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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伊斯坦布尔的街道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都没什么改变，但是市内交通方式却实在是发生了变化。马匹不见了，引进的是四轮轻型马车和厢车，因为人们现在觉得上马的动作非常丑陋，实在不适合一个欧洲国家。82就像一句流行语所说，“用四轮轻型马车兜风多么使人自豪”。83每一个贵族家庭都还是购买或者租赁轻型四轮马车或者厢车，女人们开始更多地随车外出。对于那些不太富裕的家庭，轨道车成为日常的交通方式。服务标准因地区不同而不同，这在马拉轨道车的年代里可以反映出来。昂贵又现代化的西斯里区所安排的，是青壮马匹。三年以后，这些马给换到阿克萨拉伊，又三年之后，它们到了阿萨普卡皮，在阿萨普卡皮待了两年之后，被送到托普卡帕服役一年。这之后如果它们还能走动，就会免费送给赶驴人，在城中到处运货。84在又窄又陡的街道行驶轨道车常常非常危险，在有些地方甚至无法停下来。轨道公司不得不在这些地方雇用瓦达西，他们在轨道车前面一边奔跑一边吹号，以警告人们躲避轨道车。在非常陡的地段，需要额外的马匹才能拉动轨道车，所以安置了临时马厩，以提供额外畜力。会有一位马夫等在那里，车来的时候，他会根据街道的陡峭程度加上一匹或者两匹马。然后他与车一同上到山顶，撤下另外加上的马，将其牵到山下，等待下一辆车。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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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也是一项重要的革新项目。这个象征进步的标志将游客带到伊斯坦布尔。他们乘坐东方快车来到伊斯坦布尔这座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住在培拉帕拉斯或者其他酒店，都是特别为了实现游客的东方之梦而建的。火车为帝国实现经济发展做出保证，加强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同时，也将朝圣者带到麦加。哈米迪安汉志铁路是朝圣者朝圣的新途径，被誉为“最伟大的善举”。这条“蒙福之路”，对所有穆斯林来说是带来吉祥和值得称道的伟大成就，“只要世界存在”，86这条铁路会继续造福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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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可能不像汉志铁路那样带给人祝福或者使人受益，但也的确在伊斯坦布尔社会引起些许涟漪。正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作者阿卢斯所述，确实，“人们那时对自行车的热情，与现代人对飞行的热衷是一样的，这样说并不夸张”。87自行车拥有一些高官粉丝，包括海军大臣兼舰队司令侯赛因·拉米帕夏。据说他对“维罗司不德”（自行车在那时的名称）非常着迷。88最有热情的一名粉丝是伊本纳尔斯莫尔·艾哈迈德·泰夫菲克。他将自己1900年骑车从伊斯坦布尔到布尔萨的经历记录下来。对他来说，自行车是“智慧／机敏之人创造的尤物，非常顺从，绝不任性／其速度之快让东风嫉妒”。89他向人们介绍说，骑上自行车的人会不由自主地日久生情，无法与其分开。他对自行车的热爱可见一斑。他拥有宣教士一样的热情，盼望将大众百姓都变成骑车一族。对他来说，自行车不仅仅是锻炼和健身的手段。骑车可以短时间走远路却不觉得累。自行车是交朋友的媒介。90对很多人来说，骑车是一种享受。年轻人骑车到游乐园，在那里旋转飞驰，以各种方式展示车技。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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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来自欧洲的新式机器既拉风又高速，但是并不能讨所有人喜欢。艾哈麦德·拉希姆用嘲讽和怀疑的口吻在其报纸专栏中对其进行描述。他写道，有一次他与一位朋友在外面走路，看到一辆自行车从尘雾中冲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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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听一声“小心啦”，一道极速、使人炫目的闪电降临，原来出现的是一种奇怪的交通工具，后面跟着几条气势汹汹的、常在街上游荡的野狗。这些狗攻击外来动物，甚至人也不放过……在一个轮子的前面，人的上身直直地坐在那里，与轮周构成直角，远远地另外一个轮子还在不停地飞转……变化无常的晚风不停地将灰尘吹在人的脸上，再由维罗司丕德飞转的前轮和跑来跑去的狂犬搅动起来。他（骑车人）满身是土，腋下的汗水渗透了衣服。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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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副令人讨厌的嘴脸，骑车人骄傲地在艾哈迈德·拉希姆及其同伴身旁飞驰而过，之后不久便从车上摔了下来。自行车撞向一边，骑车人摔向另外一边。艾哈迈德·拉希姆感觉有点罪恶感，因为他说一定是他们的邪恶之眼使那可怜人以这么快的速度摔了下来。他一边走过去帮忙，一边忍不住笑了起来。但是，从这架机器上摔下来并不是真正令人恐惧的事情，奋力蹬车带来的疲乏感也不算什么。将车收拾起来，再把它扛回家的过程才是最可怕的。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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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不仅对骑车人来说具有危险性，其实它对社会安全也绝对构成威胁。艾哈迈德·拉希姆警告说，“不要低估自行车”，因为“它罪恶累累”。自行车参与作恶，包括偷窃、追逐、引诱妇女和女孩。