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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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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后期以来，中印关系有了明显的发展和改善，高层互访增多。但边境地区由于实际控制线不明确，双方有时出现摩擦甚至高度紧张状况。为了改善关系，中印领导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多边国际场合举行会谈。1988年12月，应中国总理李鹏的邀请，印度新一代领导人拉·甘地总理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访问，受到了中国的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接待。李鹏总理和拉·甘地总理就双边问题进行了友好、诚挚的会谈，双方在《中印联合公报》中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则，表示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边界争端。拉·甘地总理访华是中印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1991年12月，中国总理李鹏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拉奥发表了《中印联合公报》，签署了中印分别在上海和孟买重设领事馆的协定。1993年拉奥总理访华，双方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协定》。1996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问印度，与印度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等四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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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印度核试验后的中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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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印度以“中国威胁”为借口进行核试验，使中印关系出现倒退。为了修复关系，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99年2月，中印外交官员在北京举行了会谈，确认中印互不构成威胁。1999年6月，印度外长贾斯万特·辛格应邀访华，与唐家璇外长就双边关系进行了会谈。双方确认中印关系发展的前提是互不视对方为威胁，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是双方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000年3月，中印外交官员在北京举行首轮安全对话，就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交换了看法。2000年5月28日至6月3日，应江泽民主席的邀请，印度总统纳拉亚南在中印建交50周年之际访华，两国首脑再次确认“中印互不构成威胁”。随后双方达成了“增加人员往来、开展经贸合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和配合、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四项共识。7月22日，唐家璇外长访问印度。2001年1月，李鹏委员长对印度进行了成功访问，表明两国已完全摆脱了印度核试后笼罩在双边关系上的阴影，双边关系完全恢复正常。2002年1月14～18日，朱镕基总理对印度进行了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是在印巴关系再度紧张、国际反恐处于关键时刻的背景下进行的。国际社会纷纷猜测在当时印巴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朱总理可能推迟访印。但朱总理仍如期出访，就印巴关系同印度领导人充分交换意见，获得印巴双方的高度评价。中印还就反恐和阿富汗重建问题进行磋商，达成共识。朱总理此行进一步促进了中印关系的发展。中国在印巴之间奉行不偏不倚、积极劝和的立场，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朱总理与印度总理等举行了磋商，达成了多项协议，双边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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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22～26日，应中国总理温家宝的邀请，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正式访问中国。这是印度总理近10年来对中国进行的第一次访问。瓦杰帕伊总理在访华期间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说：“我是为友谊而来的。我代表印度向中国传递和平、友好、信任、理解和合作的信息。”这是自1954年以来，前来访华的印度政府总理第一次代表印度政府和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达如此明确和热情友好的意愿和感情。它使出席招待会的中方人士深为感动。他们意识到，中印睦邻友好关系的一个新时期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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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杰帕伊总理对中国的访问是成功的。6月23日两国政府签署在广泛的领域进行合作的10个文件。当天晚上两国总理还在人民大会堂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它向世界宣告，中印两国将真正结束过去数十年对抗和相互猜疑的历史，双方今后要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切实发展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宣言》为双方在今后建立新型的关系确立了四项指导原则。①双方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关切以及平等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②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印双方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方面有着广泛的利益，双方都希望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增进相互理解，实现更加广泛、密切的合作；③双方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两国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④双方同意，从根本上加强两国在各层次、各领域的双边关系，同时通过公平、合理以及双方都可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分歧。有关分歧不应影响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这些原则是对中印关系半个多世纪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特别是近十多年双边关系取得明显进展的正面经验的总结。它对两国政府的官员在今后处理两国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具有指导作用，有利于两国今后建立更加稳定和持久的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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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杰帕伊总理访华期间，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或基本上解决了相互长期关心的西藏和锡金问题。关于前者，印方在《宣言》中第一次明确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关于后者，双方签署了一项关于“扩大边境贸易”的备忘录，确认西藏的仁青冈和锡金的昌古为中印双方新增加的边贸口岸。这意味着中国认可了锡金是印度的一个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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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印度共和国总理曼莫汉·辛格的邀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05年4月9～12日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温总理在与辛格总理会谈时，提出拓展中印关系的六点建议：第一，明确定位，提高两国关系水平。第二，拓展双边交往，密切协调配合。扩大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合作，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第三，深化经贸合作，寻求互利双赢。双方需要进一步努力，加强两国在科技、能源、矿产、农业、环保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尽快商签《投资促进与保护协定》。第四，扩大文化交流，增进民间往来。为使中印友好代代相传，双方应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双方确定2006年为“中印友好年”。中方还将邀请100名印度青年年内访华，以扩大民间友好的基础。第五，建立安全互信，推动区域合作。双方应加强两国的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在边境地区互相裁减军力，深化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第六，推动划界谈判，保持边界安宁。双方应继续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既尊重历史，又照顾现实，通过平等协商，找到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解决方案。这些建议得到了辛格总理的完全赞同和热烈回应。双方经过会谈，达成了许多共识。温总理的访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共和国联合声明》，宣布建立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②双方第一次把边界问题提升到政治和战略的高度，签订了《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这些原则对今后实际具体解决边界问题有着重要意义，例如第一条：“边界问题的分歧不影响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双方将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边界问题，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将大大推进印中睦邻友好关系”；第二条：“双方应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通过平等协商，寻求公平合理以及双方能接受的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案”。有的条文则是第一次出现在双方同意的文件中，如第三条和第五条等，前者规定：“双方应本着互相尊重、互相谅解的精神，对各自在边界问题上的主张做出富有意义的和双方均能接受的调整，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是包括各段一劳永逸的解决”，后者规定：“双方将考虑双方的历史证据、民族感情、实际困难、合理关切与敏感因素，以及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等”。