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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魏末期的内乱，到了公元534年（永熙三年）七月，孝武帝为躲避权臣高欢进攻而逃离洛阳，前往长安。十月，孝静帝继位，迁都于邺城。北魏洛阳就迅速地衰落了下去，变成了一片瓦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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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47年（武定五年），《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因公回到洛阳，发现“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160]。汉魏洛阳城在北魏的战乱之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隋唐时期统治者在它的西面、原来的东周王城附近再建了新城，将汉魏时期的洛阳抛弃了。洛阳内外千余座寺庙都成了废墟，数十万僧众作鸟兽散，去了那些距离权力更近的地方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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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佛教呈现巨大繁荣时，在南朝，佛教的地位也并不比北朝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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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晋开始，从皇帝到王公，都逐渐变成了佛教徒。比如，东晋的明帝、哀帝、简文帝、孝武帝、恭帝[161]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佛教徒，晋恭帝就曾经为了铸造巨大的金佛像投入了巨资，并亲自到寺庙去迎接。[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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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皇帝中最虔诚的佛教徒是梁武帝萧衍。[163]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南方成就了一个文化艺术的高峰。梁武帝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164]选编了著名的文学作品集《文选》，而萧衍本人在学问上也造诣颇丰。最初，他编撰了《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儒学书籍，又主持编撰过一个巨大的史书工程——600卷的《通史》。后来皈依佛教后也造诣深厚，写过《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佛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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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衍的统治从公元502年持续到公元549年。在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他的疆土如同一片歌舞升平之地，不仅让南朝的人们保持了优越感，也让北朝的人们羡慕不已。就连东魏的掌权人高欢也曾经说：江东有一个老头儿萧衍，专事衣冠礼乐，北方中原的士大夫认为那儿才是正统。[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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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极为虔诚的佛教徒，在促进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发展的同时，却放弃了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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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04年（天监三年）[166]，梁武帝下了一道诏书，将佛教定为唯一的“正道”，而将老子代表的道教，周公、孔子代表的儒教都斥为“邪道”。他宣称，人间的“道”有96种之多，但是，只有佛教才是“正确”的，而道教和儒教都属于其他95种“歪门邪道”，并敦促王公百官们从“邪道”返回“正道”。[167]这封诏书的出现，确定了南朝佛教的国教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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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下诏书，他还曾经数次将自己“卖”到寺庙里。这里所谓“卖”，就是“舍身”。[168]佛教用语中，“舍身”指的是舍去肉体。根据佛教经文记载，释迦牟尼佛在他的前世中，有一世叫萨埵王子，他曾经为了养活遇到的几只老虎，将自己的身体贡献出去给老虎吃了。之后，佛教徒们将“舍身”用在了更广泛的意义上，比如，将自己送入寺院修行也称为“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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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27年（大通元年），梁武帝在皇宫旁边建造了一座皇家寺庙——同泰寺，又在同泰寺方向的宫墙上开了一个门，叫大通门，便于皇帝进出。这个寺庙就是他“舍身”的主要场所。同年，梁武帝进入寺庙“舍身”。他剃掉了头发，穿上了僧袍，像和尚一样吃斋念佛。这次“舍身”持续了三天，随后他返回皇宫，改元大通，并大赦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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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的九月份，梁武帝在同泰寺举行了一次“四部无遮大会”，所谓“四部”，指的是僧、尼、善男、信女这几类人。这次无遮大会上，梁武帝再次“舍身”，他穿上僧袍，住在僧舍里，使用素床瓦器，乘坐小车，取消了宫廷卫士，还亲自向四部大众讲解《涅槃经》。由于梁武帝老是不回宫里，群臣着急了，只好与和尚们协商，由群臣凑了一亿钱为梁武帝赎身。和尚们默许之后，群臣来到了同泰寺东门上表，请梁武帝回宫，梁武帝又推辞了三次，他声称自己不是皇帝，而是出家人，在回答群臣的书信中还谦卑地写着“顿首”（这是人们给皇帝上书才用的词），之后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了。[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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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一直拖到了十月份，为了庆祝梁武帝还宫，又举行了一次无遮大会，邀请了五万僧人和普通信众参加。大会结束后，梁武帝脱掉了僧袍，登上了御车回宫。梁武帝回宫后，又进行了一次改元，改为中大通，并大赦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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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46年（大同十二年）三月，梁武帝再次来到了同泰寺。他先是讲解了《金字三慧经》，随后又开始“舍身”。一个月后，皇太子出钱将他赎了出来，出来之前又是法会，出来后又是大赦天下并改元中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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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梁武帝回宫的当晚，同泰寺就发生了火灾。为了驱除晦气，第二年，梁武帝再次进入修缮好的同泰寺，照例又举办了无遮大会。梁武帝住在五明殿，穿着僧衣，睡素木床，用葛帐、土瓦器，私人执役。随后，皇帝在光严殿讲授《金字三慧经》。讲授完毕，皇帝正式“舍身入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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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群臣再次出钱一亿将梁武帝赎了出来，又是三请三辞的旧规矩。回到皇宫后，梁武帝如同新即位一样举行了典礼，并宣布改元太清，大赦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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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次舍身到寺庙，花费了大量钱财，整个帝国的官僚机构几乎陷入瘫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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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武帝的带动下，南朝的佛教极其兴盛，除了大量的寺庙建筑，梁武帝对佛教的礼遇吸引了许多外国高僧从东南亚海道前来，而僧人们的到访也让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大打折扣。由于接待僧人们花费不小，寺庙也积攒了大量财富，使得南朝在繁荣之下已经危机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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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的做法在他的晚年终于遭到了报复。就在他最后一次“舍身”两年后，发生了著名的“侯景之乱”[170]。由于在几十年的歌舞升平中荒废了军备，皇家军队根本不是野心家侯景的对手，梁武帝被围困在建康。建康城投降了侯景，86岁的梁武帝被饿死在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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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去世后，“侯景之乱”虽然被镇压，但梁朝的盛世再也没有回来。梁武帝当年建立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再也没有恢复到当年的繁华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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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云、惠生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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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法显等僧人历尽千辛万苦前往天竺，在北魏的洛阳城也有一位旅行家被人们传颂，他就是前往北天竺（今巴基斯坦）的宋云。[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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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18年（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北魏胡太后派遣崇立寺的僧人惠生向西域取经，同行的就是著名的宋云。惠生一共取经170部，都是大乘佛经。[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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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经过前秦崩溃的混乱之后，北魏又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通往西域之路又通畅了起来，大量的西域使节重新活跃，前来北魏朝见。[173]这也促使中国的僧人和朝圣客再次前往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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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云的路线又和当年法显的稍有不同。最初，两人从京师[174]出发后，都是先到了青海西宁一带，这一点宋云和法显是一样的。但之后法显是北上去往张掖，而宋云和惠生却选择西行。这源于当时另一条西域路线的打通。以前，去往楼兰一带只能先走甘肃河西走廊，到达敦煌时再西行到楼兰。但北魏时出现了一条直接从青海经过青海湖、柴达木盆地，翻越阿尔金山后进入楼兰盆地的新道，这条道之所以出现，和南朝的发展有关。[175]南朝由于地处南方，一般只能通过海道与外界相连，但为了与中国西北方交流，南朝君臣逐渐探索出一条经过四川西北方，进入现代的甘肃南部山区，再沿着青藏高原东部的边缘地带，进入青海湖盆地的道路，再从青海湖盆地经过柴达木盆地进入新疆地区。这条路的开通，使得中国找到了一条绕开河西走廊直达新疆的快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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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云等人西去就是采用了这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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