感谢真主，人们很熟悉最近发生在贝尤吉路的那起轰动事件。一位富人家的女儿被一个骑车人劫持到比于克代雷。艾哈迈德·拉希姆提醒读者，这就是自行车带给伊斯坦布尔生活的最新贡献。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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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艾哈迈德·拉希姆了解骑车人的傲慢自大以及他们多发事故的特点。所有伊斯坦布尔人都清楚这一点，像名人赛姆蓝女士那样的人为他们吟唱，叹息他们的古怪动作以及撞上电线杆的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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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我的膝盖，我的腿周五的那一天我该怎样美？多让人矛盾的机器啊我想把它踢碎明明不是我的错是电线杆在捣鬼我无数次警告过它但它还是待在那里原地不动跳啊、跳啊跳过壕沟嘿，蹦啊、蹦啊、蹦啊小心啊、注意啦卖西米特(7)的，你要留心你的摊位。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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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更有钱的人，还有另外一样新机器，那就是汽车。一开始，都城街道上汽车的数量屈指可数。根据阿卢斯的记载，杰赫伊尔扎德·艾哈迈德帕夏的女儿将即将进口到伊斯坦布尔的第一批车中的一辆开到费内尔巴赫斯。这辆车吓坏了所有的牲畜，连马都惊了，场面一片混乱。96到二十世纪初，情况继续发展，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解决交通问题。1908年，为了防止在类似西斯里、凯基森和于斯屈达尔这类地方发生汽车事故，他下令采取防范措施。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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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革新席卷伊城，海上运输也不落后。一直到十九世纪，人们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时候都是通过帕札尔凯依克拉力（pazar kayıkları(8)），就是被阿卢斯描述为“海上公交车”的。98这些帕札尔凯依克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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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公共船只，可以容纳四十到五十人……有些船是由爱心人士捐赠的，在码头之间往来服役，隶属于码头管理部门，取得的利润用于慈善事业。男人坐船头，女人坐船尾。五、六对桨中，每个桨手负责一对，桨柄有一个男人的身体那么粗。这些船将乘客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码头送过去再运回来，同时也运送食物。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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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轮渡，摘自艾利美兹所著《塔里滕·希吉勒》（Tarihten Çizgiler），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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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多数双桨小船被轮渡取代。虽然前者继续存在，并用于运送商品（这是轮渡运营范围以外的），而轮渡则逐渐成为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城市象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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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家轮渡公司，塞尔凯特一伊海里耶（Şirket-i Hayriye），是大维齐尔福阿德帕夏和艾哈迈德·杰夫代特帕夏在博尔萨温泉度假时设计出来的，于1851年以合资公司的形式创立。101一共有两家轮渡公司，塞尔凯特-伊海里耶和伊代尔-伊马赫苏萨，前者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沿线，后者经营去往卡德柯伊和诸海岛的船只。轮渡船只用阿拉富朗加和阿拉土尔卡数字（即阿拉伯数字和拉丁数字）编号，配有桨轮，外形设计匀称、看起来非常漂亮，其烟囱就像双簧管的头部一样。102不过漂亮归漂亮，这些船只从不准时。在船上航行的经历也不总是那么令人愉快，尤其在恶劣天气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卡德柯伊航线的船只左右摇晃得非常厉害，游客深受晕船之苦，在斋月期间呕吐则破坏了他们的禁食计划。艾哈迈德·拉希姆调侃地写道，大多数卡德柯伊人不再早起用餐享用萨胡尔（斋月期间日出之前的早餐），因为他们知道一天的禁食计划不可能实现。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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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缺点，旅客们还是支持自己的轮渡公司，就像今天的足球球迷支持自己的球队一样。他们编唱诗歌赞美自己的公司、讽刺对手，传统诗歌也被改编以适应他们的表达。