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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卡提普·塞利比的记载，政府禁止烟草与道德的关系并没有与火灾的关系大。即使穆拉德四世禁烟的动机也是如此。125苏丹对1633年摧毁伊城大部分城区的那场严重火灾异常恼火，塞义赫·卡迪扎德先生献计说，大部分的火灾都是那些坐在酒馆里醉酒的邪恶分子干的。126吸烟被认为是城中很多灾难性火灾以及千万人死亡的根源——根据图内福尔的记载，这是土耳其人烟斗还点着，人就睡着了，或者熄灭烟火的时候不够仔细的结果。127在1788至1789年间，塞利姆三世本人就遇到一次这样的事故。当时他是在射箭场的亭子里与那里修道所的伊斯兰教教长费西扎德先生交谈。当他说想要离开的时候，他的仆从们匆忙灭掉自己的烟斗。可是一只烟斗里窜出了火苗，并点着了窗帘，紧接着一场大火就爆发了。现场的人们一边高喊着“窗帘着了，窗帘着了”，一边冲过去灭火。费西扎德先生后来向真主献祭，感谢真主没有让火着得更严重。1281809年，在芭比阿里爆发过一场类似的火灾。当时，外务大臣利兹先生负责烟草的仆人在磕净烟斗后，就离开了房间，并关上了房门。但是，磕出来的烟丝还没灭尽，于是便引起了火灾。只是，幸运的是，大火很快被扑灭。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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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再禁止，但是吸烟行为仍在继续，这些禁令收效甚微。对有烟瘾的人来说，“烟草的味道和气味，即使蜜和糖也无法比拟”。130最终，政府放弃了。这样做的一部分原因，无疑是烟草带给国库的巨大收入，因为国民中很高比例的人都在吸烟。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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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对待吸烟一样，人们对鸦片的使用也遭到敌视和批评，就算有人稍稍表现一点儿宽容的态度，也被大众所不齿。在奥斯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道德的概念是灵活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上不被接受或者宗教上被禁止的事情，例如喝酒、吸食鸦片或者同性恋，如果数量小，或者是私下里进行，被掩盖在公众视线之外，或者就鸦片而言，如果像在医院一样被用于治疗时，也是能够容忍的。132一旦一个习惯变成惯常的或者明显无法控制时，人们就会对其进行谴责并施以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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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小册子》的无名作者严厉批评过量消费鸦片的现象。他对社会各界的不良现象进行猛烈抨击。吸食鸦片的人很快就产生幻觉，甚至与自己的粪便说话。133瘾君子们一开始的用量很少，就像豆粒一样大，但是很快就会变成栗子那么大的一块。这些人在所在的马哈勒广为人知，总会有成群的孩子围着转。他们知道这种人喜爱甜东西，便会在动物肝脏上面涂上糖给他。一个有趣的消遣方式就是吓唬他们。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因为他们很害怕大声或者突然移动，会吓得跳起来。在艾哈迈德三世儿子的割礼庆典上，人们用爆竹吓唬那些瘾君子，观看的人“笑到喘不上气”。134鸦片用过一段时间以后，很多人就会觉得不够刺激了。他们便开始添加一种白色的氯化汞毒物，好增加效果。这种混合物在用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导致死亡。135谁是瘾君子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又瘦又弱、面色苍白、表情沉重、站立不稳。136拉蒂菲用一首诗来描述他们的悲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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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身体从单薄变成一条线已经枯干成一具骷髅看他的皮肤没有一点血色你会以为那是一具僵尸，因为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他的眼白和脸色都变成黄色他的牙齿都烂掉了，有些变成了黑色他嘴唇松弛地张开着，眼神空洞，经常瞌睡他打瞌睡的时候会激动地大喊大叫，这真稀奇。