最后的几条尽管是关于一些技术性问题的，但也具有重要意义。双方约定，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应严格尊重和遵守实际控制线，共同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③双方制定了《中印全面经贸合作五年规划》，启动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并且具体提出中印贸易额2008年达到200亿美元或更高的目标，2010年达到300亿美元。④双方还签署了《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实施办法的议定书》、《海关行政互助与合作协定》、《启动中印财金对话机制的谅解备忘录》、《扩大中印两国间航空运输安排的谅解备忘录》、《印度输华葡萄植物卫生要求议定书》、《印度输华苦瓜植物卫生要求议定书》、《中方向印方提供朗钦藏布江-萨特莱杰河汛期水文资料的谅解备忘录》、《电影合作委员会议定书》、《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和《印度在中国洛阳白马寺院西侧建造印度风格佛殿的备忘录》等十多个文件和协定。温总理对印度的成功访问揭开了两国友好合作的新篇章，标志着中印关系提升到了新的水平，也标志着中印关系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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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20～23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印度总统阿卜杜勒·卡拉姆邀请，对印度进行了国事访问。胡主席的此次访问着眼于巩固和加深传统友谊，夯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增进双边互信，扩大合作，并且规划两国关系的未来。在11月21日发表的《联合宣言》中，双方一致认为，两国不是对手或竞争者，而是互利合作的伙伴。为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达成了“十项战略”。双方一致认为，边界问题的早日解决符合两国的基本利益，因而应将其视为战略目标，同时确保暂时的边界分歧不影响双边关系的积极发展。在国际合作方面，双方强调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中的沟通和协调，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南南合作；同时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东亚峰会、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机制内的合作。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13项协议，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广州和加尔各答设立总领事馆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印度共和国外交部合作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印度共和国驻上海总领馆房产问题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印度出口检验委员会关于铁矿石检验的合作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印度共和国农业部关于印度大米输华的植物卫生要求议定书》；《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与印度远期市场委员会商品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校与印度共和国公共行政管理学院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业局和印度共和国环境与森林部关于林业合作的协议》；《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印度共和国人力资源开发部教育合作与交流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与印度共和国考古局关于合作保护文化遗产的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物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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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访问中国，与中国签署了中印《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这份文件就两国如何为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共同努力，如何进一步发展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方针和具体步骤。此外，中印双方还在住房、铁路、传统医药、文化合作等领域签署了11个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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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中印双方在印度贝尔高姆地区举行代号为“携手-2008”的第二次陆军联合反恐训练。联合训练增进了两军了解与信任，加强了两军在反恐领域的交流，推动了两军关系的发展。2009年4月，印度海军参谋长梅赫塔率印海军“孟买”号和“兰维尔”号导弹驱逐舰赴青岛参加中国海军建军60周年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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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泰国华欣与印度总理辛格举行会谈。两国总理就边界问题达成以下共识：遵循双方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发挥有关机制的作用，继续通过坦诚对话，逐步缩小分歧，争取不断取得进展，最终达成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要确保边境地区的安宁稳定，这有利于解决边界问题，有利于推进其他领域的合作和双边总体关系的发展。两国各界都要为此营造积极、友好的气氛，共同做出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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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余年来，中印经贸和科技交流不断加强。1995年双边贸易额为10亿美元，1997年为18.2亿美元，1998年为19.2亿美元，2000年为29.1亿美元，2001年超过30亿美元。2008年，双边贸易额增至518亿美元。当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对象国。目前，印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最大工程承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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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中印双方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加强沟通与合作，共同为应对气候挑战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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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第五节 印度与美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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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冷战时期的印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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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和中东，对南亚并不重视。美国的南亚的政策不过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南亚的主要目标是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在东南亚和中东建立了两个军事同盟组织，即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巴基斯坦为抗衡印度加入了这两个军事联盟，印度则奉行“不结盟”政策。1971年，印度与苏联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从而在南亚形成了美苏争霸、印巴对立的“四方两极”的外交格局。因此，冷战时期的美印关系，起伏不定，疏远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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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任总统期间，曾主张对印度进行经济援助，以扩大美国的影响。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时，美国向印度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美印关系有所改善。1964年，美印之间达成美国在5年内每年向印度提供1.1亿美元军事援助的协议。但1965年印巴第二次战争爆发，美国对两国实施制裁，中断了对印度的军援。约翰逊总统执政时期，美印关系更趋冷淡。卡特总统1978年访问印度，但其南亚政策的重点是防止核扩散，美印关系起色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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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南亚政策有了较大变化。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战略地位上升。里根政府决定加强巴基斯坦的国防力量，把作为遏制苏联势力南下印度洋的桥头堡和“前线国家”，向巴基斯坦提供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1981～1987年，里根政府在6年内为巴提供了32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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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政府的南亚政策有三个目标：一是遏制苏联势力在南亚的扩张；二是减轻印度在战略上对苏联的依赖；三是防止核扩散。为了使印度脱离对苏联的依赖，里根政府曾想改善美印关系。印度领导人为了获取西方的先进技术，也想与美国发展关系。在此期间，美国向印度出售了超级计算机及轻型战斗机的发动机。虽然美印双方都愿改善关系，但由于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及印度认为美国支持印度锡克人的分离主义运动和恐怖分子，美印关系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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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冷战后的印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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