讽刺小调有这样的：“漂在海上的船啊，从不维修”，或者“漂海面的船啊，你为何不出海航行”，这些小调从塞尔凯特-伊海里耶的船上传来。其支持者则回应道：“为了尊重老人，我们不要伤害老年人的感情吧”，这是在嘲弄伊代尔-伊马赫苏萨船只的老旧。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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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些人来说，尤其是在冬季，去岛上的人少的时候，轮渡几乎成为他们的第二个家。确需旅行和通勤的，就包括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往来于大岛的乘客——其中有上学路上的厄尔库曼德·埃克莱姆·塔鲁及其兄弟——他们组成快乐兄弟组合，在早晨去伊斯坦布尔的路上打牌、下双陆棋、喝茶、聊天、讲笑话。回程中也是类似的娱乐活动，还另外佐以梅塞和酒类饮品。旅客们每天花五个小时在一起，往来于海岛和伊城之间。当有人问他们住在哪里，这群乘客的领头塞姆西·毛拉医生便会回答，“在海岛轮渡上。”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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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市内交通方式的改变一样，人们对食物和饮品的口味也在改变。自来水从附近的泰尔考斯湖引到城里。然而，人们对这项革新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高兴，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湖里充满了各种尸骨。106土耳其人对他们的饮用水非常挑剔，他们可以花很多时间和金钱在上面。至少伊斯坦布尔医生朱利叶斯·凡·米灵根的儿子亚历山大·凡·米灵根是这样认为的。他说，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好的饮用水应该是从岩石中流出的、从高处落下、不冷不热、要流得又快又急、来自荒无人烟的高原地带、流向应该是从南到北，或者从东到西。107根据穆拉·德先生的记述，水质对奥斯曼人的重要性，堪比酒质对西方人的重要性。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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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头食品从欧洲运来了，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糖果；来自慕尼黑和巴伐利亚的啤酒出现在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餐桌上。109艾哈迈德·杰夫代特帕夏算不上是新式生活的拥趸，他以轻蔑的口吻描写他认识的一个人，如果不先吃洛克福羊乳干酪，他就不会离开餐桌。侯赛因·拉赫米·固铂纳尔的小说《西帕塞乌迪》中的主人公麦夫顿贝伊非常喜欢法国食品，他教他的厨师如何做法国菜。但是他所教的，厨师却不得要领。罐头蘑菇是一种配菜，但是对厨师萨拉菲特来说成了问题。她想不起来应该如何处理这些蘑菇，更麻烦的是，土耳其语“满塔尔”的意思既是“蘑菇”又是“瓶塞”。她自问道，“我怎么处理这些瓶塞呢？我忘了问了。我应该把它们塞在肉的哪一部分里呢？”110萨拉菲特是唯一有耐心倾听麦夫顿贝伊讲解阿拉富朗加菜谱的厨师，她也是唯一有毅力一天清洗四十到五十个盘子，以配合这种烹调方式的厨师。但是，尽管她如此努力，所烹调的食物没有一样能够让他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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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习惯的改变也反映在希望满足人们欧洲口味的餐厅里。其中的一个就是贝尤吉路的斯波尼克，被艾哈迈德·拉希姆描述为“伪欧洲餐馆”，深受那些虚荣做作之人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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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是欧洲人但是受欧洲方式影响，而且吃腻了阿拉土尔卡食物但又预算有限的，都会到这里。因为菜谱上的套餐价格仅仅为六个库鲁。这里有四种食物和酒。一进去，当你将土耳其毡帽或者帽子摘下来，露出半小时前特别梳理的发型，他们马上就会认为你是欧洲人。鱼啊，各种点心啊，就会陆续上来。不用说叮当作响的刀和叉子，欧洲方式的寒暄以及咔嗒咔嗒的盘子声。如果罐子里的水超过一个星期，就能听到小小的黄色青蛙(9)的叫声，那是泰尔考斯(10)的特产。这家餐厅就是这么干净！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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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具也改变了，进口的欧洲汤匙代替了古老的奥斯曼勺子，那些勺子是用黄杨木、乌龟壳、椰子木、乌木、犀牛角、水牛角、牛爪、椰子壳做的，手柄上镶有珊瑚或者珍珠母。这些餐具是贝亚济区一个叫做卡西柯西拉门（汤匙制造者之门）的汤匙制造者制作的。他们是各种手工艺人中的一类，奥斯曼帝国境内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欧洲产商品让他们深受其害。112不再流行用手指吃饭，取而代之的是叉子。根据当时在契拉昂宫的哈莱姆后宫度过很多童年时光的莱拉女士的记载，叉子是1860年引入宫中的。113奥斯曼人吃饭所用的餐具发生改变，他们的坐具也是一样。情况一贯是这样，所发生的变化，并不像它们有时出现时那样既强势又迅速，而是常常以新旧混杂的状态，将现代时尚融入传统生活当中。像在任何社会一样，并不是每个人都欢迎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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