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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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引起各种麻烦的人，人们常常用吸鸦片这个指控作为借口，说他们是鸦片吸食者，而情况是否属实则另当别论。陶鲁坎·艾哈迈德是1703年耶尼色里叛乱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就被形容为瘾君子和酒鬼。138在1649年7月赶到于斯屈达尔观看耶尼色里和塞莱利叛乱的那些人被伊福利亚·塞利比称为鸦片吸食者。139那些1595年给苏丹写信支持公众抗议活动，反对不参战的人被塞兰尼奇描述为“鸦片吸多了”。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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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社会普遍持反对意见，但是食用鸦片的现象还是非常普遍。根据阿卜杜勒·阿齐兹贝伊的记载，从前——就是十九世纪末之前——城中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使用鸦片。141鸦片提取物还给婴儿做镇静剂用，使他们容易入睡。鸦片室的位置人尽皆知，瘾君子们常常公开光顾苏莱曼伊耶清真寺对面的小咖啡馆。这些咖啡馆规模很小，一次最多只能容纳十到十五名顾客，并且总是拥挤不堪。142这就是拜容·杜兰德·德·冯特麦格尼所看到的鸦片馆，他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居住在伊斯坦布尔，观察到这个地区是人所共知的瘾君子市场。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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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鸦片除了会遭到社会排斥，它也的确是生命杀手。十六世纪著名的教长易卜萨德先生，他的儿子梅弗拉纳·塞穆塞丁·艾哈迈德是乌理玛非常重要的成员之一。他于1562年至1563年间死于鸦片和鸦片浆吸食过量。他的肚腹和肠子严重损害。144鸦片还能以其他方式要人性命。穆拉德四世的首席御医是埃米尔·塞利比。他的鸦片瘾成了他在宫廷中的劲敌希勒达帕夏（为苏丹持剑的人）手中无价的武器，导致自己引火烧身。希勒达帕夏通过诡计贿赂，从给医生预备鸦片的仆人口中获得信息，知道他什么时候用鸦片，平时把鸦片放在什么地方——藏在他裤子口袋里的金盒子中。那位仆人说，如果医生与苏丹在一起的时间有点长了，他就会找借口去厕所，然后就在那里吸鸦片。希勒达帕夏掌握了这个消息以后，就开始布设圈套。等医生离开苏丹的时候，就告诉苏丹医生离开的原因。苏丹以前就有过怀疑，但因医生矢口否认也就作罢。现在他对此控告颇为不悦。但是希勒达帕夏坚持让苏丹检查医生的口袋。他说，“如果找不到鸦片，那我就是个骗子。”等医生回来的时候，找到了那个小盒子和十迪尔海姆（大约33克）的鸦片。对此医生做了最后的挣扎，解释说那是无害的、是经过处理的鸦片提取物。于是苏丹就要求说，既然是无害的，就让医生立刻都吃下去。尽管医生一再要求，即使无害，一次吃这么多也会致命，但他还是被迫吃了下去。不仅如此，苏丹还要求与之下几盘棋。苏丹解释说这是为了保证他不会离开以后想办法解除鸦片的药效。下了三盘棋之后，医生的情况明显恶化，苏丹便放他走了。他的学生已经听说所发生的事情，便提前预备了解药。但是医生摆手让他们退到一旁，说：“如果我有一个像希勒达帕夏这么强大的敌人，死了比活着强。”然后，他喝下一杯很凉的冰冻果子露（在服下那么大量的鸦片之后，这种冰饮料是致命的），便死了。之后，希勒达帕夏将他自己的亲信安插到了医生的位置。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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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不赞成，鸦片仍然被容忍。而大麻却是无法令人接受的。并且相比于吸鸦片的贼窝，大麻吸食者经常光顾的地方却是秘而不宣的。146大麻吸食者比鸦片吸食者更强壮、更有活力、有生机些。但是他们身体枯干、面色蜡黄、目中无光。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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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奇迹小册子》的作者大加抨击的德尔维希托钵僧吸食大麻的现象，148成为1725年引起政府关注的起因。因为在这种毒品的作用下，连这些修行的人都产生了幻觉，其结果是，很多“无知的穆斯林”就会以为这些德尔维希托钵僧是敬虔的，已成为圣徒了。他们开始以这样的方式吸引追随者，与伊斯兰信仰相对立的思潮开始泛滥。政府认为这样的异端非常危险。为了保护大众摆脱这种有害的标新立异，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被抓并遭到流放，有的关禁闭，还有的进了监狱。