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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想到达印度，必须等待西域或者南海道的开通，才具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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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寻找印度通路，征伐西南夷，还给现代的北京留下了一个著名的景点。公元前118年（元狩五年），汉武帝以对滇国开战需训练水军的名义，在长安开挖了一个巨大的湖，由于针对的是昆明地区的少数民族，所以湖的名字就叫“昆明池”。[36]到了清朝乾隆皇帝修建颐和园时，为了追随汉代的传统，也将这里的湖命名为“昆明湖”。于是，西南地区一个古老的名字，就和北京的皇家园林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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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通西域的目的是联合西域的大月氏抵抗匈奴，但这个使命从他到达阿姆河流域，见到这个乐不思蜀的民族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失败。幸运的是，他出使发现的一系列新的国家和民族打开了汉朝的视野，从此之后，这个刚刚步入统一的集权大国，就从封闭的东亚国家变成了国际事务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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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就产生了关于不同文明接触的一个永恒的命题，或者说一个悖论：人们总是乐于相信两个文明最初的接触是充满好奇心而又友好的，然而历史上更多的例子却表明，不同文明的接触总是伴随着暴力和征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西方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暴力，葡萄牙人发现印度航道之后，在第一次航行中就充满了血腥和强迫，而西班牙人对于墨西哥和秘鲁印第安人的征服更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文明接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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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史中，亚历山大大帝对东方的征服也是充满了杀戮。如果说，他对波斯的进攻还是为了给希腊报仇，那么征服波斯之后继续向东进攻中亚和印度（这些地区和西方无冤无仇），就只能说是一种征服欲和野心的膨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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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接触经常以悲剧告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人类社会中，那些最有好奇心的人，往往也是最有功利心和征服欲的人，即便双方在最初接触时带着好感和好奇，但征服欲本身很快就会将双方的不同习俗演变成摩擦乃至战争。只有在战争之后，人们才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实力，判断到底能够获得多少利益：如果双方势均力敌，就有可能达到新的均势，如果有一方过于强大，就必然以征服为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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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骞发现西域时，西汉政权也恰好处于最具有野心的皇帝统治之下。西汉建国时期的战争早已远去，社会经过了长期的和平，恢复了繁荣富强，此时的皇帝不满足于当一个守成的统治者，渴望建立自己的丰功伟绩。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域的发现就给了汉武帝一个新方向，在他的主导下，这个后来被定义为丝绸之路的地区进入了战争频发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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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大历史：当古代中国遭遇世界 第二章 征服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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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西域的三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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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1年（后元三年），西汉的汉景帝去世，他16岁的儿子刘彻登基，是为汉武帝。此时，距离西汉建立已经60多年，国家经济发达、人民富足，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没有经历王朝早期困苦的皇帝。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既没有汉高祖的开国功业，也没有汉文帝和汉景帝开创盛世的不世之功。在历代王朝发展史上，一旦到了这个阶段，就会出现一个对外扩张型或者消耗型的皇帝，他既不知道战争对社会和家庭的破坏，也不知道人们吃不上饭的滋味，他将社会的繁荣视为理所当然，希望借助这种繁荣建立属于自己的功绩，而对外扩张就是最好的方向。此前中国一直是一个内敛的国家，对外扩张的时期并不多，它们大都集中在王朝的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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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对外扩张除了前面提到的对南越、闽越和西南夷用兵，在北方最大的敌人是匈奴，西汉与匈奴由此进行了长期的缠斗。而张骞发现的西域恰好在此时进入了汉武帝的视野，加大了汉武帝的扩张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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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本人也是一个扩张主义者。从西域回来后，他首先参加了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此时，汉匈战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公元前123年（元朔六年），大将军卫青率领六位将军，从山西定襄出发，北进数百里，斩杀数千人。[37]在这次战争中，由于张骞熟悉道路和水源，参加了军事行动，成了引路人。回军后他被封为博望侯。但第二年，张骞跟随李广出战，由于不能按时抵达，导致李广失利，张骞的侯爵身份也被免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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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失势的几年中，汉匈战争继续进行，形势变得对汉朝越来越有利。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击匈奴，连续两次获得大捷，逼迫匈奴撤到漠北地区。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投降了汉朝，导致匈奴撤出了河西走廊直到罗布泊一带，使这里短暂成为汉匈之间的权力空白区，然后逐渐被汉朝所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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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的重要性非常显著，之前匈奴占据河西走廊，就将汉朝和西域之间的联系阻断了，随着汉朝控制河西走廊，中国就拥有了一条通往西域的道路。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立了武威、酒泉、张掖和敦煌四个郡，这就是著名的“河西四郡”，之后的两千年里，中国对于河西走廊的控制都以这四座城市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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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失去了侯爵身份的张骞再次出现在汉武帝面前，向后者建议，以河西走廊为基础，进一步征服西域地区。西汉王朝对西域的政策由此确立。那么，张骞向汉武帝提出的具体策略又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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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西汉王朝最早的西域策略是：在与匈奴作战时期，联合弱小的西域国家，反对匈奴；但当匈奴被击败，暂时撤退后，西汉王朝就从这些弱小西域国家的朋友变成了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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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国家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与汉朝离得最近，位于现代新疆地区的绿洲小国，这些国家的大小依赖于它们所处的绿洲的大小，最小的只有200多人，最大的也只有数万人；另一种是更加遥远的定居大国，由于过于遥远，汉朝很难和他们经常进行实质性的交往，这类国家以安息、大夏等为代表；还有一种是比较远的游牧大国，却由于他们的游牧属性，可能与汉朝发生更多的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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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三种国家，张骞以及他的后来人采用了不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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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新疆地区的绿洲小国，这些国家只相当于城市国家，地域面积小，抵御入侵的风险能力弱，同时又靠近汉朝，是需要通过武力控制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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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大宛、大夏和安息这三个距离遥远的定居国家，它们地域广大，人口众多，采取了农耕模式，物产丰富，且许多东西都是汉朝所没有的。但张骞认为，这些国家还有另一个特点：兵力弱，又贪财。[39]汉朝应该采取措施，让它们从表面上依附于汉朝，并向汉朝进贡一些“奇技淫巧”，以满足皇帝的欲望。[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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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大月氏和康居、乌孙这样的游牧强国，出于对抗匈奴人的需要，应当采取赠予财物甚至联姻的方法，控制他们为汉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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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汉武帝确立了战略之后，张骞又进行了一次西域的出使活动，这次他的身份是中郎将，时间在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到前116年（元鼎元年）之间。[41]这一次，他率领三百人出使游牧民族的乌孙，希望与之联合抗击匈奴。乌孙曾经是匈奴的盟友，但张骞第二次出使时，乌孙人已经有了与匈奴分庭抗礼的趋势。而匈奴的浑邪王投降汉朝之后，位于河西走廊以西、新疆北部的土地空旷无人，张骞希望把乌孙人吸引到这里居住，与汉朝一起挤压匈奴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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