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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历史遗留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你已经知道的，在美国建国初期制定宪法时，在奴隶制问题上对南方有过一个妥协。妥协的核心就是承认各州有权决定是否蓄奴。根据当时的局势，似乎有理由相信，在各州逐步自行废奴之后，这样的妥协条款也就会自行走进历史，不再成为问题了。但是，随着联邦的扩大，加入的那些新南方州，如阿拉巴马，密西西比等等，在坚持奴隶制的问题上，与原来的两个极端南方州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最令人不安的就是在州的数量上南北双方开始相近，在对待奴隶制的态度上，开始走向不可通融的两极。这个时候，由于历史原因进入宪法的这三个妥协条款，就形成了美国历史上一个最难以处理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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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在制定的时候，就考虑到它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在宪法中规定了可以以修正案的方式，修正其中的条款。修正案在通过后，也将成为宪法的一部分。但是，为了保证它能够成为多数人的契约，宪法又规定，修正案必须先由参众两院的三分之二议员通过，再交由各州，在至少四分之三以上的州议会通过后，才能够进入宪法。建立一个宪法修正案，对于美国人一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在美国建国的二百多年里，除了与宪法几乎同时通过的十条“权利法案”之外，至今只通过了十六条修正案。于是，你一定也看到结症所在了，就是南北双方在州的数量上的均势，使得修正这些妥协条款，在当时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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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宪法中的这三个妥协条款，成为最高法院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最高法院不是立法机构，它只有依法进行司法判决的权力。它的“司法复审权”的最高依据是宪法，如今争议的焦点，是宪法本身的妥协条款，最高法院就无能为力了。因此，在“阿姆斯达”案中，应该说，最高法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即不违背现行法律，又坚持了贴近自然法和公正的立场。然而，在法律的根基上，它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了。但是，最高法院无疑是正确的，就是它首先必须坚持在权限范围之内行使权力。如果认为自己有理，就可以随意越权的话，整个运转正常的体系就彻底乱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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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在回想起来，在“阿姆斯达”案的过程中，发生的最应该引起警惕的一件事，就是凡布伦总统的行政分支干预司法的越权行为。然而，它的危险性和重要性，在当时只有一个人是充分注意到的，那就是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他不仅在最高法院一再强调这一行为的违法性，而且，在他去世前的几年中，始终没有停止呼吁对这个权力机构的越权行为予以追究。只是在一百五十年前，美国的学校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宪法教育；民众对于政府运作的监督，也还远不象今天这样洞若观火。直到许多年以后，人们才渐渐理解当年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洞察力。在今天，美国总统最怕的事情，大概就是被指控为干预司法和越权了，一旦证据确凿，几乎是不可能再继续留在总统的位置上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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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再一次回到1841年11月27日的纽约码头，目送那只小三桅船，载着“阿姆斯达”号的黑人，缓缓离开码头的时候，心情就很难轻松了。因为在我们身后，南北两个庞大的不可调和的实体，正被这个案子又在背后推了一把，更逼近了一个僵持的交界线，可是，还是看不到一个打破僵局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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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松散的联邦，从它还是英属殖民地开始，就在北方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发展核心。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有一部分地区就是对外部敏感的，开放的，思索的，历史逻辑相对清楚的。它们主导了这片土地的思想发展和相应的社会发展脉络。而以两个极端南方州为代表的地区，它们是相对保守的，封闭的，思维迟缓的。甚至是被历史拖着向前的。这样一个格局，由于它的分治原则，一直保存到美国成立之后也没有被打破，只是在新的地区加盟以后变得放大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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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说，区域的发展不平衡，这在每一片土地上，在每一个国家都可以看到。但是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和其后发展出来的美国，由于它的分治，就形成了其它地方所少见的特殊情况。并且使它的历史进程也呈现不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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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一个落后地区，如果被遗忘，它就可能在很长时间被拖在历史的后面，但是，它基本上是完全被动的。如果中央政府想对它有所作为，它也就被动地被改造，这样的改造计划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就基本完成。但是，在当时作为一个联邦的美国，就完全不一样，因为这是一块分治的土地。在这里，一个保守的地区，只要他们自己愿意，可以固若金汤一般，维持得相当久远。从整体的历史角度来看，它的基本观念始终是被动地被历史推着勉强向前；但是，从局部的区域来观察，它不仅对于掌控自己的地区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还对于来自外部的力量具有顽强的对抗性，只要它自己不愿意变，任是谁也奈何它不得。这就是僵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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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平等的联邦和分治的原则也是当年制宪会议的基本背景。所以，在美国的制宪会议上，不存在领袖，所有的人都是以一个区域的代表出席的，目的是达成一个共存的契约。你也许会问，那么，按照“常理”在独立战争中应该产生的那些“重量级”人物呢？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战争结束，他们就回家了。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当时美国人的心目中，现在叫做“州”，原来是殖民地分区的那个地方，才是他们的家乡和国家。而所谓美国，只是一个远比联合国还要松散的联邦。