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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去往西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学习管理。唐代随着僧人在国内的增多，如何管理也成了新的问题。这种管理分成两种，一种是国家如何管理僧众，另一种是寺庙如何管理自己的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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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由于僧人是不纳税的，政府为了控制不纳税的人数而实行度牒制，也就是僧道们有许可证才是合法的僧道，否则就是野僧野道，带有非法的性质，政府在一定时间会容忍野僧野道的存在，可一旦缺钱，首先对付的就是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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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时，全国的道观一共有1687所，但其实人数并不多，拥有合法身份的道士只有776人，女官有988人。与之相比，佛教的规模却要庞大得多。其中寺庙有5358所，僧人有75524人，比丘尼有50576人。为了管理这些僧道，政府在两京设了一个御史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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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道的身份每三年在各州、县登记一次，登记完后一式三份，一份留县，一份留州，另一份收藏到中央备案。在中央备案的文书，佛教的放在一个叫祠部的机构，而道教的再分成两份，一份在宗正，一份在司封。[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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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宏观管理之外，每一个寺庙对僧人的微观管理也很重要，这是义净想要学习的方面，他去往印度，在印度学习了11年，归来到东南亚的室利佛逝停留下来，写了一本关于佛教管理的书，介绍了印度和南海地区[251]佛教仪轨40条。[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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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义净时期，去往印度的僧人已经非常多，于是他对这些僧人的事迹进行了收集和整理，记载了有名与无名的僧人超过了80人，正是这本书使得我们现在也能知道，当年大唐僧人的印度旅行有多么繁荣。[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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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唐朝僧人旅行，就和现代的“背包客”一样，在路上络绎不绝，成了一道风景。现代“背包客”之所以能够成行，是因为花费少、行动快，而在唐代，要想做这种长途旅行，非僧人莫属，因为他们可以在一路上通过化缘和结交权贵来支撑，这是普通人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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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大唐的僧人，就连周边的新罗、高丽和交州，也有不少人前往西域，使得唐代成了国际旅行最发达的时代之一。僧人们之所以乐于旅行，除信仰之外，还受到了当时社会甚至官府的鼓励。虽然玄奘最初是偷跑出去的，但回来后受到了唐太宗的礼遇，给僧人们指出了一条通往荣耀的道路。义净回来后也受到了武则天的重视，到洛阳城外亲自迎接，恩宠有加。这些榜样的作用都让僧人们更加憧憬远方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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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统治者们之所以厚待这些僧人，除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偏向于佛教，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原因——僧人能帮他们搜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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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大唐早期的西域求法高僧[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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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即阇兰陀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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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即摩诃菩提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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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又名羯湿弥啰国、迦湿弥罗国、罽宾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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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即尼婆罗，今尼泊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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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即吐谷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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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犍陀罗。——编者注