减弱。到十八世纪，很多威齐夫已经蜕变成逃税的工具。因为至少在理论上，并且主要在其始创阶段，威齐夫的财富是捐给慈善事业的，所以国家采取了免税政策。但是到了这时，由于经济财产消失在威齐夫基金中，致使国家减少了大量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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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不管早期威齐夫是否为了这个目的，但是保护财产更是维齐尔和高官所关心的事情，而不是并不关心敛财问题的底层和妇女的事。除了对塞弗阿伯（神对敬虔行为在地上的奖赏）的渴望，让很多人想要建立威齐夫的，是他们有能力如其所愿把他们的财富和财产变成一份遗产传承下去。成立威齐夫可以使他们规避伊斯兰继承法的条款，指定他们想要的继承人，而排出那些他们不想要的，并且保证财产完整，不必按宗教律法的要求对财产进行分割。财产管理永远是以家庭为单位，选择穆特威利总是在家庭成员的范围之内。这样，这里的财产保护不是由国家负责，而是来自遗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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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制度也为了让获得自由的奴隶成为他们前主人遗产的受益者，允许人们借此规避遗产法。有人狭隘地认为奴隶不能从他们前主人的遗产中获益，但是这个想法不适用于伊斯坦布尔人的心态以及社会关系秩序。正像著名奥斯曼历史学家巴肯和艾沃迪指出的，如果一个制度下的奴隶对未来没有希望，那么就会很难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并确保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最大的回报。97除了那些出于慈悲意愿而无条件获得自由的奴隶，大多数人获得自由是在他们的主人去世的时候。侍妾如果成为其主人孩子的母亲，那么在主人去世时就会自动获得自由。其他奴隶是在与主人签订合约条款期满的时候获得自由。在这样的合约下，他们或者是过了多少年以后，或者是完成合同规定的职责以后，就可以给自己赎回自由。根据这些合约，奴隶可以从贸易或者其他商业活动中赚取固定收入，比如通过织布，可以攒足一笔足够买得自由的赎金。但获得自由之后的人们，他们需要经济手段才能维持生计，也需要资金、设备和生活的地方。老年妇人、老年的家臣以及孩子母亲尤其需要这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成立了不同类型的威齐夫，以便用各种方式维持获得自由的奴隶的生活。所建立的威齐夫，其穆特威利可能是一位获得自由的奴隶，也可能将这一职位给了出资人的家庭成员。威齐夫所得收入可以留给获得自由的奴隶，或者是将威齐夫当成分配给他们居住的房子。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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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间威齐夫是一件事，但是保护它不被挪用又是另一件事。为确保威齐夫的远大核心价值得以实现，其成功运营显得尤为重要，这促使政府对其管理实行严格掌控、对腐败或者管理不善施行严重刑罚，有时对不称职官员进行高压责难。1703年苏莱曼伊耶威齐夫在账务方面的不法行为惊动以大维齐尔为首的调查小组介入调查；991501年，巴耶济德二世下令对穆罕默德二世的威齐夫进行财务调查。这个调查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区塔西亚的卡迪接到命令，调查负责穆罕默德二世威齐夫所属财产的穆特威利，以及所有其他在那里工作的人，包括为威齐夫收税的人、书记员和其他有关官员。还派人到各村核实生产情况、调查现金以及谷物或者任何其他出产的收入。所有事项，无论大小，都要清理核实，入册登记。还要检查威齐夫官员所做的详细登记账目，如果与调查人员的登记没有出入，那么就要按此做出一个详细登记。但是如果无论在哪方面发生了不符规定的情况，就要将事项及其责任人上报苏丹。所有对穆特威利或者任何其他威齐夫官员有意见的，都可以来到检查组，将其意见报告登记，并送达苏丹。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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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兰尼奇本人曾于1596年至1598年间负责帝国威齐夫财政事务。他提供很多盗用公款的案例，并严厉批评他那个时代里很多穆特威利的操行标准。艾奇克·阿里·塞利比是穆罕默德二世威齐夫的穆特威利。塞兰尼奇描述他为“皮条客”，他于1596年因贪污接受调查，他“背叛”了自己的职责，但是却矢口否认。然而，他最终还是被判有罪，离开了那个职位。