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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政党势力的上升大大削弱了全国性政党的势力。由于地区政党在人民院获得的席位越来越多，全国性政党只有在地区政党的支持下才能上台执政。中央政府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政党对它的支持与否。这种情况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对地区政党的依赖性和小党为了地区的利益向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印度政治权力地区化和分散化的趋势不仅导致中央对各邦控制能力的削弱，而且可能使国家的一部分权力从中央向地区转移，形成邦政府权力坐大的情况。目前，在一些重大的国家政策，甚至对外政策方面，邦政府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中央和各邦的权力平衡正在被打破，印度中央高度集权的联邦体制有可能转变为真正的联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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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低种姓政治力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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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制度在印度已经沿袭了几千年，至今仍然深深地植根于印度社会之中。种姓制度是印度教的产物，有其深刻的神学基础。虽然印度教没有教会、教团和教阶等严格的组织形式，但是印度教社会实行的种姓制度却是世界上等级结构最为森严的制度。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种姓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传统职能减弱，但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种姓的作用却在不断加强。由于种姓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因此它们自然成为政治势力重要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在许多情况下，政党斗争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同种姓之间争夺政治、经济权力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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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社会的等级结构中，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苦民众，也是两支人数庞大的选民队伍。据1991年的人口普查，表列种姓人数为1.38亿，表列部族人数6780万，两者占了全国人口总数的25% 。教育的普及、媒介的扩大和选举制度的实行，大大促进了低种姓政治意识的觉醒。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政治权力的重要性，要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获得平等权利和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高等种姓和“大人物”逐渐失去了在政治上左右中、低种姓的能力。早在50年代和60年代，一些较低种姓就已经通过政党政治的合法性成功地挑战了婆罗门等高等种姓在社会、政治领域里的支配地位。70年代和80年代，在印度的北部和西部地区，中、低种姓要求分享高等种姓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也开始高涨。例如在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就出现了分别代表中等种姓和低等种姓利益的政党。这些政党为了进行社会动员和在更大的社会范围获得政治上的支持，把属于同一阶层，有着共同利益，但分属不同种姓的集团，甚至是非印度教的集团都结合在一起。这就使种姓逐渐具有了阶级的性质。与印度的传统社会相比，应当说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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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低种姓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因此很快就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并能够在邦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执政党。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低种姓青年积极参政并成长为颇具影响的政治领袖。从中央和各邦议会议员的社会、经济背景来看，政治权力正在从城市的中、高种姓手中转向农村中的中、低种姓手中。低种姓作为一种崛起的政治力量，必然对其他表列种姓、表列部族等社会贫弱阶层产生示范效应。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低种姓的崛起和参政是印度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会对未来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力量对比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对沿袭了几千年的种姓制度构成有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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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会—政治暴力问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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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立至今，印度始终被种族、宗教和种姓问题深深困扰着，这些问题不仅最容易导致大规模的动乱和暴力冲突，而且威胁着社会、政治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在当今的印度，由种族、教派、种姓冲突引发的社会、政治暴力事件已日益成为比国家之间的战争更为严重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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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族分离主义和种族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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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的各种种族问题中，种族分离主义十分突出，且常表现为严重的暴力冲突。20世纪60年代中期，印度东北部地区的那加人和米佐人先后掀起了反叛活动；70年代末，该地区的特里普里人和阿萨姆人又爆发了种族暴乱；80年代初期，西北部地区旁遮普邦锡克人的暴力冲突越演越烈；与此同时，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克什米尔人的暴力活动也在不断升级，到80年代末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些种族或部族都向中央政府或邦政府提出过地方自治的要求，它们中的激进势力还打出了要求脱离印度，建立独立国家的旗帜。有的种族自治或种族分离主义运动经过政府的安抚或镇压表面上已经平息，但是种族问题与政治、经济、语言、文化以及社会的权利、地位等问题相互联系，彻底解决非常困难。根深蒂固的种族矛盾在一定的时机有可能爆发出新的冲突。目前，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和印度东北部地区，一些种族或部族分离主义的武装斗争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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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不同种族之间的大规模暴力冲突主要发生在本地人与外来移民之间。在印度南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东北部地区的阿萨姆邦、曼尼普尔邦、梅加拉亚邦和那加邦都发生过当地种族用暴力驱赶外来移民的运动。例如在印度的阿萨姆邦，越来越多的孟加拉族穆斯林移民使该邦的人口迅速增加，加剧了对就业及资源，特别是政府部门职务和土地的竞争。另外，大量的移民改变了该邦政治力量对比，使当地阿萨姆人在选举中处于不利地位。1979年大选前夕，阿萨姆邦爆发了大规模的驱赶外来人的运动。自此以后，种族骚乱和种族屠杀事件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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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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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这个多宗教的国度里，几乎存在着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都是起源于印度本土的宗教；而伊斯兰教、基督教、祆教、犹太教以及巴哈依教则被看做外来的宗教。