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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阳，甚至还有西域胡人建立的寺庙（如慕义里的菩提寺），城西的永明寺中，有来自上百个国家的外国僧人三千余人。连外国人供奉的白象和狮子都有专门的饲养场所。这个白象是公元509年（永平二年）乾陀罗王（即犍陀罗王）所贡献的，[152]而狮子来自公元525年（正光六年）嚈哒王的贡献。[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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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魏时期，首都中有大量的海外来客。由于北魏只控制了北方，长江地区的南朝被他们称为“岛夷”[154]，南朝来的人在北魏首都也被认为是外国人，这更增加了首都外国人的总人口。为了表明北魏是天下的中心，政府在首都洛阳城内也设了专门容纳外国人的区域，这些地方被称为“四夷馆”和“四夷里”。“四夷馆”分别叫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夷里”分别叫归正、归德、慕化、慕义。[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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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南朝的人如果投奔了北魏，他首先会被安排在首都的金陵馆内居住，三年后，北魏皇帝会在归正里赐一块地作为田宅，让他成为永久性居民，久而久之，归正里也被称为“吴人坊”，居住了三千多家南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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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北方夷人来归，就首先在燕然馆给他安排居住，三年后在归德里赐以田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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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来归，首先在扶桑馆居住，三年后赐宅慕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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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夷来归，首先住崦嵫馆，之后赐宅慕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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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北魏实行土地公有制，皇帝在分配土地时掌握了主动权，可以通过给外国人分配田地的做法吸引他们留下。于是四个外国人的里坊一共有一万多家归化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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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给外国人分配田宅也并非一种特别的照顾，北魏对儒教提倡的“耕者有其田”非常在意，加之北方战乱导致土地空置，政府一直是主动给农民分配土地，只是要求他们死后必须把土地交回给国家，以便分配给其他人。这种做法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但对国家的稳定也是有帮助的。[156]当然，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分出的土地是很难按照规划在农民死后回收的。但在将无主的土地分完之前，北魏就灭亡了，将问题留给了下一个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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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寺庙中，规模最大，最能表现人类傲慢的是永宁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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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寺为公元516年（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的御道西。周围都是衙门、学府和高官显贵的府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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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寺最特别的是寺中一个巨大的木塔，这座塔有9层，高90丈，上面的金顶又有10丈，一共100丈高，也就是将近300米。[157]这样的说法有些夸大，但即便按照今天人们对遗址的估算，也认为木塔可能达到了147米。这个高度恰好和埃及最高的大金字塔的原高吻合。金字塔是石头堆砌成的，坡度也相对较小，而永宁寺木塔却是用木头搭建的，坡度也更陡峭，可见难度之大。[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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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塔在距离京师百里之外就可以看到。刹上有金宝瓶，容25斛。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共11层，金盘的周围都垂着金铎。在塔的四角还有4道铁锁垂下，锁上也有金铎。金铎的大小就像是一个石瓮子。永宁寺塔一共有9级，每一级的每一个角也都有金铎垂下，这样加起来，上下就有130个金铎。塔的每一层都有4个面，每一面设有3个门6扇窗，都用朱漆涂过。每一扇门上也都有5行金铃，一共有5400枚金铃。门上还有金环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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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夜间风高之时，宝铎和鸣，铿锵之声，十余里外都可以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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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木塔修建完毕，明帝和太后一块儿登塔，从塔上向下面的宫内张望，发现皇帝的宫殿就如同在手掌中心，一个京城也好像只有一个庭院大小。由于能够看到宫中的一切，皇帝禁止普通人登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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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寺塔如此登峰造极，但好景不长，到了公元534年（永熙三年）二月，木塔终于被大火烧毁。当时，孝武帝登上宫内的凌云台，望着大火，派遣了千人救火，人们无不悲痛惋惜，含着眼泪奔赴火场。火从第八级开始，在清晨出现，当时还有雷雨，夹杂着霰雪，百姓道俗们纷纷前来观看，悲哀之声振动京师，甚至有三个僧人赴火而死，但仍然无法将火势控制。大火整整烧了三个月都不熄灭，随着塔基钻入地中的火经过一年仍然有烟气。永宁寺塔只存在了18年，就被焚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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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巨大的永宁寺自然更不走运。由于寺庙的地理坐标太明显，自从寺庙建好之后，就没有脱离兵灾，那些进攻洛阳的大小军阀都喜欢在这里驻军。公元530年（永安三年），叛乱者尔朱兆甚至把孝庄帝囚禁在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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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魏末期的内乱，到了公元534年（永熙三年）七月，孝武帝为躲避权臣高欢进攻而逃离洛阳，前往长安。十月，孝静帝继位，迁都于邺城。北魏洛阳就迅速地衰落了下去，变成了一片瓦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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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47年（武定五年），《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因公回到洛阳，发现“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160]。汉魏洛阳城在北魏的战乱之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隋唐时期统治者在它的西面、原来的东周王城附近再建了新城，将汉魏时期的洛阳抛弃了。洛阳内外千余座寺庙都成了废墟，数十万僧众作鸟兽散，去了那些距离权力更近的地方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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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佛教呈现巨大繁荣时，在南朝，佛教的地位也并不比北朝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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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晋开始，从皇帝到王公，都逐渐变成了佛教徒。比如，东晋的明帝、哀帝、简文帝、孝武帝、恭帝[161]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佛教徒，晋恭帝就曾经为了铸造巨大的金佛像投入了巨资，并亲自到寺庙去迎接。[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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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皇帝中最虔诚的佛教徒是梁武帝萧衍。[163]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南方成就了一个文化艺术的高峰。梁武帝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164]选编了著名的文学作品集《文选》，而萧衍本人在学问上也造诣颇丰。最初，他编撰了《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儒学书籍，又主持编撰过一个巨大的史书工程——600卷的《通史》。后来皈依佛教后也造诣深厚，写过《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佛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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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衍的统治从公元502年持续到公元549年。在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他的疆土如同一片歌舞升平之地，不仅让南朝的人们保持了优越感，也让北朝的人们羡慕不已。就连东魏的掌权人高欢也曾经说：江东有一个老头儿萧衍，专事衣冠礼乐，北方中原的士大夫认为那儿才是正统。[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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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极为虔诚的佛教徒，在促进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发展的同时，却放弃了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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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04年（天监三年）[166]，梁武帝下了一道诏书，将佛教定为唯一的“正道”，而将老子代表的道教，周公、孔子代表的儒教都斥为“邪道”。他宣称，人间的“道”有96种之多，但是，只有佛教才是“正确”的，而道教和儒教都属于其他95种“歪门邪道”，并敦促王公百官们从“邪道”返回“正道”。[167]这封诏书的出现，确定了南朝佛教的国教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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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下诏书，他还曾经数次将自己“卖”到寺庙里。这里所谓“卖”，就是“舍身”。[168]佛教用语中，“舍身”指的是舍去肉体。根据佛教经文记载，释迦牟尼佛在他的前世中，有一世叫萨埵王子，他曾经为了养活遇到的几只老虎，将自己的身体贡献出去给老虎吃了。之后，佛教徒们将“舍身”用在了更广泛的意义上，比如，将自己送入寺院修行也称为“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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