101两年以后的1598年，似乎帝国威齐夫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一批穆特威利被撤换，由塞兰尼奇笔下那些知名又可靠的人所代替。穆斯塔法·塞利比是在埃迪尔内的穆拉德伊耶威齐夫的前穆特威利，成了苏莱曼伊耶的穆特威利。卡兰德尔·卡福斯成了苏丹塞利姆一世的穆特威利，埃迪尔内里·凯马尔扎德被任命为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穆特威利。102这次大规模的人事变动没产生什么明显效果，因为仅仅两年以后的1600年，巴耶济德二世威齐夫的穆特威利卡拉-布拉克就被革职了。103按塞兰尼奇不客气的话说，他是个到处兜售鸦片、从事各种非法勾当的人。就是在同一年，伊斯兰教总教长苏努拉赫先生也对帝国威齐夫表达了不满。在皇家清真寺里举办的纪念穆罕默德先知生日的祷告仪式上，穆特威利不理会穷人和其他会众，当着他们的面只服侍那些大人物，给他们提供冰冻果子露和各种食品。这种行为完全不能容忍。这位伊斯兰教总教长写道，“这种丑恶行径毫无公义可言。”他说，如果他们想提供食物给威齐夫条款以外的人——威齐夫条款以内的包括医院的患者以及学校的学生——那么也应该是穷人和麻风病人，而不是那些富人。这种不公义行为的泛滥以及将不合理的开支和费用记在威齐夫的账上，都是罪恶和不法行为。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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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公共书记，摘自艾米西斯所著《君士坦丁堡》第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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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塞兰尼奇的记载，这段时期是盛极一时的帝国威齐夫走向毁灭的时期，因为人们从威齐夫预算中行贿、送礼成风。105的确如此，在后来的一些分配中，慈善用途的确越来越少。1790年由穆斯塔法的儿子塞利姆三世将穆斯塔法三世威齐夫的钱，在节日期间以礼物的形式分给宫廷大小官员。106塞兰尼奇还对任命标准十分担心，他说由于不称职的穆特威利占据着这些位置，致使威齐夫入不敷出，甚至施粥场无米下锅，每一家威齐夫都负债累累。107作为良善、正直的穆斯林，塞兰尼奇对圣、俗事务都经验丰富、颇多了解。他抱怨说那些连最简单的祷告都不懂，也不讲基本卫生的人都成了穆特威利。所造成的恶果就是，这样的人占据了比很多国家重要官员都更高的位置，在塞兰尼奇看来，这种现象是不能容忍的。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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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兰尼奇绝不是唯一一位对威齐夫事务忧心忡忡的人，这段时期也不是唯一发生这种情况的时期。捐款人很清楚有可能会产生贪污腐败，所以他们捐款的同时还诉诸祷告，好使那些管理人员以及卡迪能够按照威齐夫条款行事。他们写道，“愿你明白真主的怜悯，愿你在天上、地下两个世界都能如愿以偿。”也许是对这样的祷告并不抱有完全的希望，很多人还对不履行威齐夫条件，将捐赠另作其他非法用途的官员另加其他内容的祷告。对那些人，祷告词是这样的，“愿他们在真主、天使和人那里都受到诅咒”“愿他们被列在真主眼中的罪人中间。真主是人的帮助，也是人至高的主宰”。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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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 社交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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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齐夫不仅是伊斯坦布尔经济的动力之源，即使其官员有时会行事不轨，但是威齐夫的财产，包括清真寺、寺内庭院、市场、咖啡馆、哈马姆、学校、图书馆、施粥场以及医院，这些都成为社会交往的平台，也是很多城中居民打发休闲时光的地方。清真寺的花园，尤其是穆罕默德二世的、埃于普的、巴耶济德二世的、圣索菲亚清真寺的，在斋月的时候都变成了市场。小贩们贩卖各种商品，乞丐们穿行在人群中间。替人写状子的，摆好自己的小摊，等待需要代写文书的客户。还有市场摊位也都竖了起来，根据一个十九世纪的文献记载，出售的商品包括各式各样的祷告珠、书籍（尤其是《古兰经》），甚至还有展示在玻璃柜子里的手稿。摊位所卖的有布料、披肩、瓷器（尤其是来自耶尔德斯宫著名瓷器作坊的瓷器），祷告跪垫、来自克里特岛的海希塞马利香皂、各种各样的香料、食品、开塞里的五香熏肉、太奇尔达哥的萨库克、卡拉比加的鹰嘴豆、来自阿勒波、特拉布宗和德尔纳的黄油、提里利的橄榄、塞奇尼克的豆制品以及费耶姆和莱希特出产的大米。