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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宛人立刻答应下来，派人将他送出。在大宛和吐火罗之间还有一片土地，位于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这是中亚最重要的土地，位于两条河流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历史上称为河中地区，两河中心地带还有一条扎拉夫尚河（Zeravshan），这条河周围又被称为粟特地区。此时的粟特地区居住的是伊朗种的居民，也称为粟特人。在张骞时代，这里的定居民族大都称臣于另一个游牧民族：位于更加北方的康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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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宛将张骞送到了河中地区，再由康居人将张骞送到了阿姆河北岸的月氏人居住地。张骞从北岸转到了南岸，查看了月氏人的新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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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现，吐火罗是一个富庶的地区，月氏人到达这里后，已经不再怀念位于伊犁河与楚河的故地，更是忘了河西走廊那个更早的故乡，他们也不愿意回去与匈奴作战。更重要的是，由于吐火罗与匈奴并不接壤，其中隔着粟特、大宛、康居、乌孙人，即便想联合，也已经没有进攻基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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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在经过了十年的跋涉之后，张骞的使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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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次失败的使命却又成了一个新的契机，彻底改变了中国对于世界的认知，也改变了汉帝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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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张骞的哪些发现，让中国的命运有了改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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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的西域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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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回程的时候，为了避开匈奴人，采取了另一条线路。在汉代时，从河西走廊穿越新疆到达西域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走天山北麓，从伊犁进入巴尔喀什湖流域的北道，另一条是走塔里木盆地南沿、昆仑山北麓的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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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道在现代又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是游牧民族竞逐的地方，南道却要经历一系列的绿洲，这些绿洲上居住的大都是伊朗种人，他们大都采取了定居生活。张骞出使时还不知道南道的存在，但返回时，由于已经从当地人那里了解了西域地理，于是他知道可以从大宛（费尔干纳谷地）直接进入现在的新疆喀什地区，并入南道，沿着昆仑山北麓经过于阗、且末等绿洲向东，从而避开匈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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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南道到了最后，要重新在楼兰附近并入北道，而楼兰已经被匈奴控制住了，由此就卡住了南道的咽喉。张骞到达楼兰附近时，再一次被匈奴人抓住，滞留了一年多，等到军臣单于死后，才找到机会逃回了汉朝。也正因为这一次滞留，张骞反而找到了去程中在匈奴娶的妻子，把她带回了长安。[12]这时已经是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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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程走北道，回程走南道，让张骞基本上摸清楚了西域的虚实。虽然这里还处于不断的小型变迁之中，但大的格局在整个汉代都没有出现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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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张骞了解到的汉朝以西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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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匈奴人占据了中国长城以北的地方以及河西走廊，直到新疆北部的广大地区，它仍然是汉朝最强大的对手，但汉武帝已经开始对匈奴发动了强大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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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人的西面，是另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乌孙人，他们占据了新疆西北部的伊犁河谷和中亚的楚河河谷。乌孙人原本是匈奴的附庸，在匈奴的帮助下赶走了月氏人才占据了这里，但随着乌孙的强大，它已经不再甘心充当匈奴的小兄弟，独立性越来越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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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孙的西南面，现在的费尔干纳谷地内，住着定居民族大宛，这些人会耕田，种稻子和麦子，酿造葡萄酒。大宛最重要的特产是一种被称为“汗血宝马”的马匹，据说它们的汗水是红色的。这种马在汉朝的对外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汉武帝后来为了获取宝马，还对大宛发动了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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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宛以东的山脉就是重要的分水岭，分水岭以西的河流向西流，再进入西方的沙漠或者咸海之中，以东的河流向东流，汇入新疆境内的河流，最终消失在楼兰附近的罗布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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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张骞时代还将一个神话传说发扬光大了。在历史上，黄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在很长时间内，人们搞不清黄河的发源地，于是将河水神化了。按照《山海经》里的说法，[13]黄河发源于昆仑山[14]，之后潜入地下，再从葱岭[15]以东冒出来，变成河流注入罗布泊。古人认为罗布泊是个神奇的湖，湖下有个大洞，将黄河水再次吸入地下。黄河水在地下奔腾数千里后，最后再从青海境内的积石山（即阿尼玛卿山）冒出来，变成了人们所熟知的黄河，一直流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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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考察了西域的地形之后，更加证实了这个传说。他亲自见到了罗布泊，由于罗布泊没有出水口，张骞只好相信罗布泊有个大洞，河水潜入地下。他还亲自考察了罗布泊的源头，也就是著名的塔里木河，塔里木河上游有两条重要水源，一条是发源于喀喇昆仑山中的叶尔羌河，另一条是发源于昆仑山的和田河[16]，这两条河流合并成为塔里木河，之后注入罗布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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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西域的考察，黄河水数次潜行的传说仿佛就落实了，直到北魏[18]和隋唐时期[19]，这个传说仍然有很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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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山的名字也就是在这时候从天上来到了地上。在汉代之前，人们一直传说有一个昆仑仙山，战国时期的一部小说中写到，周代的周穆王（西周第五位君主，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0世纪）曾经周游世界，到达过昆仑山，在那儿和西王母喝酒。[20]根据传说，昆仑山的另一个特征是黄河的发源地。但传说中的昆仑山到底在哪里，却并没有人知道。这一次，既然张骞确定了黄河发源地是在塔里木河的上游，汉武帝就决定把塔里木河源头（其实是塔里木河的支流和田河的上游）、在西域南部的一列高山命名为昆仑山，久而久之，昆仑山就从神话落到了实处，直到现在，人们虽然已经知道黄河并不发源于此，却仍然把这列位于西藏和新疆交界处的高山称为昆仑山。[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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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宛的西北面（乌孙的西面），是另一个叫康居的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它的风俗与大月氏相近，位置大约在现在锡尔河的北岸、咸海以东。在张骞时代，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主要是撒马尔罕地区和布哈拉地区）也是臣属于康居的。康居本身是游牧民族，但粟特地区的定居人口也从属于康居。康居对粟特地区而言算是大国，可是国力比大宛小一些，夹在了大月氏和匈奴之间，采取了两头讨好的政策，既承认匈奴，也承认大月氏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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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居的西北方，有一个国家叫奄蔡，也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奄蔡的地理位置大约在现在的咸海沿岸，在南宋时期，这里属于一个叫花剌子模的国家。奄蔡并不在张骞途经的路线上，他只是道听途说，奄蔡在后来与中国的联系也并不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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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宛、康居、乌孙、奄蔡这几个中亚国家，接着就是占据了阿姆河两岸的大月氏了。阿姆河在汉代被称为妫水。张骞时期，大月氏的主体还在阿姆河以北（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而南方是被称作大夏的吐火罗。大夏人口很多，但不善于打仗，首都在现在的巴尔赫，《史记》中称之为蓝市城。大夏人从属于大月氏，却并非同一个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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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是张骞到达的最远的地方，除此之外，他还听说了不少国家，并把它们一一记录了下来，这些记录，就构成了汉代中国人对世界认知的最远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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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改用世界坐标系，那么，张骞了解到的西方世界是一个被称为“希腊化时期”或者“后亚历山大时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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