其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又特别被印度教的极端势力所不容，因为它们分别是外国征服和殖民统治的产物，而且其信徒大都是原来信奉印度教的改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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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都发生过规模不同的暴力冲突，但最为严重的是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印度独立后实行了世俗主义的建国原则。国大党政府对分治后留在印度的穆斯林采取了比较优待的政策，这一方面是为了安抚穆斯林防止再度发生分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获得穆斯林的选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穆斯林在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地位等方面仍然处于落后的境况，在政府机构和军队就职的人数以及在国会和邦议会的议员数，都低于其人口比例。穆斯林对政府的不满日益增加并公开化。他们要求政治权利平等和经济公平的呼声也在不断高涨。这反过来又在印度教徒中引起强烈的反应并进一步刺激了印度教教派主义情绪的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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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70年代以来，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地区也越来越广。据统计，印穆之间的暴力冲突事件1975年为238起，1980年为427起，到1985年时又增至500起。教派冲突中的死亡人数也从1978年的110人增加到1980年278人。早先，教派主义和教派冲突大多发生在北印度，但现在已经扩大到了南印度，而且越来越有继续蔓延的趋势。过去，教派冲突一般仅限于城市，但现在已经扩散到了广大的农村地区。据印度政府统计，1988年在全国452个县中，发生教派冲突或教派关系紧张的县有88个，到1989年时，这样的县已增加到110个。暴力活动的烈度也在升级，比如，1992年在阿约迪亚寺庙被毁后爆发的全国性教派冲突中约有2000人死亡，5500人受伤，其中2/3是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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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姓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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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独立后，政府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不可接触制”，但在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在北方邦、比哈尔邦和中央邦等印地语地带，这种陋习依然盛行。在众多的种姓中，低种姓的人口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不仅经济地位低下，而且备受社会歧视与压迫。由于种姓对立根深蒂固，加上高等种姓对低等种姓的经济剥削，高低种姓之间的矛盾已经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暴力冲突。这些暴力活动大多发生在农村地区，以比哈尔邦、北方邦和安得拉邦最为严重。在比哈尔邦，种姓之间的集体屠杀事件从1971年报道的第一起到1999年2月，一共发生了59起，有600人被杀。其中，仅在1990～1999年之间就有35起，死亡约400人左右。一些高种姓集团为了对付贫困农民组织的“夺地运动”和“抢收地主庄稼”而建立了自己的私人武装。在该邦，社会治安已经恶化到极其严重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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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纳萨尔运动的暴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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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萨尔运动因最初发生在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村而得名，1967年，贫穷的村民在此发动起义。该运动的宗旨是用人民战争的军事手段推翻政府，夺取地方政权，改善穷人生活。几十年来，纳萨尔运动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有越演越烈之势。当前，印度的28个邦中至少有11个邦存在由“毛派分子”参与的纳萨尔运动，特别是在贫穷落后的东部森林地区。自2005年至2008年，纳萨尔冲突已导致1965名平民丧生，高于另外两个地区（克什米尔和东北部地区）的分裂活动造成的平民死亡数字。同时，在与纳萨尔冲突中丧生的安全人员人数也上升了一倍。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说，纳萨尔运动是印度最严重的国内安全威胁。据印度内政部长报告，2005年有11个邦的509个警察局报告发生了1594起纳萨尔暴力案件，共造成669人丧生，其中有153人是警察。而2004年的暴力案件是1533起，556人丧生。虽然案件数目只增加了4%，但死亡人数却上升了18%。这表明，纳萨尔运动的暴力程度在上升。这与反叛组织所使用的武器和技术越来越先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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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政治暴力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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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社会—政治暴力冲突不断加剧的主要根源之一是其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性。在传统社会中，这种不平等是自然形成的生活格局的一部分，老一代人将其看做是神灵的旨意和命运的安排。但是随着教育的日益普及和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特别是选举政治下的广泛社会动员，民众的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不断增强，政治需求也大为增加，传统分配方式的合法性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当政府不能满足民众日益提高的期待和要求时，社会中集聚的各种不满情绪便有可能爆发成宗教、种族、部族、种姓和阶级等不同集团社会之间的冲突，在缺乏强有力政府的情况下，这些冲突便意味着社会—政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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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印度虽然为消除贫困尽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估计，印度的贫困人口比例已经从1981年的60%降到2005年的42%，但贫困人口仍多达4.56亿。虽然贫困本身不是直接导致社会暴力的根源，但是如果贫困与经济剥削和经济的不平等直接相关，那么则易于导致暴力冲突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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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迅速增长的人口对资源（包括土地、森林、灌溉用水和渔业等资源）以及就业职位竞争的加剧也是导致其社会—政治暴力冲突的重要根源。印度人口从独立时的3.4亿增加到2001年的11.7亿，但是就业机会的增长却远远落后于人口的增长。严重的失业问题，特别是受过教育的青年的失业问题，最易成为导致社会—政治暴力的因素。印度阿萨姆邦和旁遮普邦的种族冲突和分离主义的发生就与大批受过教育的青年人找不到体面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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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农村，土地占有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75%以上的农民仅占有25%的耕地，而2%的大农户却占有全部耕地的20%。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土地日益成为稀缺的资源，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也在增长。不同种姓、不同阶级之间，当地人与外来移民之间为争夺土地或其他资源而发生的暴力冲突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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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印度官方的人口普查数据，印度贫民窟人口从1981年的2790万增加到2001年的6180万。失业、贫困、恶劣的生存条件、贫富两极分化以及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使许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民众，特别是青年人由于对前途感到绝望而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心理，有的甚至成为反社会分子。在极端教派主义势力的煽动下，民众对社会的不满很容易转变成宗教狂热，而且暴力色彩也更为严重。1992年阿约迪亚事件后发生的杀人、纵火、抢掠等大规模的暴乱几乎全都发生在大的城市中心。在城市化最快的苏拉特和孟买，骚乱的程度比其他城市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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