烟草大王莱集（1883年所设置的负责烟草生产和销售的欧洲专卖者）也设了摊位售卖斋月期间专用的烟草。斋月——高消费的一个月，人们购买礼物并为伊夫塔尔（开斋那一天的晚餐）购买食物，开斋节期间的市场非常热闹，到处都在兜售各种商品。110这里有小型店铺，其店主包括乌夫鲁克卡斯（这些人自称能够通过向病人吹气治好他们的病），写咒符赶鬼、咒鬼的，或者是念咒的。这些店铺都被主人装饰得颇有气氛，他们穿着绿色袍子、脚蹬摩洛哥拖鞋端坐在里面，等待主顾上门。店面的位置增加了他们头上的神秘光环。在墓园摆摊的甚至把坟墓当成摊位。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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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侯赛因·拉赫米（固铂纳尔）的小说《马哈拜特·提尔西姆》的封面，表现的是墓地里的小男孩与魔术师（来自埃布鲁·宝雅的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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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庭院还成了特殊人群聚会的地方。例如，位于艾米诺努的耶尼清真寺（苏丹皇太后清真寺）成了外省人的聚会地点。他们在那里聚集，聊天，分享遇到的麻烦。这个地方广为人知。人们会来这里寻找亲属、同乡，了解有关家乡的情况，或者找到给自己村里的亲戚或者朋友捎祝福的人。如果有什么需要写下来的，这里还有代写文书的人提供这方面的服务。紧邻清真寺，有各种店铺林立，出售服装、鞋帽，还有流动剃头的、卖鸟的以及供应各种食物的，有卖烤肉串的、咸酸奶的和柠檬汁的。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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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在皇太后清真寺喂鸽子，摘自布拉西（Brassey）所著《阳光》（Sunshine），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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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作为社交和商业聚集地，清真寺还是传播消息和留言的理想场所。人们可以对时政嘀嘀咕咕、牢骚满腹，甚至进行更危险的暴动和反叛宣传。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非常担心发生这种事，便派出奸细潜入拥挤的清真寺，在祷告期间四处打探，看有什么秘密交易没有。这些人看起来就很可疑。就像艾哈麦德·拉希姆所记载的，他们中有些人从没来过清真寺，但是现在却很敬虔的样子，每天五次参加礼拜。113艾哈迈德·汉姆迪·坦比纳是这样记录苏丹艾哈麦德清真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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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间清真寺的高墙之内是多么宁静、安详、适于冥想，并带给我们如音乐般美妙和谐的好时光。然而从穆斯塔法一世将其建成之时起，一直到1826年，它成了目睹一个革命接一个革命的见证人。被仇恨和贪婪玷污，就像有七头龙打进家门，在庭院的拱门下浴血争战。讲经坛所讲的是最血腥的菲特瓦。直到1826年镇压了起义之前，奥斯曼历史上所有的罪恶都徘徊于此。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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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如此，从苏丹下台到血腥的军事叛乱，这座清真寺是很多重大政治事件的见证人。在其建成不久，乌理玛成员、国家官员和耶尼色里聚在这里，图谋推翻奥斯曼二世。下一世纪早期，这座清真寺又见证了另外一起反叛和罢黜，这次是穆斯塔法二世。1656年，在梧桐树事件中，清真寺前面广场上的法国梧桐树成了三十多个官员的绞刑架，在此之前不久的1648年，清真寺内部的大理石被反叛者西帕希的血染红。这些西帕希是由于拒绝接受到克里特参战的任务，以及佣金给付不足而兴起叛乱的，115他们最后被耶尼色里铲除。116这座清真寺里还发生过虽不那么戏剧性，但却十足丢人的事件。1786年，在纪念穆罕默德先知生日的麦福鲁特（宗教仪式）之后，为了争抢冰冻果子露和糖果，这里爆发了一场争斗。窗户被打碎，地毯上满是散落的糖粉和冰冻果子露。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