买、卖和使用大麻都严格禁止。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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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居民能接触到的麻醉品不仅仅是鸦片和大麻。博萨是一种用小米发酵而成的大众饮品，会让喝得太多的人患上浮肿和痛风，无法走路，只能借助拐杖。根据伊福利亚·塞利比的记载，这成了博萨上瘾者从来不会被狗攻击的原因，因为他们手中总会有一根棍子。150正像人们对鸦片的态度一样，博萨也是处在公开的不齿和私下里容忍的模棱两可之间。一共有两种博萨：甜博萨（不含酒精）——合法饮品；以及发酵博萨——非法饮品。至少在易卜萨德看来是这样。而伊福利亚·塞利比却更加开明一些，他认为发酵博萨应该允许喝，只要不过量就好。对易卜萨德或者和他一样的人来说，喝酒产生的问题不仅仅是酒精消费。重要的是在哪里消费和怎样消费。在博萨酒馆里坐一整天喝酒——无论那是多么无害的一种饮品，与玩双陆战棋或者象棋、聊天相比，前者并不是能够让人接受的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151但情况却常常是这样，博萨上瘾者能每天都坐在那里喝，从日出到日落。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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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光顾博萨酒馆的是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根据十六世纪的作家盖利博鲁鲁·穆斯塔法·阿里的记载，上层人士不肯屈尊自己去那种地方。如果去的话，也是为喝博萨而去，并会让人烤肉串佐餐，而不会像那些常驻酒馆的人，花那么多时间在那里。盖利博鲁鲁警告读他书的人，博萨酒馆是一个是非之地，不要去喝博萨，不要作践你自己。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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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地方，是伊斯坦布尔最受人欢迎的地方，在那里，人们花掉一个又一个小时，这就是咖啡馆。根据帕塞维的记载，咖啡起初出现在伊斯坦布尔是在1554年。有两个人，一个是阿勒波的海凯姆，另一位是大马士革的塞慕斯，他们俩开了一家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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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喜欢到那里放松自己，有些文学精英开始到那里聚会。有人读书和做其他美好的事情，还有人在那里玩双陆战棋和象棋，有人带来新写的诗，一起讨论诗歌和文学。有人会多花些钱带朋友来，举办宴会。这个地方非常受人欢迎，下野官吏、卡迪斯、麦德莱斯教师，以及没什么工作的都会来到咖啡馆。他们说再也找不到别的可以这么让人尽兴的地方了。那里总是座无虚席。这个地方变得人尽皆知，除了政府官员，大人物也会大驾光临，甚至伊玛目、穆安津、蓝衣宗教领袖以及普通百姓都离不开咖啡馆。已经没人再去清真寺了。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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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如此，咖啡和烟草占用了人们那么多时间，按照一位诗人所写，人们发现他们已经没有剩下的时间用于祷告了。155根据卡提普·塞利比的记载，到世纪末的时候，从宗教上所做的任何禁止咖啡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咖啡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公开喝的，每一条街都有一家咖啡店。由于咖啡馆里讲故事的和跳舞的太有吸引力了，没人愿意去工作，也没有贸易可做了。人们在咖啡馆里闲聊，对任何事情都可以大放厥词，从苏丹聊到乞丐。156正是因为咖啡馆的这一特点，使像穆拉德四世一样的苏丹对其存在忍无可忍。他不仅仅是禁止而是要将这妖言惑众的中心消灭。157早些时候艾哈迈德一世所发出的禁令也是出于同样原因。158然而，来自苏丹的禁令竟也收效甚微，咖啡馆继续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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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些人来说，咖啡馆是罪恶的中心。流浪汉开咖啡馆赚钱，为了增加客人数量，他们雇佣还没长胡须的男孩子为他们工作。