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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78年（建初三年），班超不仅稳定了当地，还以疏勒为基地，和西方的康居取得了联系。这一年，他联合疏勒、于阗、拘弥，加上从康居借的兵共1万人，攻占了姑墨的石城，斩首700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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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住局面后，班超上书汉章帝，请求朝廷派救兵。此刻，汉朝宫廷内最初的慌乱已经过去，班超的功绩已为人所知，有一位叫徐幹的人由于和班超志向相同，请兵千人前来助阵。公元80年（建初五年），他赶到了战场。公元84年（建初九年），汉章帝又派了一个叫和恭的人率领800人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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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幹与和恭的帮助下，班超不断地合纵连横，粉碎了莎车的反叛，到了大约公元86年（元和三年），已经打通了南道，甚至可以直通康居、大月氏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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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7年（元和四年），龟兹王率领温宿、姑墨、尉头士兵5万人，与班超和于阗士兵2.5万人对垒于莎车。班超假装撤退，偷偷释放龟兹的被捕人员，让他们把错误的消息传回。龟兹于是决定伏击，位于莎车的本寨却空虚了。班超乘机进攻莎车，杀死了5000人，这场战斗迫使莎车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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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0年（永元二年），远在西域的贵霜王朝副王谢带领7万人进攻班超，被班超击退，从此贵霜不敢小觑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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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班超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与此同时，东汉朝廷上的和战势力也再次出现逆转：公元88年（章和二年），汉章帝去世，继位的汉和帝在窦宪的主持下重新对西域采取了进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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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宪的行动从对北匈奴发动战争开始。公元89年（永元元年），窦宪率兵越过内蒙古与蒙古国之间的大戈壁，直捣蒙古国境内的北匈奴，歼敌1.3万。这次战役中最著名的事件，是窦宪请班超的哥哥班固写了一篇铭文《封燕然山铭》，刻在了一个叫燕然山的小山上。公元2017年，人们在蒙古国境内杭爱山的一个余脉上发现了这篇铭文，也由此确定了历史上的燕然山所在。[90]此前人们长期争论燕然山到底在什么地方，是否已经进入了现在的蒙古国境内。有人将它定位在蒙古国北部的肯特山（也是成吉思汗起家的地方），有人认为它是蒙古国中部的杭爱山，还有人认为应该在内蒙古境内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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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发现的《封燕然山铭》实际的位置的确已经进入了蒙古国，却并没有深入蒙古国北部和中部，而是在蒙古国偏南的地方，这里接近于南面的戈壁，充满了沙地，小山虽然属于杭爱山的余脉，但事实上距离杭爱山主体已经很远，只是杭爱山东南方沙漠中凸起的小山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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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然山就是汉代军队所能到达的最北端，表明中国在两汉时期，对北方的涉足依然是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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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窦宪再次出击，大败北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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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对匈奴的连续胜利，再次将匈奴赶出了伊吾一带，将哈密盆地控制在了手中，位于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国也投靠了东汉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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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轮到班固最顽固的对手龟兹了，很快，它也根据利害关系做出了选择。公元91年（永元三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宿敌纷纷投降了汉朝。到这时，就只剩下焉耆、危须、尉犁三国没有投降，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杀害了前任西域都护陈睦，不相信能够得到宽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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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一年，汉和帝重新设立了西域都护，其中班超担任西域都护，驻扎在龟兹国的它乾城[91]，徐幹为长史，驻扎在疏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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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4年（永元六年），班超决定解决焉耆问题，发动了龟兹、鄯善等八国的七万人出兵三国，将三国平定。到这时，位于今天新疆地区的所有西域国家都已经内属，在新疆地区以外的国家虽然鞭长莫及，却都向汉朝纳贡。第二年，汉和帝封班超为定远侯，班超的功绩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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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超给中国留下的最后一项遗产，是于公元97年（永元九年）派遣一个叫甘英的使者出使遥远的西方。甘英出发后，经过安息、条支（今叙利亚），到达了地中海岸边，[92]在海岸的另一边就是著名的罗马帝国，恰好也处于鼎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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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对他说，在地中海内行船，即便是顺风，也需要三个月才能到达罗马本土，如果不顺利，则可能需要两年，所以必须携带三年的干粮才算保险。甘英听后放弃了继续西行，止步于条支。但即便如此，在很长时间内，他一直保持着“中国西行第一人”的头衔，直到唐朝时期才有人超过了他，到达了更西的地方。[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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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2年（永元十四年），年迈的班超终于回到了长安，不久就去世了。他给东汉留下的是一个庞大的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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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的西域是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不计成本的财政开支堆砌起来的，东汉的西域政策却是精打细算，最初只动用了数百人，后来多不过两千人，就控制了庞大的西域，从这个层面看，东汉的西域政策更加理智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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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班超时期也已经是东汉西域最辉煌的时代。班超死后三年，汉和帝去世，他刚满百日的儿子当了不到一年的皇帝就夭折了。汉安帝继位后，由于继承班超担任西域都护的任尚、段禧等人不得人心，维持成本越来越高，于是汉安帝选择放弃了进取的西域政策，再次撤销了西域都护。东汉又丢失了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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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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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对于西域的政策一直是摇摆不定的。在历史上称为“三通三绝”。从汉光武帝时期休养生息、不开西域，到汉明帝后期第一次短暂开通之后断绝，只剩下班超一个使团在苦苦支撑，这是第一通和第一绝。汉和帝时，在班超、窦宪等人鼓舞下再开西域，到汉和帝去世后撤出西域，这是第二通和第二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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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断绝还有另一个因素。可以说，东汉对西域政策的不稳定，还和国内羌人问题有关。在西汉时主要的对手是匈奴人，但在东汉中后期，羌人成了王朝的心腹大患。由于与羌人频繁作战，东汉的国库消耗很大，不可能同时应付多场战争。[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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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乱最早是一支叫烧当羌的部族发动的叛乱。烧当羌在汉明帝时期就和汉地发生了战争，而战争的高潮是在汉章帝时期，直到汉和帝时才得到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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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当羌之乱”结束后，接下来是先零羌的作乱。“先零羌之乱”直接和出征西域有关，公元107年（永初元年），正是由于征发羌人前往西域，引发了羌乱。为了对付羌人之乱，西域的官员当年就被召回，西域正式进入了第二次断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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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3年（延光二年），当羌乱暂时处于低潮时，敦煌太守张珰上书，请求重新启动西域战略，认为要防御匈奴，必须以动态防守代替静态防守，汉安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第三次开启了西域的门户。这时，就轮到班勇出场了。[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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