他们寻求自由的文化，也没有产生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物”，要建立和主宰一个美国的一统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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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四年以后制宪会议开始的时候，那些“英雄们”早已在几年前“沉”了下去。自己给自己褪去了头上的光环。再次汇到一起，他们每一个人都只是州的一个代表而已。在这个会议庭里，只有相互地位平等的代表，有会议主持人，但是没有一个领袖，甚至是类似领袖的人物。任何一个地区和它的代表，都没有决定性的主导权。没有人有权利强制别人，没有一个地区有权强制另一个地区。分治的基本共识就是，一个地区的生活方式，只有住在这个地区的人们，自己有权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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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能够维护这样一个州与州之间关系的制宪会议，建起了一个以平衡和制约为原则的联邦政府的构架，是有它内在的逻辑联系的。同时，对于它们之间的重大分歧，以达成妥协的方式去解决，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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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知你是否注意过，美国的版图，在南北战争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它在南北战争之前，面积已经基本和今天差不多了。可是，在制宪会议时的美国，其版图只有南北战争时的五分之一左右。因此，在制宪的时候，在这个“小的美国”看上去还容易被时间逐步解决的历史妥协，在南北战争之前，却随着它的面积的迅速扩大而急剧膨胀和激化了。它不仅没有象建国时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逐步走进历史，反而突兀出来，象一块骨头一样，卡住了这个新生国家的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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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美国人到底如何才能走下去，走出这个历史困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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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太长了。下次再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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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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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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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一个梦想（近距离看美国之三） 08 历史遗留的哽喉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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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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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的来信。你说，没想到一个“阿姆斯达”案，居然隐含了这么多内容，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对于我上封信后面提到的，美国历史上这个僵持的困境，你说，这个难题倒是不难解，不就是打一场解放奴隶的南北战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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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想起了我刚到美国时，第一次到一个七十多岁的南方老人布鲁诺家去作客。那天，我们坐了一会儿，一起去的朋友就高兴地对老人说，她给我起了一个英语名字。布鲁诺的夫人一听就说，啊，这个名字正好和我们这儿第一个进入公立大学的黑人学生的名字一样。于是，大家自然地谈起了南方的种族问题，甚至一路牵到了南北战争。我当时英语还跟不上趟，半懂不懂地勉强在后面拖着。布鲁诺见我很少说话，也许怕冷落了我，就问道，你在中国也听说过美国的内战吗？我的回答和你差不多，我说，听说过，不就是那个解放奴隶的南北战争吗？布鲁诺听了我的回答说，是啊，只是不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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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诺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这儿待的时间越长越觉得，不论现代社会的交通工具多么便捷，把两块大陆的距离拉得多近，可是，在试图相互了解的时候，它们往往是原本有多少距离，现在还是有多少距离。因为一件事情，一个现象，在距离的相互传送中会被逐步简化。等传递到了彼岸，原来的一条恐龙，已经只剩下一副骨骼了。至于一个历史事件，它不但遭受长距离海浪的冲刷，还受到时间的淘洗，当它飘洋过海，已经不但是骨骼，而且是骨骼的化石了。似乎经过简化以后，它反而显得清楚和容易被掌握，但是，它留给人们有血有肉的历史教训，却往往在途中失落了。所以，我想，我所应该在信中和你聊的，就是尽可能补上一些失落的东西。只要你看了以后发现，原来不那么简单啊。我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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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必须回到南北战争之前，梗在美国的那块“骨头”上。在制宪会议的时候，即使是强烈反对奴隶制的人，也很少有人认为必须有一个条款强令各州立即废奴。因为，在你看过我前几封信对历史状况的介绍之后，也一定同意，这在当时是做不到的。这是一个与整个殖民地几乎与生俱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它的整个经济和生活方式都缠绕在上面，必须有一个梳理变化的过程。实际上，在独立战争期间就已经宣布废奴的少数殖民地，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所不同的是，它们的变革过程开始得更早更自觉而已。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求一个缓冲期，应该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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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这个缓冲期应该由联邦立法强制，还是由各州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掌握。这个时候，就有废奴的两个阶段的问题。第一个阶段是禁止奴隶进口，第二个阶段是彻底废奴。最终，达成的妥协是第一阶段的二十年缓冲期由联邦立法一刀切，这就是宪法中三条妥协条文的第一条。所以，在“阿姆斯达”案发生的时候，这条妥协条文已经走进历史了。接下来就是第二阶段，即，对实行彻底废奴的缓冲期的规定。这一条达成的妥协，就是各州自己决定。所以，在宪法中，就没有一个对于整个联邦内实行废奴的强制执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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