他们用各种娱乐项目和游戏充斥咖啡馆，有双陆战棋盘、象棋盘。找乐子的、无赖罪犯、懵懂少年，这些人都聚集在那里吸食毒品、喝咖啡。他们在这里舒服安坐，享受毒品和咖啡的刺激，还能玩各种游戏，并海阔天空地闲聊。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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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九世纪初的时候，人们在斋月的时候已经习惯于泡咖啡馆，而不是去清真寺做斋月晚祷了。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到1809年的时候，政府下令禁止人们继续这样做，而咖啡馆店主也收到警告。这并没有产生期望的结果，如果说是要创造祷告的机会，还不如说最后成了盈利的机会。官员利用这个命令向被捉住并送到阿加门（耶尼色里总部）的人索取贿赂。那些人必须得花大价钱才能获释。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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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如此受欢迎，咖啡馆的吸引力这么大，这让乌理玛非常难受，尤其是易卜萨德(7)。他们反感这种饮品的事广为人知，甚至有人传说他们弄沉了往首都运咖啡的船。政府也不断发布警告，提醒人们这种饮品深具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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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理玛说咖啡馆是个邪恶的贼窝，甚至去酒馆都比去咖啡馆强。清真寺的教师们试图规劝人们不要去咖啡馆，穆夫提(8)发布菲特瓦（规定）说明咖啡是不可喝的。在穆拉德三世统治时期，政府开始警告咖啡会带来的各种问题。但是没人听从。甚至有人开设秘密咖啡馆，对此警察束手无策。情况愈演愈烈，甚至当权者放弃警告，也不再阻止任何人去咖啡馆。并且穆夫提和教师开始说允许大众喝咖啡。于是，所有人，乌理玛、塞义赫、维齐尔以及高官显贵，都开始喝咖啡。情况发展到，有些大维齐尔开始开咖啡馆赚钱，他们每天光租金就能收一到两个金币。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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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防波堤上的咖啡馆，摘自帕尔多伊所著《博斯普鲁斯之美》，在第146页和147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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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帕塞维易卜拉欣所记，开咖啡馆是非常赚钱的买卖，吸引了甚至非常高级的官员像维齐尔们也来投资。很多威齐夫的财产里包含咖啡馆。有的咖啡馆采取的营销策略会比其他店主更冒进一些。1808年，耶尼色里凯里姆·卡乌斯在海边开了一家装修豪华的咖啡馆，他精心管理着这家店，地点是在加拉塔卡拉寇伊门外的码头。大多数的装修饰品——镜子、银水烟头、咖啡杯盒子，甚至金丝雀——都是码头那些人被迫送来的礼物。凯里姆·卡乌斯用软硬兼施的口气说：“喂，我咖啡馆的礼物在哪里啊？”人们不单单是被迫为装修作贡献，他们还有义务在凯里姆·卡乌斯的咖啡馆来一杯咖啡。这是件让人十分无奈的事，以致光顾码头的人骤减。最后，消息传到大维齐尔阿兰姆达·穆斯塔法帕夏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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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命令海军舰队司令赛义德·阿里帕夏处理这件事。赛义德·阿里帕夏照办了，于是那间咖啡馆被捣毁。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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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很快成为待客礼仪中的主要元素。客人一到，就要马上做咖啡。163维齐尔用咖啡待客，办公时接待客人也喝咖啡，大维齐尔接待外国大使时也用咖啡，1701年波斯大使就受到这样的款待，大维齐尔给他喝的是咖啡和冰冻果子露。164即使在接待费用削减的时候，咖啡也未受影响。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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