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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们去往摩揭陀仍然使用了吐蕃-尼婆罗道，在尼婆罗停留期间，还见到了尼婆罗的傀儡国王那陵提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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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印度后，唐使开始对这个国家进行游历，这花了他们一整年的时光。当唐使在印度停留时，玄奘已经翻越帕米尔高原，于公元644年三四月间回到了今天新疆地区的于阗[26]，并在这里上书皇帝，请求皇帝原谅他私自前往印度，并等待皇帝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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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第二年（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正月初七，获得了皇帝恩准的他才到达了长安。在玄奘到达长安20天后的正月二十七，李、王使团也到达了印度佛教圣地之一——灵鹫山（也叫耆阇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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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北部佛教圣地菩提伽耶和它的北方，是一片广袤的平原，但在菩提迦耶的东面，却突兀地耸立着一列陡峭的山峰，这些山峰如此奇形怪状，使人不得不怀疑这是神造之物。更奇怪的是，在这些山峰的中间竟然围着一块平地，这块平地上有一座城市叫王舍城，就是古代摩揭陀国最初的都城。[27]而这些山峰，就构成了佛教的另一个圣地——灵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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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鹫山上遍布圣迹，更有佛陀当年说法的地方，这里也是碑塔林立，令使者们触摸到了佛陀灭度千年来的沧桑，他们决定在这里也刻一段铭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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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天后的二月十一，他们来到了位于菩提伽耶的摩诃菩提寺，这里是佛教最大的圣迹，也是佛陀悟道的地方，于是，使者们再次立了一个碑，由团队中一个叫魏才的人书写了碑文。碑文中谈到了此次出访的目的，并附上了碑铭[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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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处石刻虽然已经淹没在历史之中，却仍然被视为中国与印度交往的关键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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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无法找到这些碑铭，所以对现代人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摆在面前：既然缺乏实物证据，到底怎样确认这些文献的记载是可靠的？唐代使节到底有没有经过尼泊尔前往过印度呢？这个问题留在下文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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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救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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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王使团大约在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五月回到国内，因为根据史书记载，这时有一个来自印度的使团到来，很可能这个使团是和归国的唐使一起回来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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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唐太宗再次派出使团前往印度，此次的正使已经变成了王玄策，副使是蒋师仁。这一次出使，让大唐的威望骤然提高。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使团从长安出发，第二年五月，当他们经过尼婆罗前往印度时，却发生了意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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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温文儒雅的戒日王已经去世了，随着他的死亡，北印度陷入了一片混乱，戒日王手下有一个大臣叫那伏帝阿罗那顺，他试图乘机攫取统治权，听说唐使来到，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出兵袭击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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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罗那顺的攻击下，这个十几人组成的唐朝使团几乎全军覆没，一路上带的各种物品全部被掠夺。幸运的是，王玄策和蒋师仁逃了出来，他们来到了尼婆罗，向尼婆罗和吐蕃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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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出兵千人响应，而尼婆罗则出了七千骑兵。获得了兵马之后的王玄策向印度进军，在茶镈和罗城大战三日，大破敌军，斩首了三千级，溺死在水中的有上万人。阿罗那顺带着残兵逃走，一路上纠集了散兵准备再战，却被蒋师仁俘虏，与他一同被俘或者杀死的还有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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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残兵又聚集在阿罗那顺的妻子旗下，依托于一条叫乾陀卫的江水进行防御，但这一次，又被蒋师仁击败。第二次战役俘虏了阿罗那顺妻儿士兵等1.2万余人，获得牲口3万，投降的城镇共有580所。[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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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玄策的胜利震惊了整个印度，许多国王都送出礼物，祝贺王玄策的大捷。使团将阿罗那顺等人带回了长安，这件事成了唐朝最远的用兵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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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件事在印度并没有记载，到底怎样才能证明王玄策这个人的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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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书记载，公元657年（显庆二年），王玄策第三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33]）奉旨前往印度，他这次的使命是将佛袈裟送往印度。[34]与他第二次出行的丰功伟绩相比，这次的出行显得轻松和微不足道。但正是这次出使，却让我们意外地得到了他存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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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西藏的吉隆县城以北4.5公里的阿瓦呷英山嘴，这里是古代从西藏通往尼泊尔的交通要道，从北方越过附近的宗喀山口，就进入了一条长长的谷地，现在叫吉隆沟。过了吉隆沟，就来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南麓，进入现代尼泊尔的地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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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嘴附近，考古学家意外地发现了一块唐碑，这就是著名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这块碑现在仅存两百多个可辨识的文字，却幸运地保留了标题，以及正文中的“王玄策”这个名字，还有刻碑的年代：显庆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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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碑并没有被史书记载，它蛰伏千年之后重新被发现，为王玄策其人提供了物证，也证明了历史上有一条路从唐朝首都长安出发，经过唐蕃古道，在吉隆沟进入尼泊尔和印度。这条古道在一个时期内将连接中印的陆上道路缩短一半以上，成了一条便捷的高速公路。这条路上也曾经发生过血雨腥风，战争、背叛、征服、和平、外交、朝圣，以及人类生活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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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大唐之后的玄奘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次个人冒险，竟然演变成数个强国之间的外交和政治史，并开创了一个时代。但他更想不到的是，自己竟然会成为一个情报人员。在公元19和20世纪，许多西方的旅行者虽然名义上是旅行，但实际上都起到了情报人员的作用，当他们去往中亚、西域、非洲等偏僻地区进行旅行时，回到国内写的考察笔记往往成了最高质量的情报，为政府了解世界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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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玄奘的著作《大唐西域记》终于完成了。[35]这本书被认为是一本旅行书，但事实上，它也可以起到一份情报书的作用。围绕着玄奘西行，一共有两本纪实性的名著流传了下来，一本是传记性质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又称《慈恩传》），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玄奘的行程单，而更加著名的《大唐西域记》却并不是为了写三藏法师的经历，而是写成了一本地理书，将亲历的110国和传闻的28国进行整理，将它们的山川、地理、道路、民情一一列出，由于唐代对西域和印度缺乏了解，玄奘的书籍就成了中国政府了解西方的最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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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玄奘，王玄策也写了10卷《中天竺国行记》，[36]这本书虽然已经失传了，但在唐代时，同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情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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