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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与马尔代夫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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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1965年7月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获得独立。1976年印度与马尔代夫建立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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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交后,两国的往来平淡。1977年印马两国开通了航空运输线,1983年双方签署文化协定。1988年马尔代夫发生政变,马尔代夫总统请求印度出兵援助。印度立即出兵平息了政变。此后,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多次访问印度,双边关系急剧升温。印度在马尔代夫的外交政策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安全方面两国也有着比较紧密的合作。1990年1月,印度外长访问马尔代夫,双方签订了关于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协定和谅解备忘录,并举行了联合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990年7月,印度总理维·普·辛格访问马尔代夫,两国政治和经贸关系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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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20日,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出访马尔代夫,两国签订了一项协议,主要内容包括:印度将永久性地在马尔代夫驻有两架直升机,以加强警戒和应对威胁的快速反应能力。马尔代夫原来只有两个岛礁设有沿海雷达,印度将帮助其在所有26个岛礁上设立雷达以监测沿海的船只和飞机,这些雷达将与印度沿海的雷达联网。印度南部海军司令部将把马尔代夫纳入印度的安全网,印度海岸警卫队定期派出直升机在这个岛国沿海巡逻以监视可疑船只的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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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与阿富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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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阿富汗的双边关系传统上比较紧密和友好。20世纪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印度是南亚地区唯一承认苏联傀儡政权的国家。90年代阿富汗内战和塔利班统治时期,印阿关系几乎中断。塔利班政权被推翻之后,印度为阿富汗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义和重建援助。阿富汗民选的卡尔扎伊政府怀疑巴基斯坦庇护和支持塔利班,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卡尔扎伊政府加强了与印度的关系。当前印度是地区内对阿富汗的最大投资国,承诺提供22亿美元用于阿富汗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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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第四节 印度与中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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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世纪50年代的友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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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历史上两国长期友好相处,在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交流频繁。新中国成立后,印度的尼赫鲁政府经过短暂的考虑,于1949年12月30日宣布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断绝一切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谈判,两国于1950年4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印度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50年代是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印地-秦尼帕依帕依”(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深入人心。两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共同创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还是首先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国家之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印度表示愿意协助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被美、英政府拒绝。1950年12月,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提出了“十三国提案”,主张朝鲜问题必须在联合国范围内解决,为此应该把台湾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权利。印度反对联合国把中国军队援朝行动谴责为“侵略”的决议。1952年11月,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潘迪特夫人在联合国大会上声明:“关于远东这个重大问题,我们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然而,我必须重申我国政府的观点,即应当接纳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进入联合国”。此后,印度政府一直推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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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建交初期,中国和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分歧已初露端倪。西藏从元朝起纳入中国版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但自从19世纪末期,英帝国主义不断对西藏进行侵略和渗透,在西藏培植亲英势力,将西藏地方当局置于其控制之下。印度独立后,出于战略考虑,希望继承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遗产和特权,使西藏成为中印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因此,尼赫鲁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两面性政策:一方面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另一方面竭尽全力试图维护印度从英国人手中继承下来的在西藏的权益,与英美互相配合,企图使我西藏独立。1950年10月中国中央政府派军队解放西藏,印度对此大为不满,照会我外交部称印度对中国军队进藏“深表遗憾”,并向藏军提供军火,怂恿十四世达赖喇嘛迁至亚东,以备随时前往印度。中国政府对印度的干涉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印度的态度有所缓和。印度在权衡利弊后,采取了明智的政策,不再干涉中国进军西藏,但要求考虑印度在西藏的利益。1953年9月2日,尼赫鲁总理致电周恩来总理,建议两国政府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中国政府积极回应。1953年12月31日,两国正式谈判开始。双方在谈判中都做了让步和折冲,终于于1954年4月29日达成《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为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扫除了障碍。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受到尼赫鲁总理和印度人民热烈而隆重的欢迎。周总理与尼赫鲁总理就如何建立相互信任和发展友好关系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具体地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立场。1954年10月,尼赫鲁总理在女儿英·甘地的陪同下回访中国,与周恩来总理就双边关系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毛泽东主席亲切会见了尼赫鲁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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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与以尼赫鲁总理为团长的印度代表团配合默契,克服了困难,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促进亚非各国的理解和团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中印关系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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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印边界战争后的两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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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印关系由于达赖集团和边界问题,分歧逐渐显露。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区发生了上层集团的武装叛乱,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印度在西藏问题上大作文章,干涉中国内政。达赖到达印度边境地区后,印度外交部官员率武装部队迎接,尼赫鲁总理亲赴达赖下榻地与其会见,并在议会发表同情和支持西藏叛乱的讲话。印度媒体也对中国大肆进行污蔑,中印关系急剧恶化。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总理致信周总理,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6月,印军越过“麦克马洪线”抢占了朗久和马及墩地区,随后又连续挑起流血冲突。面对印度的挑衅,中国政府采取了克制态度。1959年11月周恩来总理致信尼赫鲁总理,建议双方军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两国总理就边界问题举行会谈。为了和平解决边界争端,1960年4月周总理亲赴新德里与尼赫鲁总理等人举行会谈。接着,中印官员分别在北京、新德里和仰光举行会谈,但由于印度一意孤行,中方的一切努力无果而终,最后导致1962年10月的中印边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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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界冲突使中印关系全面恶化,两国召回大使,撤销总领事馆,一切政治、经济交往几乎全部停止,并导致两国十几年处于对立状态。这场边界战争对中印关系和印度国内政治及其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印度对其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开始寻求美国和苏联的支持,并把发展军事实力作为主要的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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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界战争后的十几年中。两国经过漫长的试探和努力,终于使关系出现转机,1976年两国恢复互派大使,中印关系开始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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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中印两国的政治形势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为中印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机会。在中国,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相继辞世,“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复出,中国开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改革进程。为了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为此,邓小平同志不仅注重与美国、日本等发展关系,还注意与邻国尤其是印度改善关系。印度是南亚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大国,又是中国的近邻,双方有数千公里的边界线。发展中印关系是中国巩固周边和平环境、维持西南边陲和平与稳定的需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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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国与印度改善关系,也是为了对付苏联的威胁。中苏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恶化,1969年爆发边界冲突后,两国关系一直非常紧张。1975年美国在越南战败后撤出,在东南亚实行战略收缩。苏联乘虚而入,加强与越南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试图在亚洲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面对苏联的威胁,中国除了谋求与美国发展关系外,也积极改善和巩固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旨在遏制苏联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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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内的情况也有新的变化,1977年,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组成独立以来第一个非国大党政府。人民党上台后在对外政策上做出了调整,为谋求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尤其是中印关系做出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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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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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后期以来,中印关系有了明显的发展和改善,高层互访增多。但边境地区由于实际控制线不明确,双方有时出现摩擦甚至高度紧张状况。为了改善关系,中印领导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多边国际场合举行会谈。1988年12月,应中国总理李鹏的邀请,印度新一代领导人拉·甘地总理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访问,受到了中国的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接待。李鹏总理和拉·甘地总理就双边问题进行了友好、诚挚的会谈,双方在《中印联合公报》中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则,表示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边界争端。拉·甘地总理访华是中印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1991年12月,中国总理李鹏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拉奥发表了《中印联合公报》,签署了中印分别在上海和孟买重设领事馆的协定。1993年拉奥总理访华,双方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协定》。1996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问印度,与印度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等四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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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印度核试验后的中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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